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中央银行存款准备率和再贴现率的高低，各专业银行存贷利率总水平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调节着社会购买力，尤其是基本建设投资的形成状况，对社会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特别在将来企业投资的内在约束机制建立之后，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步硬化，国家对投资总量的控制，将越来越依靠信贷杠杆。?
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领域，工资杠杆是理所当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杠杆。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使我们痛感到，只有在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坚决贯彻接劳分配原则，充分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有发挥的可能。目前这种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改革工资管理体制的基本动机和思路。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平均主义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尚有一定的活动市场，但工资杠杆的统治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个人消费品已经和正在由平均分配转向按劳分配，暂时不具备按劳分配条件的，也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供求矛盾的缓和，逐步向按劳分配靠拢。在工资内部，非经济杠杆性质的收入形式也将逐步退出，使劳动者的工资所得最大限度地与其付出的有效劳动量相适应。工资杠杆的特殊作用领域，使我们不难理解它的特殊调节，目标就是充分调节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他们能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满足的角度出发，为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实现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利用工资所得与企业经营成果的有机联系，还可以起到充分调节职工的积极性的作用。国家也可以通过正确确定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工资水平增长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即合理地确定工资杠杆的\支点\，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经济杠杆都有自己特殊的调节领域和调节目标，其作用自然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每一种经济杠杆在调节领域和调节目标上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即使调节触及的领域和难以达到的目的也不鲜见。人们利用经济杠杆的根本动机，就是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合理比例，
保证社会的各种需求在一个充分长的时间内，得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不言而喻，这个根本目标的实现，只有在各个经济杠杆的有机配事下才有可能。我们仅拿生产结构合理化这样一个较小的系统来说，它不仅要求利用价格杠杆，提高短缺商品的价格，降低长线产品的价格，及以通过税收杠杆，调整不同产品的税负，以提高人们增产短缺产品的积极性，还需利用信贷杠杆从贷款数额，利率水平等方面给短线部门以必要的支援，增大资金投入量，扩大生产规模，利用财政补贴杠杆，给它们以必要的收入扶持；利用工资杠杆，调节不同产业部门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改变劳动者的择业倾向，使劳动力从长线部门向短线部门转移，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只有各种经济杠杆采取协调一致的动作，朝着一个方向使劲，预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目标才能实现。否则各个杠杆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片面地谋求某一孤立的调节目标实现，很容易在它们之间形成相互抵触，力量彼此抵消，结果一事无成。以往的实践也一再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经济杠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合理确定不同的调节领域，完成不同的具体目标，同时又浑然一体，时刻把自己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员，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按比例发展这个总体目标的实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5 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建议
总结起来，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今后的宏观调控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5.1 历次调控的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当局在调控的方向上基本能保持正确，但在政策实施力度和政策实施时间方面仍需作出重大改进。?
政策力度的把握要基于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把握，特别是微观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弹性。当前还处于\双轨过渡\阶段，既有国有经济这样的非（或准）市场化主体，又有非国有经济这样的市场化主体，它们的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同一个政策，反应的程度也各异。这就给政策力度的把
握带来更大困难。从而，逐步地将国有经济市场化，政策当局对于微观主体的政策反应才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在政策实施的时候才会较好地把握力度。
政策时间的把握，需要考虑两点。一点是，选择某个时间点推出一项新的政策，或者政策发生转向，需要建立在实际经济形势是否发生了转向的前提下；另一个是，在政策实施的时间长度上，要考虑政策从实施到发挥作用有一个时滞，从而，在很多时候，政策这张弓不能拉满了，而要留有余地。 总之，无论是政策实施力度还是政策实施时间选择，都要基于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依靠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以及统计指标本身的可信度，这才是进行准确判断的基本依据。而当前这方面的严重不足，是造成在政策力度与时间把握上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因而，建立一个准确的、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是将是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2 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要注意不同手段的不同特点。
财政政策是较为直接的调控手段，见效快，因而一般都是在经济过冷或过热的情况下紧急启用，它往往是促成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第一推动力。货币政策则不同，它是间接的调控手段，它需要通过市场这一迂回的途径最终作用于经济，发挥作用有较长的时滞。但它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持续的推动力量，也是在经济形势出现变化后能够进行微调的重要手段。另外，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实施有财政年度的限制，对财政政策的运用就不可能非常频繁；相对而言，货币政策不受这些限制，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动频繁使用，这些特点决定了真正能对经济进行微调的主要是货币政策。
5.3 宏观经济政策若要有效地调控经济，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因素：
一个是体制变动引起的政策微观基础的变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它的重要性已在刚刚修订的宪
法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宏观政策的作用对象应该超出国有经济的视界。只有扩张政策真正调动了非国有经济，经济的全面启动才有望实现。进而，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必须锐意改革，努力构造宏观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微观基础，这是93－96年宏观调控得出的成功经验。最近的宏观调控也反映出，只有这些微观基础存在了，政策实施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货币政策向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倾斜\就是很好的证明）。微观基础涉及到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这其实可以看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市场机制，这里要提的是我们的投融资体制。由于旧的投融资体制导致我们经济资源的误配置，即大量资金投到那些最没有效率的部门（国有部门）。这一问题不解决，在经济启动中即使实现了大量货币的投放，只是使原有的资源误配置问题更加恶化而已。因而，一方面，政策当局要扭转以前的贷款偏好，另一方面要允许那些非正规的金融渠道发展起来，使它们规范化、制度化，这种市场机制一旦形成，政策当局在金融调控方面就会更加游刃有余。微观基础的另一个方面是市场主体。这里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经济的深化改革。非国有经济已经是市场化的主体，它能够对经济变量作出反应，但政策当局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反应空间。比如，非国有经济对利率是敏感的，但如果非国有经济并不能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那么这种对利率的敏感意义又会有多大呢？因而支持非国有经济不仅是政策上的允许而且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如信贷支持）。国有经济尽管在萎缩，但它仍在占用和消耗着国家的大部分资源，并且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国家银行的主要信贷对象，如果国有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发生根本的转变，必定会大大制约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调控手段的运用，因而，国有经济改革仍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这将是构造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基础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开放条件对于宏观政策独立性的限制。? 一般而言，对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以及资本的完全流动
性这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了管制。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当资本流动以变相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从而，为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维持汇率的稳定，政策当局必须在控制资本流动方面更加谨慎。
5.4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遇到的主要问题将是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成为这段时间的主导政策。正如前文分析的，政策扩张必须注意由此造成的风险积累。尽管由国家综合负债指数所体现的政策操作空间还较大，但考虑到潜在的金融风险未能由这一指标全面反映出来，从而无论是财政扩张还是货币扩张都有一个限度。
货币政策方面，有M2/GDP的限制。目前M2/GDP已非常之高，这一方面表明银行部门积累了太多风险，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不过，正如前文分析的，与通货膨胀直接相关的并不是M2/GDP的水平，而是M2的增长率。鉴于目前M2的增长率还不是很高（93年以来M2的增长率一直是下降的），而且经济还基本处于通货紧缩阶段，M2的增长率适当提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货币扩张的余地。政策当局所提出的“适当的”货币政策恐怕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财政政策方面，各项指标（狭义、广义及最大债务负担率，以及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均表明，财政扩张的余地还较大。并且，财政扩张主要是公共支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在当前来讲属于瓶颈产业，且符合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余地不大，以及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如前所述，由于信贷萎缩、体制及开放条件的限制，货币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财政政策将是主要的经济扩张手段，配合以货币政策的微调。
5.5宏观调控应坚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使国民经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发展必须有新思路，有市场、有效益的速度，才是真正的、健康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的新情况，必须坚决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我们注意把各方面主要精力引导到调整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我们坚持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着力抓好调整产业结构这个关键：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三是积极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四是努力发展服务业。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李江、颜波. 《中国经济问题报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3］李海波. 《财政与金融》. 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年 ［4］左和平、罗金明. 《经济学基础》. 中国科技出版社，2000年 ［5］王维舟. 《经济杠杆理论研究》.天津财经学院讲义，2001年 ［6］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3年03月06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