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大军，更多地改坐长途汽车挤上普通列车踏上归程。他们在心里很清楚：“有这买高铁车票的钱，够过年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了！”当高铁的时速越来越快、高铁的里程越来越长，我们如何去满足一年一度蔚为壮观的中国式大迁徙中普通民众的需求？
亲情的滋养，源自文化的涌流，也有赖经济的润泽。
社会“啃老”话题的兴起，背后是城市房价的连年高涨。在许多大学毕业生眼中，就业是难题，住房是更大的难题，“房奴”是他们的自嘲，“蚁族”是别人的镜像，“胶囊公寓”是他们自谋生存的写照，“逃离北上广”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挤压中无奈的选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相似的境遇。他们宁可在城市的流浪中寻找机会，也不愿回到乡村回到土地，重复父辈们那走不完循环往复的沉闷日月。这些大学生，农民工，要凭一己之力在城里安身立户，何其艰难！可贵的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依然还要向着人生的太阳走去。除了执著自己的奋斗和坚持，除了冀望政府的保障和公平，只有求助于父母。尽管父母已经给了他们人生太多，尽管父母也未必都是富有。
贫穷永远不能湮灭亲情，但贫穷时时可能压抑甚至扭曲亲情。
亲情的生长，源自生活的环境，也热望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制造了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问题。
亿万农民抛家舍业，只身闯进城市的大门。他们是坚韧的，像螺丝钉一样，把自己紧紧地拧进一条条日夜不停的流水线，默默地承受着就业的风险，抗争着资本的贪婪。他们是幸运的，凭借打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把握着生活的希望。同时，因为亲情，他们又是心灵最沉重的社会一群。看一看他们身后的留守老人：饱尝空巢中的孤独，病痛中的无助，抚养孙子孙女的艰辛；留守妇女：上有老下有小都需悉心照料，家务事田间事都当事事亲为，还有感情生活的平衡，社会关系的应对：留守孩子：远离双亲，缺少父母的关爱，尤其是家庭教育、心理辅导的断层和缺位，给孩子的知识学习、人格培养造成了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留守问题的严重后果，就是乡村老人自杀现象、妇女离婚现象、孩子犯罪现象显著增多。这是中国打工农民家庭最难以承受的悲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最引人注目的疤痕。
如果说留守问题的积累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必然承受的历史性阵痛和代价，那么，留守问题的缓解应该是推动当下中国求解民生、转型和改革三大社会课题的制度进步。
亲情，是人类社会最为朴素、本真、绵长的情感，也是我们当下最应珍惜、呵护、陶冶的情感。
呵护亲情，关爱家庭，就是呵护我们的心灵，就是关爱我们的社会。
第4期：改革，当奋然前行
展开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蓝图，推进改革的色彩依然那么醒目。浏览新近媒体的专项民意调查，呼唤改革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如何将改革的色彩化作鲜活的图景？让改革的意愿成为生动的实践？我们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抖擞精神，放下包袱，奋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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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风险究竟多大，是悬挂在各级施政者头脑中的一个长长的问号。
当下的改革，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向社会结构的重构突破，从思想观念的解放，向利益关系的重组深入，从经济发展动力的提升，向社会公正的坚守转型，必然引发更多的社会争议：会不会在打破原有利益结构的同时带来新的失衡？会不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出现“改革者困境”？会不会冲击现存秩序，影响必需的社会稳定？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震荡，成为改革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要改革就会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回避风险，掩盖风险，而应是直面风险，战胜风险。这也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路前行的宝贵启示。想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冲破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首创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深圳特区人勇担历史使命，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杀出一条血路”，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闪耀的，正是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当然，我们还要善于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转型，在稳定的前提下运行，在有序的参与中深化，这当是改革者正确的抉择。
更要看到，推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突出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看一看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不少地方出台政策，执意强力推进“资本下乡”、“撤村并居”、“占补平衡”、“两个置换”，侵害了一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寻求化解矛盾冲突的根本之策，恰恰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在于民主法治建设，在于赋予农民以自由选择权、民主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权。
改革的时机是否合适，也常常是各级施政者决策中的一道难解的课题。
谁都知道，深层改革，尤其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但不无吊诡的是，危机从来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中国30多年来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几乎都属于“压力逼进型”而非“利益诱致型”。
我们现在还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处理期，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转型期。改革的环境很不宽松。但这里恰恰有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给应对危机中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安全，给发展转型中的经济更多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更为有效地消解社会郁积的矛盾，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流动机制改革，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凭借其自身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为平等的改变境遇的资源、更为公正的就业发展的机会和更为多样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可以在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环境宽松之时，我们或许会忽略深层改革的紧迫，而尽兴地去创造、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当环境趋紧之际，我们则很可能更加谨慎，甚至踌躇不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难以再现，各种社会矛盾正日渐积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有前车可鉴，深化改革，我们不应有轻易的忽略或犹疑。
改革的选择有无替代，则是更多各级施政者实践中的一个自然的考量。
正是担忧改革的风险，等待改革的时机，不少地方政府将施政的精力全部投注于抓发展、重民生、促和谐，满心期望以此来替代改革、置换改革。
确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未经转型、并非科学的发展还可能不断积累问题，生成问题，激化问题。今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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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来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究竟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土地滥占等问题？究竟怎样改变投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政府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格局，实现内需拉动的发展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平衡？显然，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资源价格机制和政府职能转换等配套改革。
确实，民生是国计的起点和终点，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和标识。更要看到，民生深处是民权。从温饱需求的满足，到小康生活的建设、幸福人生的追求，从经济自由的释放，到社会空间的开拓、政治权益的保障，民生的内涵在不断深化，民生的品质在不断提升。而且，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民生进步才会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深广的意义。
确实，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当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的权利；就要寻找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从制度的层面而非单一的政策层面上，从改革的全面深入而非单一的行政推进中，去理顺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扶持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遏制膨胀化的权贵资本，惩治弥漫化的腐败现象，从而构建良性的官民关系、劳资关系，消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
改革需要理念和设计，更需要信心和行动；改革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勇气和良知。
第5期：努力创新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为了给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和谐有序安定的环境，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应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而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服务”之中，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理念的创新。
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与理想目标是服务不是管理，不是把社会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管理实践表明，稳定不是死气沉沉，秩序不是鸦雀无声。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不再抱着公章收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
以城市管理为例。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小商贩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是一种就业。为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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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美观和交通秩序需要依法依规对摆摊加以管理，但在实行管理之前首先应该提供服务，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的地方。不少城市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探索。
——创新社会管理关键是提高服务水平。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更需要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如何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就要看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服务水平了。是否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及时调解复杂矛盾，有效保障群众权益，直接反映着我们服务水平的高与低。
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通过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要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动态性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的社会信息，并加强对社会舆情的综合分析和研判，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切实提高社会预警能力。我们还要从矛盾纠纷多发、有些判决难以定纷止争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多种办法，统筹化解矛盾纠纷。
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让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协调，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申诉，群体之间出现矛盾时可以调解，正当权益可以有效保障。
——创新社会管理根本是夯实公共服务的基础。
社会管理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就管理谈管理。我们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近些年来，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上升．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这种矛盾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社会管理问题。
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和谐就有了坚定的基础。
所以，在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最为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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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
实现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由于推进城镇化任务艰巨而复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并要做到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这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任务，也是针对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而提出的要求。比如说，目前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的统计中，包含了1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所附着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产业支撑、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等问题。所以，“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要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观念，少走弯路，逐步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有产业就有就业机会，而相对充足稳定的就业是城镇化的基础．要让农民家庭进入城市定居，最基本的条件是能够就业、在城镇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这就要避免盲目的城镇化，不能以为圈了地、建了城区就是城镇化了。从根本上讲，城镇化是非农产业集聚和发展的结果，必须有产业、能就业，使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真正转为非农产业劳动者，这样他们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
第二，做好城镇建设和发展规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将“城乡一体化”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统筹，其中首先就是要求做好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推进城镇化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环境、公共设施的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地扩大城镇的建设规模，不能以为大就是好，不能以为大楼高、马路宽就是城镇化，城镇除经济功能外，还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功能。
第三，要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必须打破城乡之间二元分割的体制．除了搞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打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藩篱，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城乡间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才可能变得自然。
第四，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就业、教育、看病等方面的基本保障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应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渐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在现阶段，还不能急于割断农民和农村的联系，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须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农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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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放弃这些权利作为农民进城的一个条件。
第五，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必须认真执行现行法律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规定，不能以城镇扩张为由去侵占农民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允许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探索，但是不能违法侵权。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目标，探索农村非农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途径与机制。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应严格执行政策（国务院2010年47号文），不能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违反“增减挂钩”具体规定。
第六，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即“三化同步”）的战略和工作要求，既要克服冒进、盲目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真正促进“三化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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