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每每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
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
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穷尽一生书写为民情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下）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采访期间，记者听说了一件事：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家。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从1955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8年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卡基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
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9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双手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给杨善洲担任秘书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出了地委大门，天黑之后才回来。地委开会都在晚上。”祝正光说，“书记一直认为，与农民 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插秧，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插秧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祝正光说。
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
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