从蒋介石日记解读1937年12月的南京形势
家近亮子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史 【专 题 号】K4
【复印期号】2009年09期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南京)2009年2期第109～114页
【英文标题】Interpreting the Situation of Nanjing in Dec. 1937 from the The Dairy of Chiang Kai-shek
【作者简介】家近亮子，日本敬爱大学国际学部教授。 【内容提要】 “1937年12月12日，蒋介石为何在日军完全包围了南京的情况下，向南京
卫戍部队的唐生智军发出了撤退命令？”这是笔者长年来的疑问。《蒋介石
日记》是解开这一疑问必不可少的史料。笔者从《日记》中了解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充满了不信任感和戒备心理，那时他还在持续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性。蒋介石在《日记》中首次提及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惨状是在日中“和谈”中断后的1938年1月22日，在那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
【关 键 词】蒋介石/蒋介石日记/南京撤退命令/中日和谈/南京大屠杀
一、1937年12月以前的国内外形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曾向欧美诸国呼吁，将继续奉行北京政府的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改正不平等条约，为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努力。蒋介石特别把争取美国的援助作为外交的最大目标。关于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所以，国民政府积极遵守以美国为中心签订的《九国公约》①《非战公约》②以及《国际联盟盟约》，并将这些国际规章作为外交依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与日本的纠纷交涉也委托给国际联盟裁决的原因就是从优先考虑国际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的角度上出发的。③
蒋介石的这些国际交涉活动是委托北京政府时期的国际联盟专家顾维钧来推行的。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的就职纪念会上演讲，强调“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再次提出了他的“外交交涉比行使武力更能发挥效果”的一贯主张。④ 因此，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将日中战争是在蒋介石的这种外交战略和后述的美国《中立法》⑤ 框架下展开的观点作为基本认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为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不得不行使武力抵抗，但他也不得不考虑到当年5月美国将《中立法》的解释扩大的问题。根据新的解释，如果中国开始抗日战争，则不能从美国得到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等援助。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其严酷的。蒋介石在国际立场与国内立场的夹缝中摇摆。在这种形势下，向苏联请求援助对国民政府来说具有现实性意义。蒋介石为了牵制日本，在没能消除对苏联的戒备心的情况下，于8月21日决心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⑥。也可以说苏联介入日中战争是从此时开始的。
在中苏关系急速发展的时候，8月2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 Cordell）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了美国的立场，呼吁日中双方停战。⑦ 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8月24日在华盛顿召
开记者招待会，表达“中国一定会遵守美国的和平原则”的基本姿态，同时也提出美国的《中立法》有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危险性，希望在适用时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⑧ 此后，国民政府于8月30日和9月10日向国际联盟提交了声明书，向世界呼吁其“苦衷”并表明如下两点：中国“维护和平的方针”不变；中国的抵抗是“不得不进行自卫”。国际联盟将此声明书向全体会员国转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开始讨论日中冲突问题。⑨ 与此同时，日本对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的空袭日趋激烈⑩，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国内的抗日热情也日益高涨。英美却始终坚持劝告日中双方停战维持和平的姿态。蒋介石所以在上海和南京保卫战中表现出作战不那么彻底，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顾虑英美这种姿态的“苦衷”。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呼吁对日本进行国际制裁的必要性，强调这与国际和平密切相关。
蒋介石特别对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开幕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寄予了较大的希望。(11) 日本虽然没参加该会议，却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日本分析中国参加会议的立场，认为中国分为“通过英美两国进行调停的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和“以安全保障的名义主张依靠苏联来牵制日本的亲苏派”(12)，如果中国过于向苏联倾斜，“则会失去英美的同情”。(13) 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共产党派的“跋扈”，感到“内忧日增”，戒备心增强。(14) 在蒋介石看来，如不能得到英美的协助情况下对日本开始全面抗战，必将导致共产党及苏联的影响力增大，他无论如何都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但是，与蒋介石的愿望相违，《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11月15日发表的《宣言》中虽谴责了日本不参加会议的行为，但同时又介绍了日本政府断言“中国之行动与态度实违反九国公约”等情况，表现出“中立”立场，指出日中两国的“武装冲突”的“继续进行”，给参加会议国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劝告双方“立刻停战”。(15) 对此，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会议的顾维钧于11月23日发表演说，表示强烈的不满与愤怒。(16) 他用强烈的语气对日本之侵略行动再度提出抗议，同时要求各国“物资上援助中国，并停止用军火与金钱接济日本”。(17) 然而，该会议在11月24日还是发表了英美法三国起草的《第二次宣言》，强调了一贯主张的从“商务财政上互沾利泽之目的”的角度上贯彻裁军和“非武力”原则的必要性，并宣布“会议无期限休会”。(18)
也就是说，参加会议的国家只是站在保护本国在中国继续从事经济活动与利益的观点出发的“公平立场”试图结束日中间的武装冲突，并未按中国的希望提出对日本进行国际制裁的方针。共产党形容此会仅以“一哄而散”的方式结束。(19) 日本对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甚至对某个与会者的“对会议中各国的‘共同态度’等的讨论表示遗憾”的言论进行了介绍，对不会因为“支那事变”执行国际制裁的结果认为是理所当然的。(20) 日军进攻南京，就是在中方对日实施国际制裁的可能性逐渐不抱希望，各国又纷纷劝告和平与停战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7年10月29日，国防最高会议中决定将首都暂时迁到重庆，这一措施可以说是蒋介石为了实施“持久战论”进行的战略调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将迁都重庆的消息。在当天公布的《国民政府迁都宣言》中提出，这场战争将是“持久战”，为了继续抗战，“国际之同情”和“民众的团结”是非常必要的。(21) 对蒋介石来说，“持久战论”虽然是其一贯的主张，但“持久战”也蕴含着有要为获得国际上，特别是英美的援助而斗争的意思。
蒋介石在九国公约会议决定无期限延期后闭幕的当天（11月24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担任防卫的总指挥。(22) 28日唐生智向外国公使馆、教会、媒体等表达了“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23) 另外，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强调，“保卫南京是目前政府
和人民不可逃避的责任”，提出“武装民众”的“最高度的发扬民众抗战的热情”的必要性。(24)
二、蒋介石“离京”经过
虽然国民政府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但是蒋介石仍然留在南京。12月1日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对今后的十年充满不确定感。日记中并记下当日视察南京城内，见到四处荒凉，发出了“离京”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的感慨，同时还写下了今后南京会受到“敌人”怎样的打击也不得而知的隐忧。(25)
蒋介石还在寻求与日本之间“和平”的可能性。12月2日，他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 Osker），听取了他的“对日媾和意见”，提出了谈判条件，并协商了关于南京“中立”的问题。(26) 这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记道，最应该注意的是共产党与苏联的态度，“联苏”的目的是“为威胁倭寇”，如果日本有觉悟，对中国还是有利。(27) 这里的“觉悟”，指日本对苏开战的意思。即蒋介石希望通过接近苏联来刺激日本，使其对苏宣战。这种“日苏开战论”，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
《日记》中如实地记录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厌恶感。“联苏容共”政策明显是妥协的产物，而非蒋介石的本意。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苏联的憎恶与厌恶感与日俱增。(28)他曾向斯大林提出派兵援华的请求，但是斯大林却复电“拒绝出兵”。(29) 这无疑更增加了他对苏联的不信任感。
12月6日汪精卫与陶德曼举行会谈，请求其“调停对日和谈”，但未达成协议。当天，蒋介石分析日军攻击南京的方式与中方保卫南京的可能性：一、敌军用奇袭与包抄战术；二、士气不振；三、兵力薄弱。他于下午作出离京赴赣的决定。(30)
7日早4时，起床的蒋介石在向神祈祷之后，5时从南京起飞，在南昌机场着陆，再向庐山出发。这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将陷入“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之状况的“伤心”之情记录了下来，同时也希望可以在庐山清洁的空气和寂静之中静思时局。(31)
由前可知，蒋介石决定退出南京的背景，是不能按照预想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与日本的“和平调停”交涉不顺利，而日军的进攻则迫在眉睫。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他可以说是在南京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关头。蒋介石对在日军重围之下的中国军队能否保卫南京信赖程度非常低，对自己离开后可能会发生的惨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预想的。《日记》中也流露出蒋对不得不放弃南京民众，而使他们成为“弃民”的苦恼。 三、验证“撤退南京命令”
12月8日，日本的报纸对蒋介石“离京”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评论其为“逃离首都”(32)，有些报道中还涉及到蒋介石下野的可能性(33)，甚至还根据错误情报推断9日蒋介石将宣布下野，何应钦将接替其职位。(34) 此处不得不作为问题提出的是，日本的报纸在中国迁都后仍然一直将南京作为“首都”进行报道。日本政府了解国民政府迁都的情况，报纸对此也进行了报道，但报道篇幅不大，表现出对此事不重视的姿态。(35) 对日本来说，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攻占南京也正是因为其作为“首都”的意义。这可以日本国内从12月10日开始的攻陷南京后的“祝贺灯笼大游行”的报道中可以看出(36)，日本国民和新闻界同参加南京战役的士兵们一样，皆大欢喜。
蒋介石“离京”后的12月9日，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发表了不可能把南京设立为“中立地带”的声明，日军继续向南京进攻，11日占领了南京城外的中山陵。12日，日军进攻中华门，并向中山门攻击。当天下午3时，南京司令部接到了“撤退命令”(37)，5时唐生
智召集各高级将领会议，传达了蒋介石决定撤退的命令(38)。午夜11时，南京卫戍军开始撤退，至拂晓完成撤退。(39) 13日日军宣布占领南京。
蒋介石关于从南京撤退宣言的主要内容为：“国军虽然撤出南京，但是不影响政府一贯的抵抗日本侵略的基本国策，这里唯一的意义是，为了强化全国一致抗战的决心。”强调这是为了继续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撤退。(40)
以上是用现有的资料对蒋介石“撤退南京命令”进行的分析。那么，蒋介石是何时下决心撤退并签署命令的呢？还有，下达撤退命令的真正原因为何？这些问题则需要通过《蒋介石日记》来分析。
关于蒋介石从南京撤退的决心。他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第一线部队撤退，敌已占领大战场”。如上文所述，作为军人的蒋介石6日视察南京时已有预感，坚守住南京是非常困难的。当天的日记“本日预定”栏中(41) 写着制定“战时教育方案”和“全国总动员计划”。可以说蒋介石从这天开始为创造持久战的环境积极准备。当天的“注意”栏中，写着“不可放弃本党革命性”，“不可忽视本党革命的责任，革命失败，主义不可以消灭”的内容。当时蒋介石在行驶于三峡的船上“静思时局之前途”。(42) 蒋介石幼年时常在浙江奉化老家门前的河中玩耍，对他来说，山间流淌的河流是能让心情平静的地方。南京失陷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曾数次到三峡游览。
《蒋介石日记》记载，撤退命令的文字是12月11日下午蒋和陈布雷秘密完成的。此时蒋介石收到的南京战况是：雨花台、中山门、富贵山炮台已经落入日军手中，紫金山还在中国军队的手中，光华门、通济门还属平静。(43) 中山门的军官学校10日受到日军空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44) 这个消息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大。对蒋介石来说，军官学校有特殊意义，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寄托之一。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到日军疲困，国际干涉，还需有“三年苦斗”的准备。
蒋介石极为重视孙文始终坚持将南京定为首都的决定。(45) 但作为中国的最高军事领导，他在南京完全被攻破前就明确决定撤退了。从南京撤退的理由是：1.认识到日军和中国参加南京保卫战军队力量的差距；2.苏联拒绝军事援助；3.考虑到美国因维持《中立法》和《非战公约》的框架而不实行国际援助的可能性。笔者原先特别注意第3项因素的影响。而在细读了《日记》后，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即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在此时期对共产党和苏联一直有不信任和厌恶感，这逐渐变成了危机意识。蒋介石经常用“革命”这个词。可以说蒋介石对“革命”的关心程度和关心“抗战”一样，或者说对“革命”的关心程度更甚。蒋介石有一种危机意识，就是共产党在武汉组织学生运动，在南京组织民众运动，都是与国民党持续推行的“革命”相违背的。
蒋介石从南京撤退后的周末写的“本周反省录”值得关注。他写道：坚持“三民主义不灭”的革命精神，“战败则可转败为胜”，国民党有完成革命的责任与坚定不移的决心。他预测，共产主义如果蔓延下去，中国将成为“第二之西班牙”，内战爆发，国内将出现极其凄惨的情况。(46) 蒋介石表示出对共产党强烈的戒备感，他担心如果在南京进行彻底抗战，共产党的力量势必扩大。而只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进入持久战状况，一定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最终则一定可以取得胜利。虽然撤退会使南京暂时落入日军手中，但这样还是比落入共产党手中更容易夺回来。
蒋介石此时最希望看到的是，日军占领了与列强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和南京，引发国际舆论的反对，各国自然就会发生排斥日货的运动，断绝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出现国际制裁（经济封锁）日本的动向。(47) 同时他也关心日苏开战的可能性。(48) 然而，日本在此时却认为，美国将会一直不承认“支那事变”是战争，不会适用《中立法》，坚持
“不介入”政策。(49) 与此同时，英国也把日中战争称为“日中纷争”，而对日本未采取敌对的立场。(50) 并且，苏联也贯彻了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的方针。此时的国际格局使蒋的如意算盘落空。 四、蒋介石对南京形势的认识
蒋介石撤离南京后，是怎样了解到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形势，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情况的呢？
蒋介石在12月14日上午游览三峡的船上对《南京撤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进行了修改，下午在庐山训练班讲演完之后，乘飞机到武昌，傍晚6时到达。到达武昌的蒋介石开始着手进行军队的整顿和军事机关的改正。此时，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安置从南京逃出的大批难民的方案，为此他忙于筹措一笔特别预算等。(51)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完全没有关于南京市内损失具体情况的记述。从23日起蒋介石因感冒发高烧，到27日病情还尚未恢复：“今日寒超（热）已退，但精神未复，卧”。几乎每天一丝不苟地写日记的蒋介石在24日与25日只写了2行对神的感谢和对病情的记述就没有了，这是非常罕见的。这时，也留下了蒋介石考虑生死的记录。(52) 蒋仍卧病在床的26日，烧还没有退的他了解到日本提出四个“和平条件”后，将注意力转向了“与倭满共同防共”等和平条件，“南京”的文字在《日记》中消失了一段时间。
作为对比，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此时也在武昌，他也有写日记习惯。冯玉祥的日记中对南京的情况有较详细记述。他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南京5万青年被杀害，12岁以上的男子全被带走。(53) 可见，此时冯玉祥已经掌握了南京的情况。还有，当时在武昌较易见到的《申报》、汉口《大公报》等报纸对南京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那么，蒋介石对南京的情况为什么漠不关心呢？这当然可能与当时蒋介石的身体与精神状态有关，他时常在日记中写“阴天，精神郁闷”。另一种可能是，没有一个部下敢在蒋介石发高烧时将南京的情况告诉他，使得蒋不了解实情。有资料显示，当时陈布雷与冯玉祥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有理由相信他们对蒋隐瞒了真实情况。
进入1938年，蒋介石开始集中精力筹措难民救助与护理伤兵的经费，并非常关注武昌的守备情况。同时，也开始考虑日方提出的中国若真正为“东亚和平计”，须放弃“容共抗日之政策”的提议。(54) 但是，其后日本宣布的“不与国民政府作交涉对手”（第一次近卫声明）对蒋介石的打击很大。此后，蒋介石决定“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55) 《蒋介石日记》中首次记到日军对南京民众的残酷暴行是在1月22日以后。(56) 这与《蒋介石秘录》中的记述相吻合。《秘录》中引用《日记》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57) 但是笔者在斯坦福大学所读到的《日记》中，1月22日的记述却是：“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之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58) 并没有“似此兽类暴行”一句。现有资料对《日记》的引用，有时与《日记》原文不同。这一段是如何被修改的不得而知，但有可能是蒋介石自己后来进行了修改。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始于1938年1月22日。而且，在《蒋介石日记》中没有出现像冯玉祥日记那样关于具体受害人数的记载。
蒋介石对共产党看法与评价的变化似乎也从此时开始。蒋介石切实感觉到有使共产党“融化”的必要性，甚至到了提及“改称党名”的程度。(59) 不久之后，他还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利弊进行了认真分析。(60) 也就是说，蒋介石真正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军占领南京，他不得不放弃与日本“和谈”希望的1938年1月末以后。
这是因为《第一次近卫声明》，还是对南京的惨状的了解呢？为什么1月22日以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