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美国基于金融危机的压力和必须与中国一道合作的需求趋向，对中国进入国际金融管理表示支持与赞同，可以说中国确实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掌握到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获得了许多机遇。
但是在另一方面看，中国在G20峰会前曾经提出要创造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想法某程度上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支持，纷纷表达对美元贬值的忧虑，但是奥巴马在不久后回应认为没必要设立“环球货币”。而这一设想不久之后又重新淡出人们视线，而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为了防止美元贬值对本国外汇储备造成坏的影响，也顶着各种反对声音大量增持短期美国国债，一方面保障了本国外汇稳定，一方面也为美国救市贡献力量。由此可见，尽管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时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其货币尽管面临贬值危险，但由于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牵动各国外汇命运，所以不仅仅没让人对其丧失信心，反而是抓得更紧以防不良变动。由此层面看来，美国影响仍然强大，霸权虽然相对下降但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其货币影响力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全然减退。中美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国际金融改革方面也存在有矛盾一面。这也昭示了中国在与美国发展关系时，应该继续韬光养晦，既有崛起也要顾及国际情况，只有摸清美国情况，在赢得尊重的同时也不忘差距和竞争，才能顺利发展中美关系而且自身也得到和平崛起。
二、金融危机下的奥巴马政府与中美关系
在2008年底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上台的奥巴马，推出相对务实的态度和对与中方的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使得2009年这关键的一年里中美关系突破以往的“低开高走”，实现了高开稳走。在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而其后美国高层领导人的相继成功访华，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顺利召开，与同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的发布和中国战略关系新定位的确立，一系列中美外交努力表明，在金融危机后时代，中美两国确实是朝向更大程度上的携手合作走去，并且彼此之间的关注度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2009年中美双方更是建立多个对话机制，美国国会“中国热”、军事交流、商贸交流及民间交流机制的设立，使得中美交往不仅仅局限在高层在限定几个方面的有限来往，各级机制的设立，对话和协商领域的拓宽，使得2009年成为了中美通过加强对话、协商和合作推动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一年。从2009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美首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同年9月举行的中美能源政策对话、10月份的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第13次会议、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12月份的“首届中美商会合作发展论坛”等可知，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外交关系以政治对话机制为主导，并且议题领域从经济金融拓宽到商贸、科技合作及全球性问题，而对话的规模和级别也呈现多样化，从中美政府高层到社会各界，都通过对话加强了中美联系和互通。从中美对话机制的增多与层面的拓宽可以看出，中美两国从“扳手腕”到“巨人握手”，两国力量对比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后缩小，对话影响力也从双边扩展到全球，许多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能够左右国际规则讨论和制定的关键平台。对话中中方主动权明显增加，在两国关系中并非再是彻头彻尾的被动者或执行者，而是一个能够参与其中的游戏制定者和博弈者。而这跟金融危机之中，中国掌握美国大量国债债券，成为“需要被尊重和谨慎对待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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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关系。在世界对中国在金融危机的表现给予肯定和注视时，美国要想挽回声望、知己知彼，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对话，建立更完善的对话机制是势在必行的。再者，汲取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措手不及，2009年的对话机制从消极的“亡羊补牢”转变为积极的“未雨绸缪”。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具规划化，两国对话和讨论置于框架下，使得机制起到了安全阀和路线图的作用，也让中美合作发展所作努力更具有前瞻性。
但在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也迅速增多。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经济政策关键在于创造就业岗位和保护劳工现有就业就会，并且更加强调通过贸易政策要改善经济衰退期的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保护就业机会以及推进环境保护和能源结构调整。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两个相符”8也使得美国棉铃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压力，以“经济安全”和保护弱势产业为由，美国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断，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强势抬头。如对中国油井管立案的的倾销补贴幅度调查、对中国钢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起诉、对中国轮胎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甚至是关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问题，贸易摩擦日益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
而进一步分析这种贸易摩擦升温的原因，国内因素是，美国国内消费市场低迷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对于2010年中期选举和奥巴马连任都是一个巨大的紧迫力，而国内产业和利益集团在面临事业和福利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对政府进行施压，使得靠以工会和中低层收入选民为主要支持者的民主党被迫让步，做出妥协。而出于中美关系分析，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飞速发展，使得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大部分转移到了中国，而美国担心若不对中国高科技产品进行管制，会威胁到本国核心安全利益和政治安全，出于对中国崛起和本国安全的考虑，对中国发起的贸易管制也会相对较多。
所以，在2009年中美贸易在艰难中逐渐复苏的过程中，中美相互意识到两者彼此不可缺少，两国在互相保持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的同时，也因为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而出现经济上的冲突摩擦。“中国正日益成为类似欧盟一样与美国共享贸易利益却纷争不断的常规贸易伙伴”9。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下最受瞩目的议题无疑是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而奥巴马政府对华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求中国承诺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二是要求中国对美开放新的能源市场，并且要求中国接受更高标准的、具有国际强制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而这也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象大会上体现出来，中美双方在减排额度、限排标准、减排责任等上出现意见的分歧，而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承担一个发达国家的气候问题责任，这暗中也在给中国的迅速崛起以一定的压力。在中美气候外交的博弈中，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的愿景无疑是给中国进一步走出世界以一个良好的机遇，但是中国必须要在承担责任和许下承诺之前思考自身在气候问题上的能力，既要考虑在机遇中崛起，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也要考虑到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压制，不能一味为了追求更强大崛起而担负起不相称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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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走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3期，第17-18页。“两个相符”认为，一是贸易政策要与国内经济政策和公众利益相符合，特别是要为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二是贸易政策要与气候政策的目标相符。 9
孙哲主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变革》，第151页，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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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在金融危机后时代，奥巴马政府下对华政策更加趋向于合作和共同获利。而在金融危机中风景独好并且提升了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中美应该持续“高开稳走”的良好势头，共同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应对金融危机和控制气候变化这两件同时发生在2009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美已经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的状态，“金融危机一方面构成了对2009年中美关系的最大的共同威胁，中美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秩序遭受重创；另一方面，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也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中美传统领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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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矛盾也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但在2010年，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台军售和西藏达赖问题又构成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三大暗礁，加上国内中期选举的展开，两国关系似乎走入了阴影笼罩之中。虽说国内外许多评论对2009年与2010年中美关系反差表示担忧，并且对接下来中美关系表示悲观，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全球形势越发复杂、综合国力和各种力量较量日趋激烈、国际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强的当今时代下，中美两国想要在国际社会上更加站得住脚，交到朋友而不是树立更多敌人，合作共存是必然的趋势，而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确实在金融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合作，中国也得到美国支持，更直接地介入到国际秩序的重建当中。而双方互访制度和深入各领域的合作，也表现出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头号大国，强强联手必将是大势所趋，而两国也能够在这种联手中得到更多的主动权和国际利益。而在其他的领域中美之间依然存在有矛盾冲突，但是这也是必然所见，在两国根本立场不一致、意识形态仍是主流矛盾因素的情况下，坚持各方的利益，继续走本国发展之路，也是让国际天平能够保持平衡，不至于向强强倾斜的一个关键点。在未来，中美关系将会穿越云层，虽然未来仍会遇到一系列颠簸，但是双方坚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在更多全球性问题上寻求利益共同点，坦诚以待，更多关注本国在全球的义务，未来关系仍有升到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孙哲主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变革》○，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 2付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崛起与美国领导权》，摘《商业文化》，2011年6月。 3梁亚滨：○《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霸权衰落下的中美关系》，摘《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 4张林宏：○《布什政府对外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摘《和平与发展》季刊，2006年第3期。 5王东、巩志华：○《试论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和走向》，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6月。
6王达、项卫星、刘晓鑫：《论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摘《东北亚论○
坛》，2011年第1期，总第93期。
7伊承德：《试论奥巴马外交的得与失》，摘《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
8贾春阳：《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态势与中美关系》，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1年3月，第27卷第1期。
9金歌编著：《2009年金融风暴下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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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主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变革》，第321页，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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