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报告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饱经艰辛与困苦，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制度的迫害，为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局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能人志士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首先奋起抗争的地主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由先前的学习西方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乃至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到后来的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指导了中国的前行。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才迎来了人民生活的富裕、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但是，如果我们细看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若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三个方面的改革，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只有协调好这三个方面，中国才能有效的完成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任务，即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先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第一，分解式的改革，即先农村改革，再城市改革。要再细分的话，就会发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本身也是分不同阶段进行的。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分权过程也是渐进性的。第三，开放性。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一特征。比起改革的其他方面，开放性最为重要。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就是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在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没有定论。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工具，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当时的“不争论”起到了“去（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把市场经济视为是一整套具体的体制安排和经济发展工具。在这个层面，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改革是国家改革的重点，经过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及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经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基本保持10%的高速发展，基本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作为有机统一体的经济、社会、政治未能得到协调发展。由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无所限制地进入社会领域，导致了医疗、卫生、住房、教育、就业等问题。着就急需加强对社会领域的改革。如果说经济的改革是将蛋糕做大，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
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已经变成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里中国没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只是说，和社会改革相比较，经济和政治改革属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第一，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第二，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当然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第三，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
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第四，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五，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下面会再讨论。重要的是，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那么社会改革就是把蛋糕做好，促进共同富裕。我们所说的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并不是就说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就停滞了。党内民主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党的十七大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从实质上就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社会改革的决心，也表明了社会改革也是国家改革的重点。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经一步扩大、物价总体水平的上涨以及近些年来的住房紧张。面对这些复杂多样的矛盾，这就要求必须加快社会改革，调整社会关系，建设和谐社会。社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衔接点，它对未来中国实现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就要加快社会改革、完善社会医疗卫生建设、住房保障建设以及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面向民族的、面向世界的、面向现代化的教育。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我们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已经开始，并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中国称之为“机构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农村自治制度、乡镇选举、党内民主等都在进行。不过，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则还没有成为主体性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经验判断。有人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从历史经验看，好的民主是好东西，而坏的民主则可能是极其糟糕的东西。什么是好民主或者高质量的民主，什么是坏的民主或者劣质民主呢？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国家制度建设了。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国家制度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变化既可以指制度改进或者改善，也可以指制度转型，或者制度变得不合适而消亡。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都还处于早期建设阶段。例如，对任何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法制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不是说中国没有法制，而是说，法制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执行效果不甚理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例如，虽然已经建立了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的分税制和金融制度，但现在仍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还需要再改革。社会制度建设在进行，但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一般人认为中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时建设民主政治，甚至有些人利用西方的民主理论来评 析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确实，我们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学习西方优秀的民主建设经验。但是，他们忽略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以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建设为前提，只有这些制度趋向于完善才有民主建设的可能，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世界上的民主建设有三种路程，第一种是先民主建设后制度建设；第二种是先社会制度建设后民主建设；第三种是先社会制度建设，然后在民主建设中改变社会制度。我们一般认为第二种才是一种较为优质的民主建设。纵观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建设还未完成之前就生硬地引进西方民主理论，最终导致了劣质的民主、国家的动荡，如：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所以社会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转接点。第二方面是，每个国家的民主理论只适合于该国，不同国家有着自身的特色，也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可学，这里强调的是民主理论不能照搬，但民主方法可以借鉴，毕竟它具有社会共性。
中国采取先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的分裂式的改革步骤是符合本国国情的，这三步走战略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当然，这并不说明中国的改革在某一阶段仅仅进行某一领域的改革，事实上，这三者是同时并举的，关键只在于以哪一个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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