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的一生于六经用功最勤、最深，“宗程、朱，兼取陆、王，以慎独主敬为主，”这是《清史稿·儒林传》对他的评价。他的教学思想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纲，其文艺思想之根源也在儒家，读《文概·序》即可了然。他将“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儒家评论诗文的准则奉为圭臬。在《书概》中，这种基于儒家思想的论述也很多，如：
《洛书》为书所托始。《洛书》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书虽学于古人，实取诸性而自足者也。
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于《虞书》九德为尚。
刘熙载这种以儒家为本的思想根源，直接决定了其艺术审美观的倾向。在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境界；在艺术领域中，“天人合一”成为艺术的理想。在《书概》中，“天人合一”是其书法艺术的理想之境。
关于“天人合一“，在古代儒家著述和文艺评论中经常被提及，它是人们寻求与自然高度统一的愿望和追求。《周易·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刘熙载继承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并在其文艺理论中加以提倡和发展。他在《持志塾言·天地》中说：
天只是以人之心为心，人只当体天之心以为心。
人体认自然之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准则；而同时此自然之规律乃打上人之烙印，是人们心中认识的天地客观世界。所以，“天人合一”，创造和谐的佳境。他在《诗概》中明确提出了诗为“天人之合”：
《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
在文艺评论中，刘熙载亦以“天人合一”为重要标准：
《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
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词曲概》）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余曰：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必取太白句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诗概》）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赋概》），艺术家正是以具“生意”之我，体察外界生动自然之物色，使二者交相统一，融于一体，创造出打上了艺术家烙印的再造自然。《檀弓》的浑化之境、古乐府中诗歌的“人籁”归于“天籁”、李白诗歌的“天然去雕饰”能到“天人合一”之境，皆因艺术家能去人工斧凿之痕迹而再造自然，求得物我统一。在《书概》中，“天人合一”无疑也是刘熙载的审美理想。先看一看其对“物”、“我”的论述：
与天为徒，……天，当观于其章；……（《书概》）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书概》）
汉字是象形的，其产生源于自然。书法以汉字为基础，汉字是书法的材料，所以书法的笔画、结构等都与自然界的形式美规律密切相通。所以，刘熙载说“与天为徒”，“天，当观于其章”，要向自然界学习，观察自然界的纹理形迹，就是要学习大自然中的形式美规律。而刘熙载关于“观物”与“观我”的论述就是要求书者通乎天人之际，在他看来，书者能通乎天人之际，就是“书之前后莫非书”。“物”与“我”是古代哲学的命题，同时也是书法表现的审美指向。“物”是客体，文字产生的时代，先哲就“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而这种观照必定参与了观照者的主观因素，具有物我合一的性质。“我”是主体，对于自身的观照和内省，体察并通达自然之情和神明之德，所以这种观照虽针对主体，也必然有客体“物”的因素，同样具有物我合一的性质。书法深受古代宇宙哲学观的影响，
就其根源是书法的主观对象——书者是古代宇宙哲学观的思考者和实践者。书法以文字为基础，文字产生之始就内含了丰富的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考。
而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刘熙载对人的因素在艺术中的作用尤其看重。他说：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杨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文概》）
文，心学也。（《游艺约言》）
这种对文学作品中主体精神的认知，反映了刘熙载在“物”与“我”的思考中以人为本，这无疑超越了文学作品只是模仿或被动地反映客观自然。然而，这个主体的“我”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因素，而是融合了客观的“物”的因素，这种融合是主体对客体的提炼和升华，客体的“物”打上了明显的主体“我”的印记。他在《文概》中继续解释道：
刘熙载说：?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
“以万物为我”正是反映了以主体“我”为中心的文艺论，即“文，心学也”。在书法艺术的论述中，刘熙载同样持这种文艺观： 写字者，写志也。（《书概》）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书概》）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
在上述引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刘熙载的文艺观就是以人为本，以表达主体精神为旨归，人的学问、才情、志向、性情等主体因素皆是书法要表现的对象。然而，人作为文艺的主体并非是个单纯的自然人，这个“我”需要锻造和历练。刘熙载曾形象地打比方，他认为以“镜”喻心，不如以“日”喻心，因为“镜”只“能
照外而不能照内，能照有形而不能照无形，能照目前、现在，而不能照万里之外、亿载之后。??”(《持志塾言·致用》)而“日能长养万物”(《持志塾言·心性》)。所以，刘熙
载所持的文艺观不是反映论，而是表现论，而表现论的要求就是主体之“我”要能感受万物、理解万物、融会万物，以期化“物”为“我”，使文艺具有生命。他说：
诗文书画，皆生物也。然生不生，亦视乎为之之人，故人以养生气为要。（《游艺约言》）
这就是刘熙载所说的“观物”，而他也同样强调“观我”。在书论中，刘熙载也特别强调主体之“我”的修为，提出“理性情”和“去寒去俗”是书法家的分内功夫。他在《书概》中说：
学书者务益不如务损。其实损即是益，如去寒去俗之类，去得尽非益而何？ 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而主体之“我”的修养正是为了追求理想的审美境界，在书法艺术中，刘熙载明确提出了“不工之工”和“由人复天”的审美境界：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书概》）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
（《书概》）
无为之境，书家最不易到；如到，便是达天。（《游艺约言》）
“不工”并非指法度欠工稳精微，而是指不刻意追求工稳精致。亦如孙过庭所说：“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实为“不工之工”的至境，亦即庄子所说的雕饰之后复归质朴的至境，所以刘熙载说：“不工者，工之极也。”他在《游艺约言》中也说：“大善不饰，故书到人不爱处，正是可爱之极。”这看似矛盾的言辞正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只有自然而无雕饰的书法才能成为至善的艺术品。书法与自然、书法与人的关系是书法本体论的重要内容，历代书论均有论述。汉时蔡邕所提“书肇于自然”，旨在揭示书者要体察自然，并以书法来反映自然，发现和体现自然中存在的审美因素。这种“立天定人”，反映出自然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人与自然并不能和谐统一。所以，刘熙载提出了“书造乎自然”。
书法作为艺术实际上是个再造的人化自然，它具备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内化其中的客观自然的形式美因素，同时又反映了书者的主观审美因素，从而达到“由人复天”的“天人合一”之境。
（三）以《周易》为本的辩证思想及其“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
刘熙载深受传统哲学的熏陶，尤其是古代哲学《周易》的影响。《周易》是古代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探索世界的哲学著作，它以易象为基本符号，以阴阳的消长变化揭示世界的规律和奥秘。刘熙载的文艺思想明显受到《周易》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说：
以《易》道论诗文。（《游艺约言》）
在其对诗文的论述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正是其“以《易》道论诗文”的绝好说明。
文章书法皆有乾坤之别，乾变化，坤安贞也。（《游艺约言》）
词有阴阳，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本此以等诸家之词，莫之能外。（《词曲概》）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之可以该之。（《经义概》）
在《书概》中，刘熙载开宗明义地继承了《周易》的哲学思想，用以说明书法的本质。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之贤者观物取象，立阴、阳二爻，以其消长变化演变为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以之解释世界的变化规律。所以，易象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而其目的正是反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书法以文字为载体，文字起源于象形，所以书象具有易象相同的象征性。刘熙载开篇即引用《周易》中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想，正是要说明书法艺术的本质。书写者创造出“书象”，即有意义的符号或形象，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