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或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会的理论或方案时，必须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一定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理论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人自身的特点相切合。这个点找得越准，其理论的效果就越好。了解一个人的思想，除了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外，还必须要了解他心目中的问题。这个问题找得越准，我们准确理解他的可能性就越大。韩愈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那么他心目中的问题是什么呢？
韩愈是个儒者。“惠民”，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惠民”在韩愈思想中的地位却在学界成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有学者甚至否认韩愈的“惠民”思想。排除这种“极端”不说，再看韩愈研究的另一方面，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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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已经认识到韩愈是“以儒家先行者的思想材料作为理论形式的出发点”民本仁政学说的忠实信徒”
[2](p70)
[1](p330)
的，可惜他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出发点。何法周进一步推进，认为“韩愈是儒家
，但此说法仍然值得再讨论：
一、唐朝的儒者十分推崇唐太宗，认为他已经达到了尧舜式的理想君王的高度，是典范的行“仲尼之道”的儒家君王。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重提“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但此话出自一个君王之口，其目的显然已经不是“民贵君轻”了，而是在严格等级之分的基础上保全王位。本来就非常推崇唐太宗的韩愈在短时期内是不能突破这种思想的。他在《原道》里就指出“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本”思想有了差距。
二、孟子所处的时代，王室衰微，周王的权威一落千丈，“王”仅仅被作为了一种象征。诸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争霸，要在争霸中战胜对方，就必须国富力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民”作为国家的根本，以民为贵，富民靠民而强国。韩愈所处的时代，王室虽已逐渐衰微，但王朝的权威仍然还在，也基本上没有面临其它外族入侵的威胁。因此，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以君主为代表的中央的权力，于民而言，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让人民能够吃得起饭，尽可能地安居乐业而不致于流离失所。于是，这种“惠民”就是要通过反对过于残暴的剥削和压迫，在韩愈当时主要就是要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以及佛老思想对老百姓平稳生活的破坏。
正因为此，笔者没有把韩愈的思想基点归结为“民本”，而是以“惠民”代之。
那么该怎样理解“惠民”呢？
通过研读韩愈著作以及阅读有关韩愈的背景资料，笔者认为，“民”有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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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121)
，一个“上”
字明确点出了“君”与“民”的严格的等级关系，这显然已与“民贵君轻”的“民
具体请参阅我国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韩愈研究”资料，尤其应注意文革时期的“批儒评法运动”。
含义：在政治层面而言，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主要指被统治者；就道德修身而言，是指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能够进行道德修养的人。中品之性的人跟其社会出身和地位并没有必然联系，上层社会中的中品之性之人（上层社会中的并不都是中品之性之人）如果不注重修养，也会沦为被制的对象，而下层社会中的中品之性的人通过修养也可以接近圣人之境。一个人道德的高低关键在于自己的修养，君王也必须修身，否则就会步唐玄宗之后尘。从这个意义上说，惠民其实也包括惠君。相对应而言，“惠民”一方面是指“民生”，另一方面是应该使每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从佛老的 “治心”说中解脱出来，具备仁义礼智信，拥有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有意义有价值地活着，担负起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使其各尽其职各守其所而成为人。
那么，为什么韩愈的思想基点会是“惠民”呢？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惠民”之基
我们知道，韩愈一心要复的是先秦儒家之道。先秦儒家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政治的道德哲学”
[4](p2)
，其关注点不在形上领域，而在于日常人伦之用，
[5](p1)
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
[6](p24)
，是要立人、治世、安邦、定国。
它主张“德政、仁政”，“德”就是教人博爱，“仁”就是无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
。它特别注重以人民为政治的主体，其核心精神是“修己以安百姓”。正如徐复观指出的那样：“《五经》及《论语》，在政治上的基本立足点，是一切为了人民。政治设施的一切归宿，都是为了人民，并且都是以人民自身固有之道以治人民的”
[7](p82)
。统治者的政治德行或统治者的德行一定要表现到“与‘民’有关的
[8](p222)
事物上面”来，并且在政治思想中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
“民”的身上，并进而且把“民”升到“天”与“神”的地位，以人民为上天的爱护对象，把国君看成是上天安排来利于民众的，其事功在于富民养民惠民。 所以，于国君而言，就必须力修政德，惠和待民，以“惠民富民利民”为自己政策的实质性内容。于君子而言，就要注重修身，用仁义礼智等来约束自己，使自己由被动接受逐渐转变为自觉恪守，在道德修养方面不断地“反诸求己”，层层内转。但如果成德的意义在于个人的“见道”、“悟道”，仅仅追求自我解脱，“则不免往而不返，君子的循环圈也将由此而中断”[9](p126)。所以“君子”的修养还必须往而能返，层层外推，将全部的生命回向整个生活世界去以成就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推己及人，拯救天下。因而，君子就必须把个体之我转化为社会之我，其人道就是个体应当如何自处之道、个体如何对待社会群体之道、社会群体之间如何对待自然之道。所以，君子还必须把维护社会秩序的内容道德化，建立人伦道德的秩序，培养自己安人安百姓之术。也就是说，君子的修身虽然是
必须的，但它只应该是安百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保证，是一种手段，只有把自己融入到整个社会中去，安民惠民，方可算是尽了“修己以安百姓”韩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学儒，不俟奖励”
[12](p1029)
[10](p329)
的本分。
[11](p759)
，“幼刻苦。正是由
，儒家丰富的“惠民”思想和刚健有为的思想特征在他身
[3](p81)
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自笑平生胆气壮，不离文字鬓毛新”学说，才能改善百姓处境，缓和官民矛盾的最好方略”
[2](p70)
于长期的阶级斗争历史使韩愈认识到，在诸家学说之中，“只有儒家的‘惠民’
，他才要终生不懈地
复兴与提倡儒家学说，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孟子更多地主张民为邦本，有相当突出的人民性色彩和其特别明朗化的用世之志，韩愈才特别推崇孟子。
但是，先秦儒家思想中含有丰富的“惠民”思想只能说明韩愈有“惠民”思想，并不能说明“惠民”是韩愈思想之根，所以，我们还必须要进一步考究韩愈的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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