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56)。布洛克对市场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不局限于契约的长短，而是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多边市场交易中，信息存在不对称性，而且获得信息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一种常见的解决路径是发展出组织性等级体系，这就是科斯所说的企业科层制。它被用来克服信息不对称，规避市场风险。
正是在这里，布洛克提出了与诺斯相一致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和理解机会主义/非机会主义的存在。因为按照自我调节的市场原则，工具主义的逐利动机应该是普遍和强烈的，在这方面，市场原则是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的。但是，对于规避机会主义以及非机会主义的普遍存在则是市场原则难以做出解释的地方。诺斯和布洛克一致认为，如果经济学不能对此有所回答，则无疑会导致其解释力降低。而波兰尼对此的缄默，亦被布洛克和诺斯认为是波兰尼理论的欠缺所在。这一问题也就是市场性连续体共存的主体动机连续体(这一连续体指从行为动机的工具主义到嵌入性的不同程度)，布洛克注意到，随着市场性程度的降低，主体动机的嵌入性随之提高(Granovetter，1985)。这就是说，各种嵌入性的存在显著地降低了价格的杠杆作用。比较典型的情形是采购代理者仅仅出于友情等非正式关系而维持与另一企业的某个人做生意。“但是，如果在被觉察和制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人们不按照机会主义的方式行事，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是纯工具主义性质的。简言之，非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是嵌入性的证据，诸如特定团体规范之类的非经济性可变因素的力量，或他们彼此间的人际关系见证了的力量”(布洛克，2001：158)。
最后，布洛克分析了几种在现代经济中意在降低市场性的举措。典型的是现代公司的崛起，为了避免过度的市场竞争以及交易成本，“方法之一是以内部采购取代市场交易。纵向一体化的过程意味着，本来是在市场上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交易，在单一公司实体的各个单位之间得以完成。例如福特公司创建自己的钢铁
厂，各企业建立自己的法律机构或金融机构，这些服务本来可在市场上购买”(布洛克，2001：163)。另外是发展现代广告和品牌。“品牌的有效性在于市场的种种缺点：消费者常常缺少信息无从判断相互竞争的产品的品质”(布洛克，2001：163)。减低经济市场性的最后一项机制是专业人员就业人数的激增。“专业化可以理解为在信息不平等情况特别显著的市场里，减弱机会主义的一种手段??职业化是一种手段，它通过把个人社会化，使其行为嵌入某种专业行为准则的规范当中，其结果是显著降低从而产生的种种交易的市场性程度”(布洛克，2001：164)。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类似的市场性减弱的情形也普遍存在，劳动力并不处于持续流动的状态，正如布洛克指出的那样，诸多蓝领与白领雇员是在假定连续雇佣的默示契约以及内部流动机会的可能性下从事工作的，而非在单纯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工作的，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为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以及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基础。
市场经济对竞争机制的认识在于，通过竞争机制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价格就是在竞争机制的指引下达到合理水平的。因此，竞争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一直具有等同于市场的地位。诺斯也强调，在非个人交换发生时，竞争对于机会主义的克服具有重要作用，当事人各方在竞争机制的约束下能够遵守规则。但是在企业等科层组织中，竞争被弱化，这个时候对机会主义的规避就不得不回到与竞争机制不同的制约机制，即对意识形态和嵌入性的分析。
五、国家、意识形态与嵌入性
市场性概念的引入，说明了市场社会的形式主义谬误。诺斯和布洛克对市场性的重视，集中了社会学的基本想象。而波兰尼虽然意识到社会的重要，但他对
19世纪工业革命的理解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性在其间发挥的作用，而仅仅从“自我调节市场”出发来解释工业革命。换言之，波兰尼低估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复杂性，没有意识到仅从自我调节的维度来阐释市场是完全不够的。当然，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意识到的那样，波兰尼强调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特殊缺陷在于，它破坏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予以说明的。但诺斯则反其道而行之，试图来说明社会资本或者意识形态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存在的可能性(诺思，1994；福山，2007)。诺斯和福山都认为，纵向一体化组织所形成的特定社会资本能有助于对市场的超越，诺斯尤其强调意识形态观念对于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而言，诺斯对市场性的阐发，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嵌入性的维度上展开的。这意味着，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的神圣市场观念，诺斯和布洛克是通过交易费用的框架以及产权界定、国家和意识形态来予以批驳的，以此证明“自我调节市场”的虚幻性和形式性。我们试图通过对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来进一步界定和解释市场性的概念。
布洛克认为，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明显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亵渎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一神圣的维度与将劳动力与自然从属于市场这种做法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最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波兰尼，2007：17)。到底国家在19世纪扮演着什么角色？在波兰尼的分析中，“双重运动”是指“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波兰尼，2007：18)。但波兰尼也强调说明，自由放任是国家推动的
结果，若按事物的自然发展，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不可能产生。“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出现了各种立法以废除种种限制性的管制，而且国家行政功能也大大增强，国家此时已拥有了集权的科层制度来实现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任务??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确实，除了能废除一些有害的管制，立法不能直接做任何事情”(波兰尼，2007：119)。其中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及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彻底抛弃了实行多年的斯品汉姆兰方案，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快速道。波兰尼分析道，金本位制度实行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个无国界的、不断增长和繁荣的世界，但事与愿违，实际的后果是各个国家不断加强自身的边界以巩固自身的利益。自由市场的运作，不但没有消除国家的作用，反而催生着大量行政部门的产生。“行政官员必须总是保持警觉以确保这个系统的自由运转。因此，即使是那些最热切希望免除国家所不必承担之任务的人，即那些以限制政府活动为其哲学的人，也不得不赋予同一个国家以新的权力、机构和手段，以求建立自由放任制度”(波兰尼，2007：120)。波兰尼在对自由主义信条的分析中进一步指出，“干预主义”是市场体系建立的重要原因。在市场体系建立之前，经济自由主义需要国家干预，清除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建立的障碍；而一旦建立，也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使之得以维持。为了建立和维持其自我调控的市场体系，自由放任并非经济自由主义一贯原则，而是随时可能需要国家的介入，即使是诉诸内战的暴力也在所不惜。当然，这是一种反社会的国家。但是，随着社会保护运动而来的则是国家对自我调节市场的反动，尤其是英国谷物关税和社会立法，都是一种社会保护主义运动。这意味着，在波兰尼那里，国家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
但是，波兰尼并没有建立一套国家理论，而在诺斯那里，国家理论是基础性的。诺斯认为，波兰尼对此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他强调是国家缔造了非人格的市场，但他丝毫没有提供一个既能解释产权结构的创立，又能说明集团影响
国家而导致‘自我调节市场’死亡的方式的国家理论。他图解式地描述了社会构造的毁坏而没有提供一个意识形态理论”(诺思，1994：203)。诺斯试图说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这是指国家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但在最基本的方向上，诺斯是将国家与降低交易成本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在诺斯教授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而这一点通常为人们所忽视”(陈郁，1994：13)。
诺斯在1981年就指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是国家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最大化；其次，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换言之，诺斯认识到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它界定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产权的变化使得组织和组织内部的企业家从事各种活动的成本收益发生变化，组织和个人因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推动制度变迁。他由此引申出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即在这种“双重运动”中，结构得以变迁和形成。关键在于，国家通过对产权的界定，不但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国家也存在着自身的利益，私人利益也需要服从公共利益。
因此，在特定的意义上，国家具有自主性。诺斯对19世纪美国经济组织的分析就已经揭示出虚拟商品不可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其消费，例如土地，人们就认识到其是有限的，不能无节制地消费，因此反对完全将公共土地转变为私人产品。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公共利益的事项上，国家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美国1877年“芒恩诉伊利诺斯州”判决表明，“影响公共利益”的私人工商业要受到伊利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