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红啊哥。”。可想而知，客家人不论走到那里，最起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客家方言，而客家山歌又是靠丰富多彩的客家方言艺术形成长盛不衰的特色文化。如狮子上山（刁嫂子）龙下海啊，阿哥你过来哟嗨；唔知（不知道）几时哇（溜啄）（哎哎哉），才相逢啊哥。这些方言艺术，客家人听来入情、入理，能触及感情深处，引发出丰富的联系；这些歌句，足够说明客家方言同样形象、生动，能够深刻反映时代生活。曲子听来沁人肺腑，由此可见，客家山歌应该在文学艺术上铸造精品，娱乐唱腔上不断丰富提高，继承与创新相结合，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3.云南方言对民歌风格影响分析
“云南方言属于汉语西南官话，云南民间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元明时期中原汉
语语汇。 云南话用以结尾的字几乎全是入声，蜀黔虽然也大部分类似使用，但远非滇方言普遍。通观三地方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究其原因，盖与云南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关系甚大”。25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是一个拥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大省,山清水秀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多彩绚烂，更值得惊叹的就是当地风格独特的民歌艺术。演唱风格多为明亮清秀，活泼甜润，灵巧柔美。云南的《绣荷包》自有本身的魅力，通过描绘一幅农村少女给情郎绣荷包的画面，体现盼望情郎早归的迫切心情。云南民歌具有江南水乡的秀丽、曲调非常细腻的特点。云南的这首《绣荷包》采用云南花灯调的形式，是一首曲调优美、感情细腻的情歌。曲调热情开朗，旋律婉转流畅，而且歌词朴实大方。富有云南地区的风格，节奏上欢快、鲜明，这与云南人的性格很相象。
“在这首歌中运用方言的地方有三处，“荷”应唱为“huo”而不是“he”，
“哥”和“个”应唱成“guo\而不是“ge”。在曲调中，第一个小节的结尾处，演唱者在处理作品时，可以加以个下渭音，“妹绣荷包”中的“妹”字时，可以加以个前偷音，这样处理可以更好的把一位情窦初开的纯朴少女对倩郎痴情等待的可爱形象，活脱脱的展现在听众面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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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百度百科http://baike.http://m.njliaohua.com//view/489611.htm#2
杜鹃：《语气和方言的处理对民歌演唱的重要性》，《音乐研究》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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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析山东方言对山东民歌的影响
一、山东方言历史及特点
山东方言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其发展源头至少可追溯到《诗经》时代。“在西汉扬雄的《方言》中，齐、鲁、青、屯、海岱、东齐方言就占有很大的比重。现代的山东方言，又叫齐鲁方言，它隶属于北方方言，内部又可以分为东西两区四片:东莱片、东潍片、西齐片、西鲁片，其中东莱片、东潍片属胶辽官话，西齐片属冀鲁官话，西鲁片属中原官话。虽然山东方言内部有很强的一致性，但也存在者不小的差异，对齐鲁乐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山东方言虽然没有一县之内隔一条河、翻一道山就存在通话困难的现象，但在民歌演唱上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出东西两片(齐与鲁)方言在声调上的差别，东区(主要指半岛地区)大多仅有3个声调，它缺少普通话中的阳平，西区则基本上都是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27。
山东话相对于普通话，“挎”是它的特点，并带有浓郁的“地瓜味”。而山东地域广大，自南至北，自东至西又有着很大的差别，胶东人讲当地话，鲁西南、鲁中地区的人听不懂，反之亦然。山东人豪放，不拘小节的大度性格决定了山东语言这种“挎、硬、冲”的结构特点，四声结构与普通话的四声也大相径庭，因此，这种语言结构决定了山东民间歌曲的旋律特点。
二、山东方言在山东民歌中的作用
对于汉语声调与汉族民间带唱词的音乐品种有密切关系，方言对民歌旋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已早有共识。上世纪六十年代于会泳先生提出方言声调与音乐旋律的研究课题，而杨荫浏先生不仅在1963年开设了“音韵学”一课，撰文对《语言音乐学》的学科研究对象与方法加以论述，还曾指出中国民族众多，不同的语言对民歌音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如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节奏重音而无声调变化，对民歌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节奏上，而汉语声调变化对民歌旋律走向产生了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杜亚雄教授指出“语言腔调音的高低，语势的轻重和声调的曲折是民歌旋律线的自然基础”28。因此，在声调有辨意作用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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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方言与民歌?议》，《民俗研究》 2004年第2期第82页
28
杜亚雄：《裕固族民歌的音乐特色》，《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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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方言中，声调变化直接影响音乐旋律曲折，这也是音乐院校在学唱民歌时，如能掌握民歌流传地的方言发音，就会事半功倍的原因所在。
我们以鲁西临清地区民歌《妇女五更》为例。
按照现代汉语的发音规律，其调类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我们可以用“一、/、v、、”四个符号标记。这一句中的“迫”字，在这里念Pei，而不念P6，“实实在在”中的“实实”由普通话的上声字，转成了去声字，即由“shishi”，变成了“shishi”，在旋律中加下滑标记，一是声调的变化，二是强调的意思，也由此体现出山东话的“实在味儿”。与这种语言咬字反差较大的，应属鲁东地区，让我们再看一看胶县民歌《赶集》。
“例《赶集》
这首典型的鲁东地区民歌，其中儿化音用得很多，使语言有一种润滑的感觉。其中“天、庄、集、哥、镰”字都加了儿字，构成了特色音调，唱起来有一种滑溜儿的感觉，装饰音的添加也多为语言特色的需要，使民族风味更明显。让我们比较一下普通话与胶县话的音调差别:
这使我们不难看出山东话的语调特点—多往下行。因此，每一句的尾部总是有一个下滑音，或是曲调中带有一定的落音规律。例如《挂红灯》的各句尾部落音是t’2155”，《茉莉花》的落音是“5165”等等。方言的加入丰富了语言的结构，山东语言特色多。例如德州地区的一首民间儿歌。
例《天上有嘛?》
这首鲁北陵县一带的嬉戏儿歌中“嘛”的运用，将德州语言中最常说的一个字体现出来，“嘛”是“什么”的意思，而且在这里用了下滑装饰音，非常符合德州的语言结构，他们几乎每句话都带着这个“嘛”字，就像山东人的俺”字特点一样普及。衬字、衬词也是山东民歌咬字的显著特点之一”29。例如山东苍山民歌《绣荷包》中(见谱例)“呀就”、“得儿”、“啦衣”、“好好呢”几个衬
29
李海鸥：《山东民歌演唱的传统特色之继承与创新——兼谈我演唱山东民歌时的体会》，《山东师范大学学刊》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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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当地人们语言中的必加习惯语气词，由于是虚词，因此在演唱上要轻柔、适度，才能描绘更清晰的地方特色。
结 论
作为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民歌，万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曾经讲过:“每一种语言都有它固定的音色、速度、节奏和旋律，总之，有它自己的音乐。”伍国栋指出:“音乐语言系属关系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族源关系及其文化渊源。30”的确，方言不仅仅是民歌的载体，而且还在不同方面折射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和积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特点是会长期延续并相对稳定地反复出现。因此一种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来的文化，人们不可能像倒垃圾、扔破烂一样，想抛弃就能抛弃”31。在有关古老民歌《弹歌》仍传存于民间的考证中，方言就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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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栋:《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31
杜亚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之我见》，《人民音乐》1999年第9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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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鉴别作用。《弹歌》作为原始时期的歌谣，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其内容为“断竹，续竹，飞土，逐央(肉)’飞“续竹”一句，颇难理解。今人在江苏张家港市收集到的一首古老河阳山歌《祈竹歌》，其歌词竟是惊人地相似:“研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词句内容十分浅白易懂，所记载的是砍削竹子制作弹弓以狩猎的情状。这两者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比较让人信服的解释是当地人用吴方言传唱着这首古老的歌谣，将“断竹，续竹”译为“所竹，削竹”，而“弹石”一句，则是更加明确地描写了狩猎的手段与过程。在这一重大的发现中，方言词语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歌唱艺术中.鲜明清晰的咬文吐字是概括和表达歌曲思想内容，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塑造动人心弦的艺术形象、深化音乐主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民歌演唱艺术历来就十分讲究歌唱发声清晰动听，强调“以字行腔，字正腔圆”，可见民歌演唱艺术对歌唱语言表达的重视。歌唱使用音乐化的语言来打动听者的内心，有了优美的歌喉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清晰准确的发音和语言，才能较好的表达作品，引起听着的共鸣和联想。如果语言表达不清，或者表现平淡，听众不明意思，得不到欣赏，就失去了歌唱语言特有的艺术风采和魅力。所以，演唱者必须掌握民族语言的规律和特点，从研究歌曲的内容出发，通过清晰准确的咬字吐词，运用恰当的语调、语气等把语言的色彩和歌曲的规律紧密结合起来，准确的表达歌曲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方言和民歌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活化石。如今，汉语方言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比较充分的程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几十年来的民歌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这两个有着不解之缘的活化石之间，却基本上是各行其道，没发生更多的碰撞。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搞方言研究的人，缺少音乐知识;搞民歌研究的人，又没有方言学的知识。因此，在各自领域已经取得如此成就的今天，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的、横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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