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介石之对日政策，特别是“不抵抗”政策，史学界的研究多着重在这一政策的实施和结果，对之进行谴责和批判，少见透过表象，对指导这一政策的战略作研究的论著。本文旨在从战略高度，浅析其背景、成因和内容。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对日避战与抗日决心
对日避战和抗日决心，似乎是矛盾的。但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上，它们是同时产生，互为表里的。
蒋介石的对日避战和抗日决心，最早见之于济南惨案。
济案之前，蒋介石曾对日本寄以厚望。历史上孙中山革命时曾得到过日本的支持。蒋介石自己曾在日本留学过。蒋介石希望日本能支持他统一中国。1928年3月6日，蒋介石在开始二次北伐前夕，接见了日本的新闻记者，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日本为我国休戚最深之邦，尤以中国国民党与日本之交谊为最久，总理在日组织同盟会之关系，世人所尽知也。故吾人确信日本在友邦中，必能谅解国民革命之意义，不愿加以妨害，而愿革命之早日完成也”。也许是考虑到去年访日的观感[2]，蒋介石话里有话地说：“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言，勿为损人不利己。此等格言，在个人交谊及国际道德上，当为不磨之论”[。换句
话说，蒋介石认为，日本如妨害北伐，是损人不利己。1928年4月下旬，北伐进展迅速。日本调兵遣将，借口“护侨”，干涉在即。蒋介石急电各部，要求“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丧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时表示和平为要”[。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次日，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先头部队600人入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至11日，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
面对日军的凶残、挑衅，蒋介石下令“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原地”[，并向中央表示：“弟本革命精神，对此侵略，决不屈服，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急电蒋介石劝告说：“日兵挑衅，意欲逼我于无可忍，资为口实，无堕奸计”。蒋介石派其高参熊式辉去同日军谈判。熊式辉回报蒋介石说：“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与我们开战，我们现在还是决心与他决裂，对抗应战；还是忍辱一时，避免冲突，将来再作计较，此时不作无谓的牺牲。除掉这两条路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这样，蒋介石连夜下令：留两团守济南，其余各军绕道北伐。
蒋介石作此选择时的心态，从当时他的日记和电文中均可窥见。5月9日他自记：“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又言“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此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5月10日自记：“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为止”。5月12日，蒋介
石致电谭延闿：“此次济南事件，诸同志闻之，度必悲愤万分，然究未如中正身受痛苦之深也。帝国主义者欲妨碍我国民革命，早在意中，初不料其凶毒至于此极，中正欲举此十日中亲历之事实，详而不知从何说起，简言之，则我之国土彼占领之，而不许我居住与通过也；我之人民，彼屠戮之，我瞠目直视而无如之何也；我之军队，彼侮辱之，虐杀之，我欲采自卫之手段而不可能也。彼为戎首，乃谓其曲在我，我欲玉碎，又非环境所许，国尚未亡，而痛苦实逾于亡国之民也！中正从事革命以来，饱经忧患，奇耻大辱，无若今兹 ”。蒋介石含愤忍辱和抗日雪耻的心态，于此毕露。
一年后，蒋介石在中央军校讲《誓雪五三国耻》，明确表示：“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但是蒋介石并不要求立即雪耻，而是要求持志养气，卧薪尝胆，避战蓄力。他告戒说：“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决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下毒手”。蒋介石认为，当今中国，国贫民弱，根本无力同日本作战，“三天亡国”或“十日亡国”都不是虚言。因此，“我们除掉刻苦忍辱，养精蓄锐，自立自强，用了五年十年的苦工，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现在国家快要亡了，民族快要灭了，我们自己只有悲痛，只有奋斗，老老实实的认识我们不良的地位，危险的环境，只有忍了声，吞了气，埋了头，一点不作声的用苦工来做事，等到有了时机，有了力量，再来同他们说话”。
这足以表明，此时蒋介石已萌生对日避战的长期战略。避战是表，抗日的决心是里。这也合乎蒋介石一贯之两面性格。济南惨案是蒋介石同日本正面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蒋介石以避让消日军凶焰于无形，对以后蒋介石的国防战略颇具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对日本存在的幻想，认清“日本要灭亡中国，就绝对不能让中国统一，它才可以分别的宰割”的事实。使蒋介石转取联合欧美以制日的策略。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已积极寻求美英和国际联盟的帮助。国联虽以国民政府尚未加入国联为由拒绝提供帮助，但美英态度积极。这从王正廷5月27日呈蒋介石的电文中可以看出。王电称：“外交联结英美一节，现以极有进步，美国务卿有明显之表示，国会并已提案承认国民政府，其态度最为鲜明。英国亦已确有把握，决不至附和日本，必将有对外友善之表示”。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忧心重重，视其为战争导火线：“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一旦触发，将不可收拾也”。他所担心的是，由于东北问题，打破东亚均势格局，“东亚均势之局既破，列强逐鹿之心益切，其因中国问题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战，殆为必然之事”。
蒋介石对东北的处置办法，就是对日避战何使之国际化，借国际力量来牵制日本，寄希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者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为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第二次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所以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强调要以公理相周旋。
二、不抵抗和期待国际局势变化
如前所述，避战是蒋介石的长期战略。避战的明显表现就是不抵抗。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发生，中日关系极为紧张。疲于内争和国内水灾的蒋介石，于7月12日，电嘱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张学良也告戒部属：“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所谓公理，就是中日都参与的《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国际条约。蒋介石张学良等均认为日本如采取侵略行动，必然和公约抵触。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曾站在日本的立场想过。即九一八事变显然违反国际条约，势必成为国际问题，所以这种军事行动不可能成功。九一八事变的这种做法，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因此我相信他们不会扩大事件”。显然蒋介石张学良将满洲问题国际化，就是想以此来制衡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即有行动，只要中国力避冲突，不予口实，日本也不敢扩大。9月6日张学良给部属发出了著名的“鱼电”，谓：“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涉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兹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召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