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正如崔珏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四十多岁即郁郁而死。他是中晚唐剧烈党争的牺牲品。李商隐最初被属于牛僧儒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令狐楚死后，为谋生计，又投奔属于牛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王茂元十分看重李商隐的才学，把女儿嫁给他为妻。这样，牛党的人骂他“背叛”、“忘恩”，李德裕党的人，则挖他的老底，排斥他，他虽怀抱壮志却落得两头受气，壮志成空。所幸，他同妻子感情极好，两人相亲相爱。河南尹柳仲郢镇蜀，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授李商隐为节度判官，一同人蜀，任所在今三台县，遂得游历三峡，上引诗即是在渝州时思念妻子所作。李商隐在仕途不得志，但却是晚唐诗的代表人物，在盛唐、中唐诗之后，为唐诗开出一重新的境界。随着盛唐的衰落，盛唐之音随之消歇，诗风为之一变。诗人的心理由宏放开朗转为细腻沉潜，情感由清晰转为隐晦，气势由张扬转为收敛。语言由通俗平易变为雕琢细密，结构由自由舒展变为精致工细。诗的内容由触目外部世界变为抒泄丰富的内心体验。此时唐诗的境界上已露颓势，但通过内心世界的深化，毕竟为诗歌开拓出新的境界。晚唐诗集大成者，首推李商隐。他主张诗应表现真情，在艺术上追求独特，语言技巧愈见精细绵密，情感表达纡徐含蓄，结构布局，敛约回环，意境深远而朦胧。李商隐是一位多情的诗人，感情热烈而细致。上引《夜雨寄北》述情如话，又利用视角变化，回环往复，叠加复重，把雨夜相思表现得悠长浓郁，穷形极相。巴山夜雨，乃实境也；由此而怀远人，忆相共剪烛，此心中之象，虚境也；共话巴山夜雨，实境又成虚中之虚也。从此，巴山夜雨，成为逗引愁思的典型竟象，短短的一首绝句，使人如身人幽谷，一唱三叹，缠绵无休，从而充分地表达了心灵深处对爱妻的思恋，与他著名的“无题”涛，“相见时难别亦难”，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商隐在渝州还有《巴江柳》一诗： 巴江可惜柳，柳色缘漫江。 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
此绝句讲求精式，巧于用笔，构思细密，唱叹有情。嘉陵江或长江边可爱的绿色垂柳，是寄寓诗人人生的幢憬，还是赞颂一位绝世美人，对于善以隐秘法抒写情爱的义山大师来说，我们的想象只怕是相形见拙了。李商隐在
三峡间还有一首思乡怀古之作《无题》： 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 碧江地没无桐引，黄鹤沙边亦少留。 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 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他身在三峡，而心怀故园，渴望象活跃在三峡间的名将张飞、王濬一样，去为国建功立业，而不愿在怀古思乡中一天天老下去。
李商隐在三峡间写有一首《过楚王宫》：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百姓爱恋人间的乐趣，而楚王却垂诞神女的美色。识见与胆量俱在，在似乎不经意间，诗人将嘲讽的诗笔刺向荒唐昏馈的君王。诗人本来胸怀大志，却遭遇不平，所以深感失望和愤闷。他有不少涛借古讽今，抨击君主误国，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此诗是有节制的愤闷，但此种愤闷却是深人人心的李商隐，以他的巴山夜雨，为三峡增加了灵丽的诗意，为三峡增添了温柔和朦胧。
苏轼的赤壁 佚 名
风飘飘，水飏飏，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沧海如幕，来到这古战场——赤壁。
心中沉浸着如此的哀闷漫想：那“乌台诗案”的苦楚，那皇帝谪贬的敕令，那洛阳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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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牵念。于是黄州成为苏轼的落脚，赤壁成了苏轼的赤壁。
他想起了周瑜。“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问自己难道自己不正是那东吴的督都吗？自己满腹经纶，胸中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笔墨，而此时？面对这一片漫漫江水，他陷入沉思。
他的思绪像长了翅膀似的，继续飞扬，斟一杯酒，临江而酾，是祭奠那死去的英雄，也是祭奠自己的往昔。是啊！他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唱。他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
后来，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顿悟。他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的百姓感念这一位父母官，后来修了一座祠庙来缅怀这一伟大的文人，知心的父母官。文学的殿堂里永远可以听见那《赤壁赋》华美的乐章。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称“苏轼选择了赤壁，赤壁也成全了苏轼。”
是啊！这一路艰辛，这一路坎坷，这一路无奈。苏轼没有消沉，没有失落。他永远也不会去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
什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只属于李清照的小女子。 “杨柳岸，晓风残月”，“竟无语凝噎”只适合柳三变的多愁善感。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虑只为李后主吟唱。
苏东坡是关东大汉，他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他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赤壁记载了苏东坡的崛起。 赤壁沉淀了苏东坡的不屈。
赤壁诉说着苏东坡的豪迈与诗情不朽。 赤壁因苏轼而光芒四射。 赤壁，只属于苏轼。
想起范仲淹 周大新
在宋朝写词作文的人中，我常想起的，是范仲淹。
我所以常想起他，最初是因为他那些写离愁别绪的词句特别能打动我的心：“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客居异乡的我，每每读了这些词句总能引起心的共振。后来知道他曾在西部边陲守边四年，率兵御西夏，更对他生了佩服之心，自己身为军人，当然知道戍边的那份辛苦和不易。再后来读史书知道他在朝中做官时，敢于上书直谏，力主改革施行于民有利的新政，更对他生了钦敬之心。再后来晓得了他的家事，知道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幼年生活十分贫苦，长大后发奋读书，昼夜苦学，终于凭自己本领考中了进士，对他便越加敬佩了。
令我常常想起他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我的故乡邓州曾做过一任知州。邓州在做过一回邓国的都城，风光了一些年之后，长时期陷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直到范仲淹被贬降到邓州做知州时，邓州的名字才又渐渐响亮起来。他的任期虽短，可给邓州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记住的东西。
1046年的范仲淹，已是五十七八岁的老人了。而且就在前一年，他在宋仁宗支持下施行的“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罢参知政事职务，逐出京都。若是一般人，此时肯定是牢骚满腹，得过且过，喝喝闷酒，骂骂娘，亦或是像某些做官的，找一个“小姐”，沉在温柔乡里做罢，再不会去努力做什么了。但范仲淹不，他上任伊始，就四处察访民间疾苦，了解百姓之忧。之后，他就开始做两件事，一件是重农事，督促属下为百姓种粮提供方便，让人们把地种好，有粮食吃；一件是兴学育才，在城东南隅办花洲书院，为邓州长远的繁荣培育人才。
就是他办的这后一件事让邓州的名字在大宋国里又响亮起来。据传，他亲自踏勘书院地址，亲自审视书院的设计。他从远处为书院请来讲学的老师，他还抽暇亲自为书院学生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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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他在书院倡导有讲有问有辩。花洲书院的名字随着范仲淹的名字开始向四处传扬，一时令远近州县的学子们激动起来，有人步行来书院观览盛景，有人骑马来求留院学习。据说，连北边有名的嵩阳书院也派人来问传授学问之法了。
也就在1046这一年，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在湖南岳州主持修缮城池，当岳州城面向洞庭湖的西城门楼———岳阳楼修复工程告竣时，滕子京写信给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图”一幅，派人到邓州请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现在已不知道信使抵达邓州时的具体情景了，我猜想，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就在新修的花洲书院里，范仲淹接过了信使呈上的老友来信，他边在夕阳里读信边想起了与滕子京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同时考中进士的那种欢欣之状，想起二人曾共同参与修复泰州海堰工程的情景，想起两人当年在润州共论天下事的豪情，想起在西北前线二人一同领兵抗击西夏侵略的往事，想起两人一同遭陷被贬的现状，一时百感交集，遂转身进屋，展纸提笔就写，于是，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岳阳楼记》，便诞生了。
不过是一个时辰的挥笔书写，却给多少代人带来了阅读快感和深思。就在这篇不长的散文里，范仲淹记事、写景、言情、说理，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展示了出来，并给我们留下了忧国忧民的千古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此，人们只要一说到这个警句，就会想起范仲淹，也跟着会想起《岳阳楼记》和它的诞生地———中原邓州。邓州这个地方因一篇文章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人们直到今天还不断重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警句，是因为天下仍有忧有乐，人们尤其是知识者和官场中人，面对忧乐时，取先乐后忧或取只乐不忧的，还大有人在。不是还有人在用公款胡吃海喝？不是还有人贪了国家钱财后潜逃国外游山玩水去享福了？不是还有人拿了老百姓的钱去满足赌兴一掷千金？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包括一个警句的时兴。
范仲淹用他的文章给天下人也包括给邓州人送去了美的享受和千古警示，人们包括邓州人自然不会忘记他。前不久，邓州人千方百计筹款，重修了他当年修建的花洲书院，使书院再现了当年的那幅盛景。如今，当你在书院的讲堂里、小院中、游廊内和荷池旁踱步时，你会不由得想起那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被贬知州，会不由得猜测他在哪所房子里写下了《岳阳楼记》，会不由得去猜他来邓州上任时的那份复杂心绪。
范仲淹是在写完《岳阳楼记》的六年后去世的。我估计，在他挥笔书写《岳阳楼记》时，疾病可能已经缠上了他的身子，只是他浑然不觉，仍在为天下忧虑，为百姓和朝政忧思。1052年他在徐州与这个世界做别的那一刻，他应该是心神两宁的，因为不论是作为一个官人还是作为一个男人亦或是作为一个文人，他都做了他所能做的，都做得很好，他对他的时代问心无愧。也是因此，他值得我们后人尊敬。我身为一个军人一个文人一个男人，每一想到他，就会觉得，他值得我效仿的地方真是很多。每一想到他，我也常会问自己：范仲淹在近千年前做到的，你都能做到吗？我还会经常想起你，老前辈！
把栏杆拍遍 梁 衡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老实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领的形象留成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我们重新读他的作品时。仍然感到一种凛然之气和磅礴之势。
哪一个诗人曾有他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就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沙场，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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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撞不周，他临江山，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摧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
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的，而是用血和泪抹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个爱国臣子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
这句生活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四十年，倒有近二十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年间又有三十七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分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但他至死也没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阙，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有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的本色是政人。他亲身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诸葛亮、范仲淹、贾谊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他们交织在一起，如地壳里内岩浆的滚动鼓涨，冲击积聚。既然这股力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途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好词了。
诗，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快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三百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读柳永 梁 衡
柳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过又很快忘了他。但是近年来这根柳丝却紧紧地系着我，倒不是为了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为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经历和那歪打正着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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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30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就多元化，可以当企业家，当作家，当歌星、球星，当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苏轼、白居易那样政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明主就出来建功立业。柳永是另一类的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5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这使我想起“文化革命”中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被打成“黑帮”，被逼写检查。但是他写出去的检查大字报，总是浆糊未干就被人偷去，这检查总是交代不了。柳永这首牢骚歌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并记在心里。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参加了下一次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给勾掉了。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柳永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并且不无解嘲地说：“我是奉旨填词。”
他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17年，直到他终于在47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
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消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而出。
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正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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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柳永于词的贡献，可以说如牛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从而开创了市民所歌唱着的自己的词。在艺术上他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妓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声波探测，就像电子显微镜扫描，你得佩服他的笔怎么能伸入到这么细微绝妙的层次。他常常只用几个字，就是我们调动全套摄影器材也很难达到这个情景。比如这首已传唱900年不衰的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一读到这些句子，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沟山水中的感觉，那时照相根本不用选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图。现在你对着这词，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无尽，美不胜收。这种功夫，古今词坛能有几人。
艺术高峰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柳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身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现在作为典范而临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块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头，大部分连作者姓名也没有。凡艺术成就都是阴差阳错，各种条件交汇而成一个特殊气候，一粒艺术的种子就在这种气候下自然地生根发芽了。柳永不是想当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从考场落第后走向瓦肆勾栏，但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里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他在这里没有堕落。他跳进了一个消费的陷阱，却成了一个创造的巨人。这再次证明成事成才的辩证道理。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意志、学识、环境通通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
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籽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那一点信息去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另外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时，人各其用，无大无小，贵妓无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时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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