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况且我也不想在高消费的城市里养老。在企业买了养老保险的同事也都在离开广东时跑去退保，买了又退，何必呢？”
如今国家允许养老保险金“全国漫游”，毛红原非常开心：“我现在就开始买养老保险，就算过几年再跑去深圳打工也不需要申请退保了。我们的确应该更新观念，通过购买保险来解决自己养老问题，儿女的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无奈：退保的背后有难处
新政策规定，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这让许多农民工一下子难以接受。从河南来南京打工的曹继华说：“国家这么规定，出发点也一定是为农民工考虑，但感觉上比较难接受，我们赚点钱不容易，等到退休年纪再拿钱，还是太远了。”
除此之外，农民工要求退保还有更多无奈和复杂的原因。
来自贵州的杨建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进入佛山一家工厂已3年半，养老保险缴费一直在涨，从当年每月78元涨到现在132元，据说马上又要涨到205元，而他的工资只涨了一点点，每个月只有1200余元，而家里穷，经济负担大，家里老母亲70多岁，小孩才两岁多，每个月除去房租、水电、生活费500元，还要往家里寄600元，仅剩100余元被扣掉买保险了。“退保这笔钱，是我唯一的周转资金，这对我很重要。”他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农民工知道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也知道国家不允许退保是为他们好，但由于经济条件差，工资低，加上被强制性参保，一些农民工已经习惯性地把年底退保当作“提取存款”用来补贴家用和过年关。至于未来养老问题，要求退保的农民工纷纷说：我们只要现在，不要未来，因为现在手里缺钱。
此外，由于一些工厂存在用工歧视，不招录年纪偏大的，这就逼迫部分农民工冒用别人身份证进厂，还有部分未成年人借用成年人身份证进厂打工，参保也只能用别人的名字，因此他们在辞工时必须退保，以领回自己所缴费用。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工人汤正英和儿子刘发兴就分别属于这两种情况。今年37岁的汤正英前年进厂时，借用了比她小9岁的本村邻居刘琴的身份证；刘发兴则借用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刘兴朋的身份证，他实际进厂时年仅16岁。汤正英对此忧心忡忡：“我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名是刘琴，不知道能否改过来，要不然费用就白缴了，以后老了咋办？”
疑虑：但愿中央的好政策别在地方走了样
1月11日，记者来到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看到不少人正在咨询办理养老金转移手续。回到长沙就业已两年的李明要求把在北京缴纳了近6年的养老金转移到湖南来。但他在柜台了解后颇有愁容地告诉记者：“这个政策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了。转移养老金必须回北京开具缴纳凭证，才能在湖南看到我之前所缴养老金的金额和年限。我认为养老金应该和身份证挂钩，实行全国联网，简化办理程序，这样才更能体现政策的人性化。”
其实，大多数农民工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认为只要能顺利转接，养老金发放不打折扣就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农民工持怀疑的态度。
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百豪玩具厂员工谢子香来自湖南偏远山区，她说，今年1月4日她曾打电话给老家社保部门，询问如何转保，得到的答复是“地方条件不成熟，还不能转保”。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工人何素英来自四川武胜，她说自己老家在偏远山区，坐车到县城都要几个小时，转保时能转到哪里她真不知道。而且，对于如何转保她一无所知，她说手续一定挺麻烦，所以“转保肯定不如退保方便”。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出现这些疑虑，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普遍担心回到农村老家，所买社保在打工地和老家两边对接不上。
在佛山打工的贾春雄、蒋美君等表示，“把钱交给地方上那些当官的不放心，还是把钱捏在自己手上最稳当”。来自贵州的农民工陆平先说，老家很穷，经常发生政府部门挪用资金的情况，“我们把社保转回去后，会不会被家乡的政府截留挪用”？
“中央出台了好政策，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就怕好政策到了地方后说一套、做一套。”在南京打工的曹继华道出了农民工心中的担忧。编辑：高远至
半月谈2010第3期半月谈 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半月评论2010年第4期 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