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主流的两种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思路及其相应的测量方法。一种是基于被试自我报告的“评价幸福”，主要采用自陈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另一种是基于被试实时情绪体验的“体验幸福”，主要采用结构化问卷及访谈相结合的形式测量。本文对比分析了两种不同测量思路，指出应将多种测量方法结合以进一步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最后本文对主观幸福感测量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总体满意感量表；体验取样法；日重现法；U指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种取向，每种研究取向提供一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而且各自又依赖于不同的测量方法。第一种研究取向将主观幸福感看做是个体对生活以及它的各方面的总体评价，而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需要被试报告他们在工作、社会关系等生活领域的总体幸福与满意度，即评价幸福（evaluated well-being）。例如欧洲调查指标（eurobarometer question）。第二种研究则将主观幸福感看做跨时间多重情绪反应的整合，强调即时的情绪体验，这一研究取向从效用概念的区分出发，重新诠释体验效用，并针对体验效用提出客观幸福（objective happiness）的概念，也即体验幸福（experienced well-being），并发展出适合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 1. 评价幸福
早期典型对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多是单题测验，这类问题通常要求受测者用一个整体印象回答。如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来自81个国家的被试被问到一个问题，“考虑一下你所有的情况，近来你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情况满意吗？”。美国综合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GSS）中，人们被问到，“你认为近期发生的所有事怎么样，你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十分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幸福感评估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测量技术逐步系统化，经历了从简单笼统到具体，从单一到系统的发展历程。目前关于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自陈量表已达几十种。 1.1 生活满意度评估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他们把生活满意视为幸福感的关键指标。这一模式既包括对整体生活满意的全面评估，也涉及对工作、收入、社交、婚姻的具体方面满意程度的评估，这是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包括对整体生活满意评价与具体领域生活满意评价（苗元江等，2009）。
生活满意测量使用最为广泛的有《总体满意感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Diener et al.，1985），主要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认知判断。Diener等人80年代编制的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Diener et al.，1985），由5个项目组成，其理论基础是生活满意是个体比较其目前的生活状况与他们自我期望的差异，这种比较与自我的愿望，或者与其他人，或与自己过去的生活状况有关，SWLS采用7等级积分法（1=明显不符合；2=符合；3=有些不符合；4=中间；5=有些符合；6=符合；7=明显符合。分数越高，满意程度越高。Diener提供的经验评估分数为5-9分，非常不满意；10-14分，不满意；15-19分，有些不满意；20分，中等；21-25分，有些满意；26-30分，满意；31-35分，非常满意。该量表科隆巴赫系数（Cronbach alpha）为0.8（Pavot & Diener，1993），两个月后重测相关为0.82。项目与总分间相关为0.57至0.66。同时与访谈评估、他人报告或其他客观测量（如Andrews & Withey量表）也具有较高的相关。SWLS与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测验联合使用，与这两者的结构相关系数在0.26-0.47（绝对值）之间。SWLS与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正相关，而与神经质负相关（Diener et al., 1985；Pavot et al., 1993；Pavot et al., 1991）
此外，目前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估问卷有很多种。例如Neugarren, Havighurst和Tobin等人1961年编制的三种《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Wood等编制的一种《生活满意度修订量表》，上述四种量表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还有Andrew和Withey（1976）编制的《生活量表》，Fazio等人1997年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国内也有研究者基于类似的评价指标编制了生活满意度问卷，如陈云英、孙绍邦（1994）编制的《教师工作满意感》，共40个项目，包括工作性质、物理条件、薪水、进修提升、人际关系5个维度。邢占军等（2001）编制的《满意感调查表》涉及总体满意感以及物质生活满意感、社会关系满意感、自身状况满意感、家庭生活满意感、社会满意感等5个维度。林南和卢汉龙（1989）以及郭永玉和李静（2009）《武汉市居民幸福感问卷》分别在关于上海和武汉城市居民生
活满意度的研究中，选取了家庭生活、经济状况、工作事业、人际关系、身体健康等维度作为指标编制问卷。 1.2 情感取向模式
Bradburn（1969）奠定了幸福感评估的情感取向模式的基础。他把幸福感理解为两种同样重要、彼此独立的情感之间的平衡，即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之间的平衡，认为正性情感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负性情感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总的幸福感是两者之间平衡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情绪是单一维度，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有很大的负相关。1966年，Wessman和Ricks在对大学生的小样本研究中，发现了正、负性情绪的相互独立现象，1969年，Bradburn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收集、分析不同民族的大样本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具有正负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维度特征的观点，即个体在体验正性情绪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没有负性情绪的体验，具有强烈负性情绪时也可能有较强的正性情绪，对情绪的理解跨出原来一个维度的结构框架，而将情绪理解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两个维度。
情绪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快乐水平是由情绪的强度决定还是频率决定。多数研究者认为，快乐判断主要是愉快体验的频率，而不是强度。因此多数情感量表选取积极或消极情绪体验的频率进行测量，并认为频率是幸福感的良好指标。
Bardburn把情感成分区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成分，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幸福就是较多地体验到了愉快的情感，较少体验不愉快的情感，并据此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Scales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Affect Balance, ABS）。正性情感量表和负性情感量表各由五个项目组成，而情感平衡的两个量表的得分相减即可得到。权衡两个方向的得分情况，就可以对情绪状态进行判断，从而推测幸福感状况。
后来Beiser（1974）增加了第三个成分，即反映幸福度的心理素质特征的成分。沿着这种思路与方向，类似的还有Wotson, Clark, Tellegen等在1988年编制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s, PANAS）。PANAS包括20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其中10个代表正性情绪，10个代表负性情绪，由于其简明，使用方便，信效度较好，广泛适用于跨文化幸福感调查，被引入到世界各国，我国也引入了此量表（黄丽，杨廷忠，季忠民，2003）。
另外还有Albert和Kozmaz在1976年编制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和Kamman和Flett在1978年编制的《情感量表2》。Albert和Kozma在对以前量表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该量表融合了情感平衡量表、生活满意感指数-Z和费城老年病中心量表，组成了24个条目的新量表。在结构上分为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和负性体验4个分量表，试图从短期情感反映和长期情感体验两方面把握人的幸福感状况。刘仁刚和龚耀先（1999）对MUNSH进行了试用与修订，用因素分析法提取出了正性因子与负性因子，MUNSH量表在我国幸福感研究中应用极为广泛。
目前主流的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一般都同时包括生活满意度评估与情感评估。主观幸福感代表人物Diener在其研究综述（Diener et al., 1999）中对主观幸福感概念模型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观幸福的主要成分是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生活的综合判断，是对个体总的概括认知，而情感平衡则是积极情绪占优势的快乐状态，是个体对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总体情绪反应。生活满意是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是有效的肯定的衡量指标，是独立于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另一因素，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相对独立，必须对他们进行分别的测量以获得重要的信息。目前研究者倾向于把积极和消极的情感整合到情感平衡或整体幸福感分数中去，这样做可能会失去情感形态中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区分开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承认和情绪成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幸福感的本质与测查。主观幸福感，应在综合评定认知、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的基础上，予以加权，从而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幸福感水平及其分布情况（Diener et al., 1999）。程灶火（1998）等人认为，主观生活质量或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主要成分：情感成分为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绪体验，认知成分为个体按自己独特的标准对客观生活生活状况总体的认知评价；黄希庭等人（黄希庭等，1999）认为幸福感是人们根据个人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肯定的评估，它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我国学者苗元江等人基于幸福感的三个经典指标（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提出了幸福感理论模型与操作体系，并编制了《综合幸福感问卷》（MHQ）。程灶火等人（1998）编制的《少儿主观生活质量量表》也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典型模式。Campebell 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
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前者由8个情感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即为总体幸福感指数。
因为自陈量表操作简单，且适合大范围施测，评价幸福的测量方法被广泛使用。但自陈量表也因其先天的缺点导致其信度和效度被不少研究者批评和质疑。例如被试回答问题时可能因社会赞许而具有一定反应偏向，也可能受被试当前主观的情绪、记忆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问题的回答反应的情况不够客观真实。
在Kahneman等人（Kahneman et al., 1993）研究中探讨了被试主观报告与客观事实的相关情况。要求被试将双手浸泡在14摄氏度的水中，并用0-14等级的15点量表进行疼痛感自我报告，得到结果如下：双手浸泡开始10秒时，被试报告疼痛感平均数为4.0，60秒后，疼痛感平均数上升为8.4，当水温逐渐升到15度时，接下来30秒疼痛感平均数变为6.5，表明被试的自我报告与客观情况的变化并没有明显的相关。自我报告幸福感测量中被试的回答会受到问卷前面问题的影响，也可能受到被试当前情绪的影响。同时，被试自我报告即使在短期内也会有变化。Kahneman等人的一项研究在2004年3月访谈了田纳西州218名女性被试，两周后进行完全相同的采访，得到两次回答的幸福感结果的相关系数仅为0.59。如果问卷只有一个问题，相关系数会更高一些。Lucas（1996）等人用只有5个项目的问卷调查得到四周后的重复测量相关系数为0.77。但对教育和收入等问题的重复测量相关系数可高达0.9以上。现有的幸福感问卷相关程度已经显著，但相对其他重复测量相关系数还不够，表明被试回答问卷当前的情绪状态及问卷的上下文会影响被试的回答。
在Redelmeie 和Kahneman （1996） 的研究中，结肠镜检查病人在0~10 分量表上每60秒报告一次痛苦程度后，再报告对这一医疗程序的总体评价。结果发现，顶点和终点的测量与病人的总体评价的相关是0.67，而检查的持续时间与病人后来的总体评价只有0.03，出现了持续性忽略（duration neglect）。这一现象违背时间单调性原则，也意味着被试基于“峰终定律”（the peak-end rule） （Kahneman et al.，1993）的评价规则报告情绪体验。
上述分析说明，回溯性评价来测量体验效用可能会导致被试不真实的报告，或者说，当被试对总体幸福感进行评价时，被试可能选择性地回忆起峰值或者终点时刻的事件，导致被试对幸福感的报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