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市场经济的鼻祖
(陈应发 国家林业局退耕办 北京 100714）
摘要 老子在2600多年就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道德经》就是一部无为的赞歌。道家无为的治国思想，不仅与西方自由经济是相通的，而且也是西方自由经济的重要源渊。本文引用一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阐述了道家无为的治国思想，对魁奈重农经济学治的影响，并通过魁奈对斯密创立《国富论》的影响，论证了道家无为的思想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关系。最后，探究了“自由放任原则”（laissez-faire）与道家文化的源渊。 关键词 老子 道家 无为而治 市场经济 鼻祖
LaoZi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market economy
(Chen Yingfa Office for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Forest in SFA 100714)
Abstract：LaoZi made in 2600 years of inaction on the country thought, 《tao te ching》 is a paean to inaction. Taoist inaction of the country thinking, not only with the Western free market economy are interlinked,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Western liberal economic Yua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a group of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described Taoist inaction of the country thought of Quesnay rule of economics, and founded by Quesnay on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aoist inaction demonstrated though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yek theory of spontaneous order. Finally, explore the \and the Source of the Taoist culture.
Key words：LaoZi Taoism Laissez-faire market economy Originator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膜拜斯密为市场经济鼻祖。但富有戏剧性的是，一批西方学者研究指出，西方的市场经济思想其实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文中根据西方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文中还说：“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道家理论的帮助下，由18世纪中叶的耶稣教传教士得出的”。
1 道家的自由经济思想
最好的治国之道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无数志士仁人不懈的追求。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请教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国家繁荣富强？”哲人回答曰：“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该词是老子无为的法译）”。可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与自由经济理论是一脉相通的，老子早在2600多年前就提出了自由经济思想，比西方早了2200多年。
1.1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
老子是三断论逻辑推理的发明者，比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三段式早了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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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子在《道德经》中通过阐述道法自然的行为根据、道常无为的自然规律，进而逻辑的推导出无为而治的治国规范。历史上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因为老子通过自然无为推理出治国无为的思想，来鞭达帝王多欲乱为，嘲笑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多为思想。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老子，也说老子是阴谋家。（陈应发，2014）
1.1 自然无为胜有为，柔弱胜刚强
老子在对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凭着他对自然的一种特殊情感、一种特殊理解、一种特殊观察，认为自然道的最大特征就是无为，自然道的常态就是无为，你看自然界，谁也没对他做什么，万物生机有序，反过看，人类若对干预自然，就坏事了。老子自然无为的论述有很多，如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虚胜实，阴胜阳，被动胜主动等观点。
上善若水，无为不争。老子认为，水就是无为胜有为的典型。《老子》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象老子，要象水一样。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中说：“无为正如水之所为：它缺乏意识不能有行为，但其自然而然地流淌而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其是无为的一个侧面，由于道也是基于水的意向，故无为亦是道的体现。”（艾兰，2002）
柔弱胜刚强，被动胜主动。老子认为，无为的被动胜主动，被动的柔弱胜刚强。《老子》第78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36章曰：“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第76章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虚胜实，清静胜多欲。《老子》第5章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大意是说，天地之间，正像风箱一样，虽里面空虚却不会穷竭，越是排除，它风量越多。《老子》第16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大意是说，天下万物都一齐蓬勃生长，尽管那万物纷纷芸芸，但各自都会返回它虚寂清静的本根。 1.2 人类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老子》一书也称《道德经》，是因为该书包括了道经与德经两大部分：1-37章为道经，讲述道的理论，道是指天道，是世界万物运动普遍规律，重点是阐述清静无为的自然现象；38-81章为德经，德是指人道，是人类行为伦理的规范，重点是论证无为的治国之道；而连结道经与德经的，正是道法自然的哲学定式。
自然无为，治国无为。《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大意说：自然界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的，帝王若能按此规律行事，无为而治，万民百姓就会自化自富，而得以充分发展。
天道无为，上德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告诫圣人统治者，最高、最大、最好、最善的德，就是尊道的行为，是无为而治。《老子》第38章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大意是说，上德自发无为，下德刻意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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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圣无为，天下大治。老子以远古圣王为例，说明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人们都感觉不到其存在的无为而治。《老子》第17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意说，太古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是最好的，人们甚至发觉不到它的存在；?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当功成名就，国富民强时，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圣人无为，天下自富。老子借圣人之口，论治国之道。《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说圣人统治者只要做到无为而治，则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无为政府，少管政事。《道德经》第58章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大意是说，政府宽厚清静，民众便淳朴忠诚；政府多欲苛酷，民众就狡黠抱怨，一句话管的越多越腐败。老子认为外部强加的政教礼仪，都是不合理的。《老子》第38章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意说：“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 1.3 道家行为准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无为而治是道家理论的核心，“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的格言。封建皇权恐惧道家自由的思想，但对老的格言也念念不忘。例如，董仲舒在《保位权第二十》中说：“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 周敦颐在《关闽书》中说：“天道无为，人事有功，尽人以事天，则人尽天见，而天人合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道家倡导的行为准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曰：“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大意说：因此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听任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有所施为，但不加自己的倾向，功成业就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所谓失去。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倡导无为而治，不要政策多变。《老子》第60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说，以无为之道治国，顺其自然，就不会有鬼神类的副作用，既使有副作用，危害也很小。美国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来阐明施政纲领。
为而不争，为而不恃。在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圣人统治者习得了无为之道的真谤，他们能清静寡欲，多做少说，为而不争。《老子》第81章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大意为，天之道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圣人的行为准则，有所作为但不要好强争辩。《老子》第10章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意为，让万事万物生长繁殖，养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作万物之长而不主宰他们，这就叫做玄德。《老子》第77章曰：“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清静寡欲，天下自正。《老子》第45章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大意是说，只有清静无为才能统治天下。《老子》第19章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大意说，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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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忧患。《老子》第37章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2 自由经济理论的道家源渊
英国当代哲学家JJ.克拉克（J.J.Clarke）在其近作《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逅》一书中，考证认为，斯密倡导的自由放任原则，乃受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奈的濬发。而魁奈的思想，则得自另一法国人波瓦伏尔（Pierre Poivre）的启迪。1740至1758年间，波氏广泛遊历中国各地，返国后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Laissez-faire一词，正是波氏用以翻译无为二字（克拉克，1997）。克拉克在《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中也说，“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来源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道德经》”(克拉克，2000)。 2.1 魁奈创立尊重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重农经济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因为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的光辉思想。重农经济学思想其实来源于中国道家，这不是中国人自夸的，而是一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英国学者J.M.霍布森（John M.Hobson）在他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也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霍布森，2004)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中，论证了中国道家思想是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主要渊源之一（谈敏，1992）。
（1）法国传教士与神道教。“旧约形象派”是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一个学术团体，主要由法国来华传教士创立，专门研究《圣经》、《道德经》的关系，以中国文明来验证《旧约圣经》的可靠性。《道德经》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认为万物之母的道正是造物主基督。《老子》第14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他们认为“夷希微”就是上帝耶和华的名字。他们惊叹道教八卦图的神密数字，认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而圣经中也暗示了上帝与道同在，如《约翰福音》序言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新约《圣经》启示录说：“耶稣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据此，他们提出了用神道教来代替基督教，这种叛逆的观点当然不为罗马教庭所接受，为此傅圣泽等人退出了基督教，专门从事神道教研究。神道教当时在欧洲有广泛的市场，其追随者经常召开关于上帝、神、道的学术会议，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研究它（魏若望，2006）。
（2）道家对魁奈重农经济学的影响。魁奈年轻时是“国王御医”，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是“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双重头衔，也是神道教的骨干。魁奈从未到过中国，但与这些传教士们关系密切，1769年他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风行欧洲，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魁奈还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主义，他本人也属于一个叫“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
（3）自然主宰的重农经济经济学。重农经济学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直译为“自然主宰的经济学”，其核心思想是坚守自然法则，可谓是老子道法自然理论的翻版。膜拜自然法则的结果，又引申出两条原则，一是反对政府干预，自然过程是最好的，可谓是老子无为而治的释诠；二是重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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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过程的农业生产，轻视人为过程的工业生产，提出纯产品学说，认为农为品是财富之源，工业生产仅是农产品的组合，并不增加财富。魁奈在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可能为了显示重农主义的思想来源，居然将创作地点标明为“北京”（谈敏，1992）。 （4）杜尔哥取材中国的经典。杜尔哥(Turgot,1721～1781)，法国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也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最初框架。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谈敏，1992）。
2.2 斯密创立自由经济理论
自由经济是西方国家通用的治国之道，是人类迄今最核心的普世价值，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加速度式的发展。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其实是受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来源于中国道家。
（1）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就是《国富论》）”。1765年10-12月，斯密访问了日内瓦，并多次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人的意见。回国后，斯密即开始《国富论》创作，1773年春他携带初稿前往伦敦，准备出版时，他又收到了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一些“稀世珍本”材料。为此，他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修改和补充。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谈敏，1992）。
（2）与道家的关系。因此说，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的多次讨论，以及杜尔哥为其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他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也对斯密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密会见杜尔阁的那段时间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与杨德旺正在杜尔哥那里工作。据此，英格兰经济学家杨格推测，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极力倡导自由市场，并用“低流之水”来比喻市场机制（杨过，1996）。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也可以作为受重农经济学影响的一个证据。英国哲学家克拉克在《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逅》一书中指出：“魁奈的革命性的观点将（经济思想）从正统的重商主义中解放出来??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描述魁奈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时常常略去他对中国所负的债，而在当时，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克拉克，1997）
2.3 哈耶克创立自发秩序理论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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