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堡: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
作为“2005—斯特林堡在中国”系列活动的高潮,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瑞典驻华大使馆、瑞典文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大学隆重开幕。这是瑞典首次选择在中国举办国宝级文学大师斯特林堡的国际性纪念、研究和推广活动,为了体现对这一活动的高度重视,瑞典文学院史无前例地选派了3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这一系列活动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间,斯特林堡也成了文学圈中谈论的热门人物。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Strindberg)(1849—1912)是瑞典独树一帜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自传家,堪称瑞典现代文学之父。他的戏剧、小说、自传和书信在西方现代文学领域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文学经典。斯特林堡是瑞典王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名片,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先生曾形象地将斯特林堡比作“瑞典的鲁迅”。斯特林堡和中国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他学过汉字,写过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被称为瑞典第一位汉学家。
1928年6月2日,法国剧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梦的戏剧》在法国巴黎的阿尔夫莱德·简瑞剧院首演。残酷戏剧的创始人安托万·亚陶担纲该据的导演,几乎在大幕徐徐拉开的同时,观众的口哨和喊叫声就开始不断地干扰演出,一些些众沉醉其中,其余的则感到非常地惊骇不安。由于安德尔·莱顿领导的超现实主义者试图抗议安托万的戏剧美学思想,争论和谩骂很快升级为斗殴。最后警察不得不介入,5名超现实主义名被拖离剧场。 1890年,柏林的弗莱布涅剧院针对小范围的观众上演了《父亲》,然而不久政府的审查官员就介入并禁止了余下的演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也因而得到了一个来自瑞典的惊世骇俗者的名声,他的思想被认为与当时被禁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类似。1908年,在俄罗斯城市诺夫哥罗德,当《父亲》最后一场中发疯一幕演出时,警察又一次被召唤来,因为4名观众席上的妇女竟然突发歇斯底里,不得不由他们护送离开演出大厅。1948年在波兰,斯特林堡所有的戏剧演出都遭到禁止,而《父亲》则被打上了“在意识形态上仇视劳动阶级的一号作品”的标签。1888年,该剧在瑞典首演之后,评论家曾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评价该剧“哦:!糟糕!哦!糟糕!实在太糟糕了。”
尽管《死亡之舞》创作于1900年,但是它在瑞典的首演却不得不一直推迟到1909年,演出的地点也不是任何一家斯德哥尔摩的知名剧院,而是在一家由斯特林堡自己建立的小剧场中。当时的主流评论家认为这是斯特林堡创作的最“令人生厌”、最“乏味”的戏剧:“《死亡之舞》是一出粗糙、冗长和乏味的木屐舞,既不可能吸引。也不会感动它的观众。”
1889哥本哈根,警察又一次出动了,这一次是为了《朱莉小姐》的世界首演。手持禁演令的政府审查官员再次前来干涉,并中止了演出。瑞典的出版商曾拒绝出版这出戏剧。至于该剧在瑞典的首演,斯特林堡不得不又等了16年。这部作品曾经被当时批评家们打入冷宫,被认定是“一堆垃圾”、“一个巨大的错误”、“用一种只配在迷乱和癫狂巢穴中使用的语言写成”。 以上我们非常简要地回顾了斯特林堡的4部堪称引起世界戏剧革命之剧作的舞台历史。其中《死亡之舞》在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爱德华·艾尔比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迹;而对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同胞拉尔思·瑙纶而言,其影响更为深远。《梦的戏剧》从巴黎出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先锋派剧作家,包括:法国的阿尔伯特·卡莫斯、尚·惹内;爱尔兰的萨缪·贝克特;俄罗斯的阿·阿达莫夫以及罗马尼亚的尤金·尤内西科。《朱莉小姐》目前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不停地上演,即使在今天,该剧仍能激荡起足以引发骚乱和警方介入的激情,例如在南非它就曾被用来揭露种族隔离制
度。
斯特林堡的一生与他的作品逐步征服世界的过程都极富戏剧性。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异乡,警察的干涉、政府的审查、禁演以及源自各式各样立场、因不解而产生的批评长时间笼罩着他的作品。这一切的产生既有政治、宗教的原因,也有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因素。
征服世界之梦
从1883年至1898年,斯特林堡几乎一半的创作生涯旅居海外,他不停地在欧洲各地更换着住所,先后旅居丹麦、德国、法国、瑞士和奥地利。
征服世界是他的目标之一。如果他能让世界屈服,那么瑞典也就必然臣服在他的脚下。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如果这个优雅的城市臣服了,那么粗俗而变幻莫测的斯德哥尔摩也许会被说服张开她的怀抱,这可以有力地回击那些批评家。此外国家和语言之间在那个时期相互敌视的事实也增加了斯特林堡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斯特林堡在如下背景中离开了瑞典:他23岁时写作的早期作品《奥勒夫老师》(1872)革命性地颠覆了19世纪最盛行的体裁历史剧。在剧中,他对瑞典宗教改革、国王和教皇间的争斗进行了历史性描写;同时青年在理想和现实、渴望和可能间彷徨挣扎的主题交织其间。然而,斯特林堡却不得不为这部戏剧的出版和演出等待了10年之久。
在斯特林堡的小说《红房间》(1897)中,他大胆突破,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历史上第一次,一种轻快的现代口语风格取代了当时仍然统治瑞典文坛的矫揉造作的瑞典散文文体。它饱含诗意的想象、生动的印象主义风格的比喻、富有活力的文笔使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画卷跃然纸上。
斯特林堡的另外两部作品同样引起轰动。在《瑞典人》(1880-1882)中,斯特林堡用广义的社会历史观来审视瑞典历史。与以往的侧重王室的历史观不同,这部作品聚焦于芸芸众生,在1000年的历史跨度上对风土民俗历史进行描述。这种历史观被当时的职业批评家们口诛笔伐,斯特林堡马上给予了反击,在他的极端民主主义的小册子《新王国》(1882)中,他用笔剥去了对手们荣誉和尊严的外衣。
征服世界是斯特林堡的梦想。在祖国,他体验了人们盲目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苦恼。他曾对画家朋友卡尔·拉尔森预言:在5年时间内,我将扬名巴黎!相信我!这是对那些蠢驴笨牛们最残酷的报复!他的言辞变得富有战斗性和军事色彩。在他的通信中,他宣称他渴望“刺穿丹麦”、“向巴黎发起冲击”、“直插法兰西的心脏”或者“踏平德意志”。这种遣词造句充满了男子气概。1884年,
他的一篇关于比昂斯特恩·比昂松的论文在法国一家期刊上发表。在一封信中,他得意地说道:“好,你要对我闯入巴黎说点什么,外国人旅行到那里饮酒和淫乐,我也要和巴黎人淫乐,可是是以一种奇妙的不同的方式!”
斯特林堡乐于把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标榜成“流放”,富有鲜明的英雄色彩,大有遭皇帝放逐的古罗马行吟诗人和维克多·雨果的遗风。他的其他楷模是挪威作家们,诸如比昂斯特恩·比昂松和尤纳斯·雷,尤其是一生漂泊海外、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亨利·易卜生。“流放”这个词也自然地把斯特林堡和那个环境窄仄、政治保守、不理解他的祖国联系起来。 还有两个重要事实也有助于阐明斯特林堡和世界的关系。首先,当时瑞典所处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前所未有地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丹麦、瑞典、挪威由强大的政治存在转型,成为一个伟大文化时代的开创者。在伦敦、巴黎、莫斯科,斯堪的纳维亚发出的现代主义信号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热切地截取着:齐克果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非此即彼的选择论、乔治·布兰德斯怀疑一切的箴言、易卜生和比昂松基于这些哲学思考的戏剧实践以及埃德瓦·蒙克大胆的表现主义画作——所有这些都是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斯特林堡得以在这种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大
胆尝试。其次,自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不可思议且前所未有地在知识文化层面成为一个整体。北欧的读者可以马上读到埃米尔·左拉的原版新书,而托尔斯泰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则很快地被翻译介绍给那些不通俄语和挪威语的读者。在斯特林堡时代,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到巴黎所需要的时间与今日相差无几;旅行手续也非常简便,斯特林堡从来就没有护照,也从来没被鲁莽的海关官员打扰过。
当然还有一个斯特林堡选择旅居海外的原因堪称琐碎而不值一提,对于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作家来说,和妻子、孩子、佣人生活在欧洲大陆要比在斯德哥尔摩便宜得多。
斯特林堡的漫漫旅途
1883年斯特林堡踏上迈向世界的旅途。首先,他到了巴黎附近的艺术家聚居地格黑兹,然后搬到了法兰西的首都。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萨瑞·凡·艾森和两个女儿凯尔琳、葛莱塔,以及他们的女佣埃娃·卡尔森。他们的儿子汉斯次年出生在瑞士。显而易见,斯特林堡的海外生活和旅行不仅是他艺术创造力的源泉,同时也让这个职业作家能够靠写作为生。然而他和世界的关系却远比这复杂得多。
他急切地研究他的新环境,同时也毫不迟疑地给出结论。他的判断没有被准确的经验性的观察所左右,他无视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现实,把那些国度变幻成一些夸张的象征和源自内心的景致。德意志是“家长制的,男权至上的,肥头大耳的官员榨取着全额的通行费”。至于巴黎,在他的写实风格的游记《在法国农民之间》里,则是一座现代的巴比伦城,验证着卢梭关于文化的毁灭性影响的命题。而在他“记录皈依之路的小说”《地狱》中,巴黎像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般的城郭,是那些忏悔者热切寻觅神迹的理想之所。在他19世纪80年代的一些短篇小说里,美丽的瑞士被描绘成浑然天成的乐土,而高山峻谷的奥地利则在他的宗教道德剧《向大马士革》中被幻化成美妙的仙境——一面辉映灵魂的明镜,在那里亚当初逢夏娃和上帝。 现在斯特林堡急切地希望建立起国际作家的地位。除了写给报纸和杂志的文章,他还创作了一些他最重要的作品:法语小说《疯人辩护词》和《地狱》。尽管他私人或写作圈子里的朋友都是一些国际作家,诸如挪威的比昂斯特恩·比昂松和琼斯·里、丹麦人乔治和埃德瓦·布兰德斯、波兰的恶魔主义者斯坦尼斯拉夫,或者是像左拉和尼采一类的记者,但是他始终关注着他的故乡。这一点非常清晰地反映在斯特林堡最受欢迎的诗意作品《汉莫斯的人们》中。这部轻松愉快的自然主义小说以斯德哥尔摩群岛为背景,1887年完稿于巴伐利亚。恰如斯特林堡自己的评价,这部作品是像间奏般的谐谑曲,展现出介于《父亲》和《疯人辩护词》之间的极富洞察力的心理刻画。此时的斯特林堡背井离乡,囊中羞涩,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变得危机重重,苦涩异常,然而他却用兴高采烈的幽默和一大堆有关渔耕樵读及家乡方言的轶事,把故乡往事挥洒于笔端。
所有他对“充斥着榧子和粗面包的丑陋国家”瑞典的敌意、诅咒、怨恨也许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那其实是一种纯真炽烈的乡愁。这种炽烈的乡愁有时呈现在一些难以自禁的情感流露中,诸如斯特林堡发疯拟地寻找煮肉的莳萝和做汤的青豆;有时责备他编织进吟诵他迷失的青春之岛——斯德哥尔摩群岛中芬芳满浦、烟水迷离的克曼岛——的优美诗行。在《没收之旅》(1885)里斯特林堡曾明确地宣称:“思乡的痛楚已经消失。”然而在他旅居瑞士时,他依旧怀念着斯德哥尔摩群岛,以至于“双脚渴望踏上归乡的路”。在《仆人主子》(1886--1909)中,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一个成年人试图通过旅行来改变环境是难以成功的,一个人即使心里“毫无眷恋故乡的理由,可是他的身体里却有着难以抑制的对故土的留恋”。这种对家乡的留恋和感情上对祖国的怨恨——真理在握的快乐和对同胞不理解自己的仇怨之间的矛盾,在他自觉地号召建立大欧洲的呼吁中消解“:让我们成为欧洲人吧!这是比成为瑞典人更伟大的任务!我愿意承担促进瑞典人融入欧洲的任务;”或者“我并没有想背离瑞典,尽管我同时想成为一名欧洲
人,所以正努力把瑞典拉进欧洲”。一个多世纪以后,斯特林堡在1884年发出的论断依旧意义深远:“如果有谁仍旧怀疑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由讲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组成的大欧洲联邦的出现,那么他应看看瑞士,在那里这个实验已经完成,并且成功了。”狭隘的瑞典国家主义不可避免地遭其批判。有时斯特林堡侨居海外的目的被善意地披上了19世纪80年代极端卢梭主义的外衣:“首先他必须攻克巴黎并且使自己变得有名,然后凭借名气的力量炸毁整个文化堡垒。”
憎恨女性和疯狂?
斯特林堡和家人在瑞士安顿下来,他在短篇小说集《结婚》(1884)中为人的本能辩解。其论点来自卢梭的思想和农业社会主义、虚无主义,但是其锋芒并没有直指女性。相反,在序言中斯特林堡主张:“她们向往的自由和男人们向往的自由完全相同,我们要像朋友一样共同去争取它,而不是像敌人一样去争夺它,否则我们将一无所获。”
斯特林堡歌颂家长式家庭的田园诗般的景象,同样兴高采烈地评价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所代表的解放了的上层女性形象。斯特林堡直白的性描写使持保守观念的人感到不安,而且他被
指控在一部描写圣餐礼的小说段落中嘲弄圣礼。因而为了到庭聆讯,他被迫重返斯德哥尔摩。 虽然他被公开宣判无罪,可这次诉讼影响深远,成为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一方面,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被夸大为敌视女性主义;另一方面,他被打上了丑闻作家的烙印,在瑞典,他将不得不终其一生接受这个标签。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斯特林堡是憎恨女性主义者、是“狂人”,这两个草率的荒诞评价至今仍然妨碍着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
毋庸讳言,这枚苦果是斯特林堡自己种下的。他的思想世界中原有的一系列矛盾,诸如:理想与妥协、自然与文明、上层与底层社会,现在统统让位于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在《疯人的辩护》(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剧名!)里,他对自己正在走向尽头的婚姻进行了生动但却主观的描绘。受达尔文主义和尼采的超人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催眠术和建议心理学的影响,他在自然主义的悲剧《父亲》和《朱莉小姐》中专注于性别之间的斗争。就形式而言,妇女在《父亲》中大获全胜。男主人公对自己是否是孩子亲生父亲产生怀疑,这使他遭受了“精神的谋杀”。在后一剧目中,年轻的贵族妇女和男仆做爱之后,准备自杀。当然在实际演出时,观众到底同情哪一方则取决于导演和演员的演绎了。
当斯特林堡或者说他那些见诸作品和信件中的大胆自白,被后来的学者用精神分析法进行剖析,其结果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斯特林堡憎恨女性和疯狂的传言也来源于另一个事实:斯特林堡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其作品的看法。尤其是在斯特林堡的家乡,源于对其生平的了解,瑞典人在很长时间内,几乎不可能不受传记的影响而去客观地审视他的作品。在斯特林堡自传中,他描述了截止到1886年以前的漂泊人生:童年家庭生活中的恐惧;沉默而暴躁的父亲;在他13岁时撒手人寰的母亲;学校;在小学当代课老师;被聘为家庭教师;求学生涯;不成功的演艺生活的尝试;当新闻记者以及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的工作。斯特林堡对现代社会及政治环境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自传重点描述了他由童年对宗教热诚的信仰转化为无神论者。斯特林堡不仅被等同于《仆人之子》中的约翰,而且在并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剧中男主人公的原型。在瑞典的斯特林堡戏剧权威奥勒夫·莫兰制作的斯特林堡戏剧中,主人公总被戴上一副自然主义的、虚幻的斯特林堡式的面具,在瑞典群岛上或世纪之交的斯德哥尔摩城中徜徉。
有关斯特林堡憎恨女性和疯狂的传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背景:事实上斯特林堡是偏于理论的辩论家。多么博辞雄辩的艺术家,都会在斯特林堡这里遇见对手。而戏剧恰由双方唇枪舌剑
的对白构成。他在剧中希望塑造的“半个女人”(如他在《朱莉小姐》序言中所表述的那样)成为女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瑞典17世纪的克里斯汀娜女王也许就是这样的“半个女人”,“她是一个如此真正的女人,以至于她几乎是一个憎恨女性者”(摘自剧本《克里斯汀娜女王》)。在草稿阶段,按照类型酝酿的角色在斯特林堡的生花妙笔之下,被塑造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指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在私人生活里完全没有实践他那些时常宣讲的理论也许有一点多余,而事实上,他经常落入那些独立、坚强女性的情网。他经历了三次婚姻:芬兰瑞典裔的萨瑞·凡·艾森、奥地利记者弗芮达、挪威出生的女演员哈利特·波斯。他的情书写得诗情画意。27岁时,他写道:“我在呢喃细语,为谁,为春天,为阳光,为青葱的橡树林,为轻柔的柳絮,为蓝色的银莲;叮咚的铃儿正将其吟唱,婉转的百灵也在催促:去做呀!我在呢喃着什么?我深深地爱着你!”52岁的他曾经沧海,自然的比喻被披上了《圣经》庄重的外衣:“我拥抱着你,轻吻你的眼帘,感谢上帝!让你这衔着橄榄枝的小鸽子降落在我身边??那经年的洪水已经退却,旧的世界已经全然被淹没,而大地即将重新变成青翠的沃野。”
柏林岁月与重返巴黎
但是男性与女性的矛盾,像强弱之间的抵触一样很快暗淡下去。斯特林堡的第一次婚姻走到了尽头。他结束了自1889年开始的定居瑞典的生活,于1892年再次移居柏林。同19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又一次过起了波希米亚式的不羁生活。离开瑞典前,在一封信里他坦诚地说道:“我在这儿拥有的同胞、朋友、亲戚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故土三年糟糕的生活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资源。”在柏林,他将大多时间消磨在一家被他戏称作“Zum-schwarzen Fenkel”、有900种不同酒品的小酒馆里。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他写作的灵感干涸了。然而柏林仍将为他已完成的作品所征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已完成六部戏剧,他们之中的两部——《父亲》和《朱莉小姐》——确实非常精彩,而且在瑞典之外,没有什么社会公德因素可以妨碍其公演。” 1893年,在赫耳果兰岛,斯特林堡和一个刚刚离开女子寄宿学校的年轻奥地利姑娘弗赖达·尤尔结婚。弗赖达后来热衷于新闻和写作。他们的女儿科斯汀在第二年降生,然而同年这对短命鸳鸯在巴黎街头吻别,此后再未谋面。
斯特林堡的国际性成就变得显著,他的作品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译着。当时著作权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斯特林堡对于控制对他作品的翻译显得毫无办法,只能无奈地自嘲。他与一个瑞典文学史家兼批评家谈及他的两部剧作——《玩火》和《纽带》(两部剧作都创作于1892年),他说:“这些剧作由瑞典文译成德文,根据德文版翻译的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也将很快推出,可以预见像往常一样英文的版本也许会从法文版翻译过来。因此完全有可能一个译自英文版的瑞典文版被充作原作出版。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我的瑞典语原作再版,我也许会被指控侵害了他人版权。”
斯特林堡的许多剧目开始在巴黎上演:1893年1月《朱莉小姐》在自由剧院被搬上舞台;1894年夏天,《债主》(写作于1888年)在鲁格涅剧院公演;在同一舞台上,《父亲》于同年12月上演。即使在巴黎以前卫著称的剧院上演,《朱莉小姐》仍显得过于先锋,当然这不影响其在巴黎引起“巨大的轰动”。斯特林堡大获全胜,他成为第一个在戏剧之都巴黎上演剧作的瑞典剧作家(自1803年文学之王古斯塔夫三世的一出剧作在巴黎上演之后)。《父亲》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被青年批评家们誉为在法兰西上演过的斯堪的纳维亚戏剧中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易卜生和比昂松的戏剧也在巴黎上演,以致有人大声惊呼抵制“野蛮人的入侵”。 斯特林堡创作的速度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