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德国统一战争中俾斯麦的外交思想
摘要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十九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是
普鲁士王国的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在执政期间主张采取“铁”与“血”的政策，故被称为“铁血宰相”。十九世纪是欧洲国际舞台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俾斯麦在其中利用自己深谋远虑的眼光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通过自上而下的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外交思想。俾斯麦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即使在21世纪，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俾斯麦； 外交思想； 国家利益之上； 王朝战争； 启示
一、 俾斯麦外交思想的形成
(一) 个人背景
俾斯麦出生于1815年德国的一个容克家庭，他有一位参加过战争立下战功却非常厌恶战争的渴望安安静静生活的父亲，有一位很有主见好出风头还喜欢宫廷的母亲。他的母亲简直跟他的父亲格格不入，他的父亲只希望平静的过日子，但是他的母亲却很不安分。俾斯麦的性格上有些矛盾，我想，这跟他的家庭不无关系。俾斯麦的理性，他的深入而不为情所动的睿智，都是母亲遗传给他的，但是他的脾气，大概是从父亲那里遗传过来的。后来，俾斯麦深陷政坛，但是却经常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希望和她能够过上田园的生活，一起在田野上骑马，在树林里打猎。
俾斯麦家族数位亲人都参加过战争，立下过赫赫战功，这使得俾斯麦对军事非常的了解，而他的母亲家族门肯氏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法律或历史的教授，并且他的母亲受到影响，一直希望俾斯麦往外交界或政界发展，在父母亲的双重影响下，是俾斯麦成为了一个具有军事手腕的外交家，政治家。也正是这样强硬的方式，在欧洲局势混乱的时代，对内控制局势，强大国家，对外使用纵横捭阖的外交，带领普鲁士一步一步，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外交思想。
俾斯麦的童年时期的教育是不成功的。“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令自己懊恨的柏林柏拉曼学校所浪费的八年时光。他说：“我从小就离家出走，从此以后，我在也没有想家的感觉。从一开学起，我受的教育除了充实知识，其余尽皆抛弃。当然那时候应该多学些知识。”他始终认为母亲是家里节制扼杀一切的根源，他把在寄膳宿学校所受到的种种苦楚都归咎与他的母亲。”[1]据他的叙述，他在小学的时候吃的不好，穿的不暖，睡得也不好，而且教育体制极其严苛，令他对学校的一切都十分讨厌。俾斯麦很讨厌他的母亲，因为他感觉他的母亲根本不关心他，每天只知道参加宴会和社交。在他在学校十分痛苦地时候，非常想回家，但是他的母亲却写信告诉他，她暑假要去海边度假，要他自己留在柏林。而且不止一次这种情况，他觉得他的母亲是极其自私的，因此他更厌恶母亲。当时，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雅恩党的自由主义和反贵族正斗的火热，而这个刚刚十岁的孩子一直认为自己是武士阶层的一份子，他仇视那些反贵族的自由主义分子，而他的母亲却有着比较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因而他也更痛恨那些自由主义的思想，更
痛恨那些自由主义分子。
俾斯麦的少年时期是在格罗克罗斯特高等学校度过的，而在这短时间，他发现反贵族的学生越来越多。在学校里，平民学生占大多数，而这样就更凸显出来贵族的与众不同，因此而产生的门第自豪感也越来越强。在十二到十七岁这五年里，他的身边只有父母，信奉物质主义的哥哥，仆人们，应该给予思想指导的那几年里，他的身边除了父亲，没有他爱的人了，所以他的思想是自由发展的，并没有人去培养，到十七岁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相信了，他后来信基督教也是因为他的妻子乔安娜的原因。“在上学的时候他非常反感古老派的的演说，他说，他觉得他们读这种粗鄙与骂人的演说词令他恶心。”[2]他是极其反对在政治上说空话的，他觉得这是在自吹自擂，自欺欺人。在少年时代，他还非常反对非情绪化的动作，他觉得任何的动作都是情绪的反映，都是充满感情的，所以俾斯麦总是充满着激情。他对于政治没什么感觉，但是他总是在说起德意志的统一时跟别人赌上二十五瓶香槟并 断定德意志会在二十五年内统一。最后，他赢了，还是经由自己完成的。
俾斯麦在人生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是无所作为的，俾斯麦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但是他那时候就能够“驾驭人们，权衡动机，最善于利用暂时的地位，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使仇敌承担责任，这都是玩弄权术所必不可少的。”[3]这样的他，怎么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吗？后来，十八岁他厌倦了整日狂欢，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回了老家申豪森，在那里他平静了，每天在树下学习，他在那段时间，学会了如何把握自己的心态。
俾斯麦在早期的时候就很有领导的欲望，他曾说过：“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在这里领导我的同学，就比如我要在将来领导一个国家一样。”
当然，如果一个人只有能力而没有经验，他是不可能做到俾斯麦如此出色的地步。俾斯麦的性格特点是他外交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他的经历则是必可少的步骤。俾斯麦在大学毕业之后担任过外交职务的见习官，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次的经历为他以后成为外交官奠定了基础。尔后，他的经历都培养了他务实的作风。“俾斯麦自己后来声称，他的外交风度都是从波美拉尼亚的马市上学来的。”[4]在1851年到1862年间，他多次担任外交史上的重大职务，包括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公使（1851-1858）、驻维也纳公使（1852）、驻圣彼得堡公使（1859-1862）、驻巴黎公使（1862）。这11年间，他认真分析了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了德意志各邦的外交手腕，从各个国家的外交大使那里学习和借用了很多经验，不管是外交还是政治。他开始反对普鲁士陈旧的保守外交主义，主张实行现实主义，来适应新的国际局势。
他的性格成为他成为出色外交家的潜在因素，而他的经历则成为他在外交之路上的筑路石，使他具有了高瞻远瞩的眼光与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
（二）时代背景
俾斯麦的外交思想形成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国际关系大变革时期。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反法同盟建立了一个国家均势，同时以共同理念来减少破坏国际秩序欲望的维也纳体系。这是欧洲历史最稳定的一个国际体系。“造成此种独特的国际态势的部分原因是，其均势建构的极佳，要集结足以推翻它的庞大势力极为困难。但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于欧陆国家是因共同的价值 观而结合在一起。各国不仅在有形势力上，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权利与正义取得相当的协调。全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少诉诸武力的
欲望。”[5]也就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欧洲局势才稳定那么多年，维也纳体系才被称为欧洲国际关系史上最成功的国际体系。
均势和共同理念这两大因素的维持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要维持均势需要各国协调一致，这就要求把国家利益置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下，其次，共同的理念——保守主义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悖。并不稳固的基础使得维也纳体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稳定，其中隐含着无法避免的隐患。十九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生产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民族民主主义兴盛，使得维也纳体系变得摇摇欲坠。而在各种冲击之下，欧洲国际关系的传统运作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在矛盾不断激化的同时，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欧洲列强最终放弃了欧洲的协调机制，走上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则正式标志着维也纳体系的崩溃，“这场战争使欧洲国家体系迄今在某种程度上还相当牢固的关系终于解体了。”[6] 维也纳体系的解体，使得以均势和共同理念为基础的欧洲国际关系稳定的局面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欧洲国际舞台的真空期。没有了共同理念的约束，欧洲列强为了国家的利益进入了无节制状态，完全依靠国家实力去进行在政治与军事战场上的角逐。欧洲国际关系恢复到无政府状态，短暂的和平结束了。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俾斯麦带着一套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思想登上了欧洲的国际舞台，开始展现他那出色的外交艺术。
二、 德国统一战争中的俾斯麦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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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战争后，德国的统一问题已经不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 整
个欧洲局势变化的国家性问题。德国要统一，不仅要有德国统一的内部条件，也就是足够强大的实力，而且要解决来自欧洲列强的各种阻挠与破坏。俾斯麦认为武力才是解决政治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关键因素，他外交思想中的强权政治在他的“铁血政策”中完全体现出来。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普鲁士必须积蓄自己的力量并把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决议所能决定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7]于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配合他精心谋划的外交政策，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结束了德意志的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德国。
（一） 普丹战争
德国统一的第一场王朝战争是普丹战争。其实，俾斯麦的原计划是先于奥地利作战，但是德意志与丹麦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发生了领土纷争，于是俾斯麦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准备对丹麦发动战争。
在历史上，荷尔斯泰因一直是德意志的一部分，而石勒苏益格则是一个独立的公国，且根据克里斯提安一世1481年法令，规定永远不可分离。1815年，维也纳会议由于两公国加另外德意志的一个小公国的问题，留下了德意志与丹麦之间领土争端的隐患。
到1863年，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突然宣布将两公国分开，并提出在荷尔斯泰因享有特权。随后，丹麦新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签署了新宪章，意味着他们否定了1852年签署的伦敦议定书的内容。德意志国内舆论哗然，坚决要求丹麦收回此项法令。而正是这个矛盾，让俾斯麦看到了对丹麦用兵的机会。而他也不准备放过此次机会，坚持要吞并三公国的目标。他曾很明确的表示过，“从最初起，
我就坚持着眼于兼并”，“各公国并入普鲁士是他们的顶点。”[8]俾斯麦放弃原有计划，从大局出发，暂时放弃与奥地利的战争而转向与奥地利结盟，共同对付丹麦。
与奥地利结盟，从俾斯麦外交的现实主义出发，国家利益至上。对俾斯麦来说，与奥地利结盟可以掩盖自己要吞并两公国的最终目标，而普奥结盟，对于英法等国家来说，可以防止普鲁士吞并两公国，而且，与奥地利结盟可以将统一的德国的主动权掌握在普鲁士手中。俾斯麦也曾经得意的宣布过，“维也纳的政策如此在整体上和细节上服从柏林的指挥是从来没有过的。”[9]从对国家的好处来说，与奥地利结盟无疑更服从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与奥地利结盟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为以后普奥战争埋下伏笔。俾斯麦的高瞻远瞩的外交眼光，为普鲁士未来统一德意志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864年2月，普奥联军率兵进入石勒苏益格，丹麦战争爆发，欧洲列强并未插手战争，战争局势很明朗，丹麦政府被迫于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将三公国交给了普鲁士和奥地利。
俾斯麦的策略获得了成功，既消除了英法等国对普丹战争的阻挠，又为以后的普奥战争提供了隐藏的因素，也是他的“铁血政策”一次成功的实践。
（二）普奥战争
根据普丹战争的结果，奥地利接受俾斯麦的建议，于1865年8月与普鲁士签订加斯泰因公约：两公国领土共有，但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理，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管理。问题貌似已经解决，但俾斯麦知道，将来两国肯定在管理上有矛盾。1866年2月，俾斯麦在御前会议上公开承认“普奥战争已经是时间问题”[10]
埋下战争的种子后，俾斯麦为了稳住欧洲列强以及保证普奥战争爆发时普鲁士不会腹背受敌，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活动。为了不让英国插手，以降低关税为筹码，但是，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法俄两国的态度。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对俄国的落井下石使俄国对奥地利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印象，后来奥地利与普鲁士在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中的不同表现，更让俄国产生了排奥的情绪，因此普鲁士在于奥地利争取俄国的支持中更占优势。对于法国，俾斯麦为讨拿破仑三世欢心，模糊的给了法国允诺，而且以民族独立诱惑法国。拿破仑三世受拿破仑一世影响较深，在欧洲“支持民族独立的原则”[11]。俾斯麦因此而获得了拿破仑三世的赏识。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表示，意大利收复威尼西亚时，普鲁士将不会支持奥地利。为报答俾斯麦，拿破仑三世也表示“我不会站在一个靶子旁边。”[12]同时，由于普鲁士的特殊地理位置，他必须要避免腹背受敌，因此寻求与意大利结盟，而条件则是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可以恢复威尼西亚。
俾斯麦在准备对奥作战之前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反映了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是均势外交，德国争取跟欧洲列强都建立良好地关系，比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友好，这样俾斯麦才能利用各个国家，为德国谋福利。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中，讨好各个国家是关键，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普鲁士才能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其次是在现实主义指导下的灵活多变的外交，俾斯麦一直不同意外交只拘泥于一种形式，就像讨好法国时那样，既有利益上的诱惑，又有思想与心理上的诱惑，使拿破仑三世不仅在利益下支持自己，更让他在心理上认同自己。而且俾斯麦认为外交政策应随着局势而变化，这一点后来体现的更明显。
做好一切准备后，俾斯麦开始采取加剧普奥冲突的措施。俾斯麦指责奥地利
破坏了加斯泰因公约，并在1866年6月正式进攻奥地利。德国统一战争中的第二次王朝战争爆发。战争实际只持续了三周，7月3日，在萨多瓦战役中普军决定性的击败了奥军。
奥地利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而此刻，俾斯麦展现了一个出色外交家的机智。普鲁士国内亲王和将军等都主张继续进军维也纳，但是俾斯麦力排众议，决定接受法国的调停，并提出了比较宽容的条件。俾斯麦接受调停主要是因为如果不接受，法奥将联盟进攻普鲁士，而且俾斯麦对奥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根据俾斯麦的计划，“在对奥地利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13]如果继续进军，那将来在对法战争时，必然会多奥地利一个敌人。
作为出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俾斯麦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无疑是最好的。俾斯麦坚持外交思想中的自我节制原则，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在对奥战争如此好的形势下，俾斯麦保持理智，“我也认为，通过暴力事件来推进德国的统一是可能的。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造成一场暴力灾难的使命和选择时机的责任。任意地仅仅按照主观理由而决定干预历史的发展，结果总是只能打落不成熟的果实。至于说，德国的统一在目前不是个成熟的果实，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14] 俾斯麦虽然主张铁血政策，但是，他也坚持武力的使用要屈从于现实的目的，从自身实力出发，俾斯麦清楚地知道目前并不是统一德国的最好的形势。俾斯麦同时也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他并不认为继续进军维也纳会对普鲁士产生多好的影响，反之，俾斯麦认为继续进军除了给普鲁士惹上不好解决的麻烦之外没什么好处。他认为“不必要给他们留下长期的痛苦而致其切望复仇??无论如何要把奥地利这个国家看作是欧洲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同它恢复良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应该公开拿在手里的一招先手棋。”[15]而从长远看，俾斯麦的政策的确很正确，为普鲁士后来的对法战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66年8月23日，普奥签订了布拉格和约。和约虽然对当时的普鲁士来说 收获不大，但是放眼德国的这段历史，它对普鲁士的用处就不言而喻了。
（三）普法战争
1866年，虽然普鲁士把奥地利逐出了德意志，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但是南
德意志依然有四邦被法国控制。拿破仑三世曾宣称：“德意志应划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16]并且，英国和俄国也都曾经表示不愿看到普鲁士继续侵犯南德，所以，在这种局势之下，普鲁士要想统一德意志，必须保证自己在和法国发生冲突时，英俄不会站在法国那边，为此，俾斯麦开始了新一轮的外交活动。
普鲁士想统一德意志就要先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以及提高普鲁士的国际地位。于是俾斯麦开始加紧联系南德四邦，以各种宽松的条件来换取普鲁士与南德四邦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同时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
与此同时，要想在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就要先孤立法国，使法国陷入无援的状态。上文中提到，俾斯麦在争取法国在普奥战争中的中立时曾给予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允诺，其中包括：莱茵河西岸德意志地区、卢森堡和比利时。关于莱茵河西岸德意志地区，战后俾斯麦再跟法国大使贝内德梯谈判时说：“不可能将德国的任何边境地区让给法国，除非这些地区的居民自己表示愿意做法国臣民。”[17]贝内德梯失望而归。而卢森堡问题则是由于普鲁士反对，荷兰出卖卢森堡一事作罢，最后法国没有获得卢森堡，而普鲁士却享受着卢森堡的经济利益。比利时问题是俾斯麦孤立法国最重要的一步。他以普王要研究为借口向法国要了一份关于对比利时问题的书面材料，而后将此作为法国要吞并比利时的证据展现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