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景下做主观幸福感判断时其机制会有差异。Schwarz等人（Schwarz et al., 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情景变量在被试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的报告中起着重要作用。被试对生活满意度的报告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会受到当前情景的影响，在做满意度判断时，被试倾向于受到当前最突出信息的影响。Suh等人（Suh, et al.,1999）认为文化差异也会影响被试的满意度判断倾向。例如在个人主义民族，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判断可能基于感觉到自我高度自尊，而在集体主义民族，满意度判断可能更多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相联系。此外，自我报告的判断机制还可能受到被试思维习惯、做判断时情绪成分的权重等因素的影响（Suh, et al., 1999; Deiner et al., 1995）。基于这些不同的判断机制，被试即时的情绪报告能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提供一种新视角。 2. 体验幸福
不同于对被试对总体幸福感的评价，体验幸福的研究取向为幸福感测量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对主观幸福感的实时监测。其测量方法应该让被试尽可能直接地在真实的时间下报告享乐与情绪体验， 而且要分配适当权重到生活的各部分（Kahneman et al., 2004a），还要尽可能避免自我报告中的问题框架的影响（Schwarz,1999, 2007; Schwarz et al., 1999）。对此，研究者主要发展了以下几种测量体验幸福的方法，并进一步提出测量社会或者国家层次上人们的幸福水平。 2.1 体验取样法
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中实时收集被试情绪自我报告的方法。被试在一定时间内随身携带掌上电脑，提醒他们按照电脑程序中设置的时间来回答相应问题。被试会看到屏幕菜单上要求他们回答，当时所在地点，正在做什么，与什么人交流。同时还要求被试报告此时此刻的情绪（Kahneman et al., 2006）。
Kahneman （Kahneman et al., 1999）首次提出使用ESM 来测量体验幸福。此后, 一些研究者采用ESM 来测量体验幸福。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每个被试要在一周内每天（从早上7 点半到晚上10 点）8 次根据程序手表设定的时间和发出的信号来报告他们的活动与情绪（Csikszentmihalyi et al., 2003）。当听到信号时，被试要完成一个包括开放性问题和多项目选择的表格与一个封闭式量表。开放性问题要求被试回答他们此刻正在做什么活动，多项目选择问题要求被试回
答自己此刻与谁在一起, 而封闭式量表则要求被试回答与这一时刻有关的范围更广的情感与情况。更具体地说，开放性问题也被分为各种类别，例如学校（学习，听讲座）、主动休闲（玩游戏，运动）、消极休闲（看电视，听音乐）等等。而情绪量表则包括快乐（悲伤）、强（弱）、自豪（害羞）、友善（孤独）、激动（无聊）、主动（被动）的7点量表与一个10 点量表（要求报告“你是否觉得你自己很好？”）。基于被试在一周时间内的各时刻的反应，结果不仅可以获得被试的即时情感体验情况，还可以了解被试的时间使用状况，因而研究者可以对比不同被试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水平。显然，该方法由于要求被试即时报告当前的行为与情感，所以克服了被试自我报告所产生的回忆偏差，从而最大化生态效度。
Steptoe等人（Steptoe et al., 2005）的研究中，选取228名被试，采用体验取样法，要求被试在工作日中每隔20分钟回答一次幸福感相关问题，同时每隔2小时测量被试的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生理指标，发现被试自我报告幸福感的数值与皮质醇水平等生理指标显著相关。但体验取样法的缺点是无法进行大样本施测。 2.2 日重现法
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是在ESM 的基础上结合时间预算测量而发展起来的调查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方法。DRM 评价人们怎么花费他们的时间和怎么体验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和安排（Kahneman et al., 2004a）。日重现法将体验取样法与时间日记两者结合起来，以精巧的设计促进被试更准确地回忆当天经历的情绪。该方法要求被试通过完成结构化的问卷来重现前一天的生活。DRM的测量首先是被调查者将前一日的生活实况以日记摘要的形式呈现出来，以唤醒被试的记忆，日记内容包括每一项活动进行的时间、地点、和谁在一起等具体的细节问题，被试还需要回答自己各种情绪体验的时间分配情况，以及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具体情况。同时要对自己在这些活动中的情绪体验做出评价。被试在“情绪体验表”上做出情绪体验的评价。考察的情绪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前者有开心愉快、温暖友好、喜欢自己、充实感四种；后者有挫败、抑郁、担心焦虑、厌烦感、疲惫感五种（不同DRM版本分类方法略有不同）。要求被试在七点量表上对自己的情绪体验做出评价，“0”代表没有该体验，“1”代表轻微，“6”代表非常强烈，2-5代表情绪体验介于轻微到非常强烈之间。Kahneman
（2004a） 提出用“净效益值”（net affect）作为幸福感的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积极情绪得分总和-消极情绪得分总和。
Kahneman等人认为（Kahneman et al., 2005）日重现法符合与各种环境与活动相联系的体验效用的特征,而且提供了人们在各种情景、活动中如何分配时间的测量数据因而是适合测量体验幸福的方法。基于对幸福的不同理解所采用相对应的测量方法——日重现法获得的研究结论与幸福感测量的金标准——ESM的结论一致。例如,在Kahneman等人（2004a）对1080 美国在职妇女首次采用日重现法来测量体验幸福的研究发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差异较明显，消极情绪相对较少出现且不严重，而且被试在大多数时间内表现出积极情绪。这一结论与早期ESM 的研究结论一致。
除结论与ESM法吻合之外，不少研究以总体满意度等量表作为效标来监测日重现法的效度。如任杰等人（任杰等，2010）通过一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考察了日重现法的适用性。该研究使用日重现法调查表和艾森克人格量表等效标工具调查了564名城市居民。结果发现日重现法信度在0.886以上，效标关联效度在0.201-0.355之间，结构效度（NFI）为0.998，并认为日重现法是一种适用大样本测量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
Kahneman 等人（Kahneman et al., 2004b）认为日重现法有如下优点：由于被试记录了事件的时间分配，因此可以对客观活动与主观体验进行联合评价，对每一个生活片段的体验的持续时间能进行持续性权重分析；与体验取样法相比，被试不需要在工作时间随时记录生活时间，减少了实验干扰对生态效度的污染；相比于日常体验的总体报告，由于被试可以即时体验即时记录，减少了记忆和情绪的反应偏差。此外，采用日重现法得到的数据不仅可以比较生活环境对情感体验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比较，也可以用于被试间的比较（如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较）或者被试内的比较（如一天中不同情境与时间的比较）。另外，一项来自Science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对情感体验的比较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Easterlin et al., 1995, 2001）的解释提供新的理论依据（Kahneman et al., 2004a; Kahneman et al., 2006）。 2.3 测量社会宏观幸福感的指标：U指数
被试对于自身情绪体验的评价本身就具有个性化的区别，为主观幸福感的测
量带来了又一难题。如果被试JIM对自己情绪评价为“非常满意”，而被试TIM对自己的情绪评价为“满意”，那么JIM是否比TIM满意度更高呢？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但也有一种可能，TIM习惯于对自我情绪不做极端判断，不管经历消极还是积极情绪，而JIM倾向于夸张的自我描述，换一种说法，当TIM对自身情绪强度判断为“4”时，相同情况下JIM可能判断为“6”。
Kahneman等人（Kahneman et al., 2006）又提出了U指数来解决此类问题。U指数测量的是个体处于消极情绪下的时间比例。测量U指数的第一步是确定被试所经历的事件带来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体验，根据每个不愉快的事件的时间, 研究者得到个体花费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与一天的总时间相比所得到的一个分数, 即U 指数。确定事件情绪的性质（消极还是积极）有很多种方法，如体验取样法或日重现法中对不同情绪体验的等级评定。我们指定一段经历中强度最高的消极情绪体验为U指数测量中的负体验——也就是将消极情绪维度等级评定最高与积极情绪维度等级评定最高进行比较，如消极情绪评定数值较高，则该时段被认为是消极情绪体验时段。由于U指数得到的数值具有相对性，比较了同一被试之间的情绪判断，因此解决了被试自身情绪评价体验个性化的问题。
此外，以消极情绪的占有时间比例作为探测指标具有科学性。相比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体验较少，被试的评定更具有可靠性，同时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之间相关高于消极情绪，也就是说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更加独立，更能说明一个时间段内情绪性质的特点。U指数也有其先天的缺点，即该方法将情绪体验一分为二（积极和消极），二分法的测量方式仅仅能测量情绪体验的性质，而不能深入探讨情绪体验的强度。
上述方法可以测量一个被试的U指数，也可以用来测量一个人群的U指数并进行比较，适用于大样本施测，可以作为社会宏观幸福感的指标。 3. 两种研究取向的比较
基于自陈量表的反应偏向、主观性等缺点，评价幸福这一研究取向是否还具有科学意义，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是否应该取代旧有的取向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经过多年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自我报告问卷测量法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信、效度都经过科学论证。Sandvik等人（Sandvik et al., 1993）验证了自我报告测量得到的幸福感与其他测量方法得到结果的相关，使用访谈后专家对被试
反应评分、体验取样法、记忆测验法等方法与自我报告幸福感的结果高度显著相关。并且自我报告问卷测量结果对被试未来行为选择有一定的预测力，如辞职、离婚等。同时自我报告幸福感的价值也不可忽视，因为这种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了解被试判断自身幸福感机制的途径。例如，具有乐观积极人格特质的人会在做主观幸福感判断时倾向于考虑更多积极信息，而相反的人格特质被试做判断时会考虑更多的消极信息。如果受试者相信主观幸福感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而改变，会在判断时考虑更多的积极因素。
Layard在其发表在Science中的文章中指出（Layard, 2010），至少有来自以下5个方面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自我报告问卷结果的有效性。第一是被试的朋友报告：当被试的朋友被问到被试的幸福状况时，朋友的回答与被试自我报告呈现出高度相关；第二是国家的大型幸福感调查数据显示，经过回归分析发现身体健康、家庭状况、就业、收入、年龄等因素效应非常显著，且不同国家之间这些因素的效应表现得非常相似；第三是对被试行为的预测如辞职、离婚等，自我报告问卷的结果具有较好的预测力；第四是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相关和预测，如唾液皮质醇、血压、心率、免疫系统对接种流感疫苗的反应，评价幸福的方法也具有较高预测力；第五是与大脑神经活动的相关，有研究表明正性情绪与大脑左侧前额叶后外侧皮层的激活相关、而负性情绪能激活大脑右侧前额叶后外侧皮层。
刘腾飞等人（刘腾飞等，2010）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评价幸福与体验幸福都是主观的，都是一定时间内的幸福水平。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但两者有一定的差异。第一，评价方式的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对生活的评价，但各自的评价方式不同。评价幸福是基于记忆的评价方式的总体回溯性报告而获得的，如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总的来说，你对这些天的生活满意度如何？”。而体验幸福是基于时刻评价方式的即时报告而获得的，而且，体验幸福的测量可以避免被试的记忆偏差带来的不真实报告。评价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评价幸福更加侧重过去的生活体验总体感觉，而体验幸福强调即时体验。也就是说，两者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理解幸福，前者侧重过去，而后者侧重当下。第二，两者所对应的测量内容不同。前者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包括人们的情绪反应、领域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总体判断（Diener et al., 1999），侧重从总体上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 而后者则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