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在市场性供需不平衡和结构性失衡的双重夹击下，园区产品滞销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由此可观，造成行业内招商引资难的原因不能全部归因于实体经济的持续性衰退，还跟行业内产品滞销有关，而造成产品滞销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规划失误和行业的粗放式发展，将行业的产业属性和地产属性本末倒置，从业人员为追求短期利益而让产品成为现金流的承载体，以至于现在进退维谷，生死一线。
案例
B公司，曾经是一家中部省会城市非常优秀的住宅开发商，偶然机会在紧挨机场的临空港区跟政府谈下了一块非常不错的地，按照传统房地产思维，地段和既有经验都支撑这个园区的开发。于是该公司聘请了来自欧美的大牌设计公司和代理行，做了一个异常高大上的产业园区，几乎把身家砸进去，前期80万平米建设起来才发现，有效需求不足，客户定位失误，连一平米都卖不出去，最终企业资金链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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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老板从此人间蒸发，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园区也沦为史上最奢华的烂尾盘。
死法四：死于水土不服症
我们一直强调，产业地产的大规模、批量化异地复制是一个“伪命题”。产业地产对地域经济、文化、产业基础、政治环境等的敏感度非常高，任何一个因子的不协同都会导致功亏一篑，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可能让园区成功，但世易时移，任何想原封不动地在另一个城市复制这种成功都是妄想，鼓吹这种复制的人，要么很傻很天真，要么很阴很叵测。
因此，当媒体大肆喧嚣中国“下一个硅谷”、“苏州工业园的翻版”、“大连软件园的2.0版本”等话题时，不要艳羡，警惕处之，当天时地利人和、产业孕育的土壤和基因都发生改变时，是很难培育出克隆一般的种子的，所以那些宣称“N年N百园”、“布局沿海中部十几个重点城市”、“把园区建设与产业培育的经验复制到全国”等等的招牌幌子真的可以歇一歇了，如果真的只靠这样就能振兴实体经济，那中国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到眼前为止还是要靠房地产来拉动呢?
“双创”浪潮给产业地产带来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但收效甚微，第一，库存高企，面临去化难题;第二，实体企业景气度不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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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第三，政策利好，新进入者增多，利润被分食。因此，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大规模异地复制的噱头可以提升公司股票价值;对于非上市企业来说，可以制造噱头为上市融资、拿地拿政策做准备。但是真相，可能只能靠时间来戳穿了吧。
案例
C企业一直号称自己是某国家级科技园区的建设者，地方政府对其青眼有加，纷纷抛来橄榄枝。该企业借着异地复制“国家级科技园区”的名号，北上南下，东突西进，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大肆圈地。然而园区建起来之后政府才发现，该企业只能盘活当地的一些存量，根本不可能造起一座本土版的“国家级高科技园区”，甚至连本地的招商都十分困难，而在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这家企业却是异常活跃，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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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盆满钵满。当地政府后悔莫及，而这家企业在短暂的利益获取之后，后期也渐渐难以为继，慢慢淡出了行业竞争的主力行列。
死法五：死于政府违约局
正常情况下，政府违约对于商业项目的运营来说属于政治风险，应划归于系统性风险的范畴，其对市场的影响是偶然性的、不可抗拒的，但囿于产业地产资金回笼慢、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点，开发企业开辟了一种新的利益模式，那就是建设—移交即BT模式或者建设—运营—移交的BOT模式，另外就是目前正在探索的PPP模式。在这一系列模式中，企业和政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信用关系到企业利益。
对于一线城市甚至是二线重点城市来说，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充裕，违约风险比较低，相对比较安全。然而，一线城市产业地产业态已饱和，基本没有复制扩张的空间，所以产业地产商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中小城市。当经济处于下行态势时，负债运营的地方政府机构日子也不好过，房地产发展旺盛时，可以很顺利地通过卖地收入弥补缺口。如今，这条道路走不通了，所以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率近年来不断攀升。进入这些城市的产业地产商，也逐渐感觉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渐至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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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一家品牌开发商，负债表中有一项非常关键的数据，叫做应收账款，主要是地方政府欠的招商服务费用，5年前只有几亿元，但是随着其全国的扩张，如今这个应收账款规模已经达到近百亿!这真是让人为其捏了一把汗，哪怕有一家政府违约，也够其受的了。
案例
D企业在西南部发达城市起家，受到各地政府盛情邀请，大举杀入多个四线城市。其合作模式是前期自行垫资进入开发以及招商，在完成百分之五十的有效招商后，政府将按照约定的价格购买这些物业。表面上，这家企业看似是在全国布局了十几个园区，风光无限，然而那些欠发达的四线城市，本身财政收入就不高，即便认定其招商运营达标，也没有资金支付，只能形成一个个的应收账款，以及一堆更加难以消化的偏远土地抵债。目前该公司异地的某一个园区项目，当地政府应在2013年就支付近十亿的费用，到今天依然遥遥无期。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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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下，该企业财务上出现了巨大危机，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的巨大失败，但不知，一切是否还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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