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影响。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性的活动，它都能给人们一种信号：这是在与政府相抗，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对于一部分不知所以的人来说，这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误导，使得他们对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使得本来寻求正当利益的行为演变为一种无目的的对政府的抵抗，或使得一些人盲目跟风、模仿。更有甚者，这些活动会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使事态恶化。同时，这些活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的治安产生影响，尤其是类似于静坐、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等行为，会直接影响公共秩序的正常进行。更严重的是，会使得一些人产生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感，这对我国的政治体系和党的形象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不利于党和政府对国家和人民的管理领导。对于公民来说，作为社会的弱势力量，这种违法行为，势必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最直接的，会导致他们不能正常工作与生活，更有甚者，会对他们造成一些感情与身体上的伤害，类似于云南孟连事件中的悲剧，不免使人痛心。
同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除了会在身体上与心理上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在对大众的素质提高与引导上，也是一种误导。
2012年8月，由于“钓鱼岛事件”的影响，我国民众反日情绪强烈，而引起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举行游行的地区非常多，据公开报道，数据接近六十座城市。游行民众表示，此次游行为自发的文明爱国行为，他们通过一些QQ群、网络论坛等方式联系，并无统一组织者，完全出于爱国之心。为保障社会治安，各地政府都组织了相关人员进行维持秩序，尽管如此，游行过程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出现了极
不冷静的行为，发生了打砸抢行为。据报告称，某市拘留的47名参与打砸的青年在被询问时，有12人不知道钓鱼岛在哪里。报告认为，这验证了反日游行中相当一部分民族诉求背后蕴藏的其实是底层的百姓反对贫富分化的民生诉求，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即使是出于合理正当的原因，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还是会使一部分人无原则地迷失，甚至是为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而大规模的活动一旦失控，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伤害都是巨大的，这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活动带给我们最直接的负面影响。
要做到客观公正地看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不能忽略它的积极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它对社会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首先，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反应了民众的诉求。虽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在行为方式上有悖于法律法规的合法程序，但也正因为它的违法性带有一定的危险，更能够显示出民众对于维护利益的渴求，这对党和政府来说是一个信号，一个警示。民众的利益为何会受到侵犯？民众的合法利益诉求为何得不到解决？是什么使得民众采取极端的方式？这不仅能让党和政府看到民众的需求，更能让党和政府看到自身执政能力的缺陷，看到一些地方机构的行政能力，这对于提高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完善政治机制是一个重大启示。“政治机制的合理、有序进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4]我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推进政治文明，并将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运行机制的目标向度。能够及时并正确地从民众的行为中看到自身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与方向，至关重要。
对于民众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让他们认识到必须要勇于维护并合理地维护自身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我国民众也大都从传统的被管理的机制模式中慢慢走向自主与自立，管理、维护自身利益的觉悟越来越高，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已经学会主动地去寻求保护自己的方法与道路。在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活动中，他们的意识得到觉醒，同时也可以认识到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什么样的方式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这对他们来说，无疑不是一种进步。
对于社会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应了社会的发展。极端、不合理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活动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通过这种活动，民众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互助与联合。在这一方面，厦门“PX项目”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源于一个项目——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过百亿，但因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遭到市民集体抵制，最终停止该项目。有人将这一事件称为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事件让人们看到政府对民意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看到了在利益受损时，我国普通民众能够走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共同努力，这也代表着我国社会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已经由传统的统治型转向了现代的公共治理。这对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来说，是一个标志，更是一个趋势。
“政治运行机制如同经济运行机制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们是否明确地认识到，它总是客观存在的。”[5]科学的政治运
行机制对一国乃至全人类的政治进步起着关键的作用，有利于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评判和选择。正确分析和认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一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对于我国政治民主的建设，政治机制的完善，意义重大。我们要看到它的不足，更应该看到它的积极影响，才能正确的做到合理地改善它 ，使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促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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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理响：当下中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表征与规范 [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1.（2）.
[2]左侠、张丽丽：我国农民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析 [J]. 邢台学院学报 2010.3.
[3]龚志宏：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影响 [J].学术论坛 2009.（8）.
[4][5]王晓林：社会发展机制优化论：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机理的一种建构性研究 北京 中华民族大学 2007.8 188—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