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成“致橡树”，他说这也是艾青的意见。从此《橡树》就变成了《致橡树》，我的名字也变成了“舒婷”。对此，我父亲非常愤怒。我本名叫“龚佩瑜”，他觉得这个“龚”字太重要了。有一次，我父亲去西湖游玩，正巧碰到公刘、谢冕等文人，于是，我父亲就被邀请到船上。公刘对他说：“舒老先生请坐在这里。”我父亲听后很生气，拂袖而去，说道：我不是舒老先生，是龚老先生！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年11月出生于沈阳，1956年全家迁到北京市。1969年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1978年底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并出版了处女诗集《心事》。诗集有《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诗选》、《没有时间的时间 》、《今天是哪一天》、《芒克的诗歌》，长篇小说《野事》，随笔集《瞧，这些人》 因为我经常领稿费，收到各种邀请函，而身份证上的名字与我的笔名又不一样，于是造成很多麻烦。厦门户籍处的处长，是我的粉丝，他跟我说，办新身份证的时候可以把我的名字改过来。我想了想，如果我改了，我父亲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所以也就算了，这当然都是题外话。2007年有过一个调查：在厦门，有二百七十多位名字叫“舒婷”的人，除我之外的所有的人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只有我是1952年生人。调查者就想组织所有的“舒婷”参加一个活动，问我去不去，我就说不去。今天与大家分享，其实就是为了开心一下。
《致橡树》这首诗贴出之后，北岛告诉我，在我之前，中国读者读的都是很革命的诗，这首诗出来之后，很多人就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在这首诗下面作了很多批注。北岛说，如果这算一个测验的话，我的票数一定最高。一年以后，《诗刊》的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老师将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79年4月号上。这首诗发表后，我没有拿到稿费。后来，北岛不好意思地说稿费只有十块钱，他们拿去喝酒了。因为《诗刊》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就把这十块钱交给了《今天》。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拿到这笔稿费。有人说：舒婷的诗玩弄感情。我一听，就痛哭着跑出去
为什么我还要谈谈《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呢？这是因为这首诗与《致橡树》之间还有一点关系。《致橡树》发表以后，邵燕祥老师就通过蔡其矫老师给我带了话，他说：舒婷是你们福建的青年诗人，请她有好的诗作就向《诗刊》投稿。我当时太年轻气盛，认为《诗刊》太官方，所以没有把邵老师的话当回事。我当时在厦门灯泡厂焊灯泡，在流水线上工作。我还是一名先进工作者，工作很努力。因为我想如果我焊得快，我还能帮助其他工友。当然，我干活很有效率也很利索，也是为了给自己留出空间和时间。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祖国的发展很有希望，觉得我们的民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所以，我在焊灯泡的时候，写出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一边工作，一边构思着
我的诗歌，所以手被锡纸烫满了水泡。我当时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首诗，可现在看，也不太喜欢了。当时写完以后，我就把它给了蔡其矫老师，请他寄到北京。蔡其矫老师读后也觉得不错，就抄在格子稿纸上，寄给广东一本名叫《作品》的杂志。在八十年代初，《作品》是一个思想开明的杂志，像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很有争议的作品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可没想到这首诗寄到《作品》那里，却遭遇了退稿。蔡其矫老师就把退稿信和诗歌一起寄还给了我。我记得非常清楚，退稿信上写着：这首诗写得晦涩、低沉，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本色。我很不服气，我本就是一个青年女工，天天在流水线上工作，你只是一位编辑，凭什么说我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本色呢？这时候，我突然想起《诗刊》邵燕祥老师的约稿，于是，我就把这首诗连同《这也是一切》和《四月的黄昏》，像插扑克一样插在一起，寄给了邵老师。我当时带着些孩子气，请他为这件事评评理。那时，《诗刊》的7月号已在编订中。《诗刊》的审核周期很长，如果走审核程序，至少要等半年。邵燕祥老师当机立断地将别的诗抽掉，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安插进去，发表是在1979年的7月号上。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孙道临先生朗诵了我的诗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孙先生朗诵得很感人。从那之后，我的名字才被公众所熟知。邵燕祥，当代诗人，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职员家庭。建
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大部分人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致橡树》当成我的代表作。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不是你最好的作品？我一定说“不”，但我也不愿伤害我的读者的感情。比如说有一些编辑想把《致橡树》改编成歌曲，前提是要改动一到两个字以适合演唱，但我没有同意，即使他们提出的酬金很高。因为，我考虑到很多人都对这两首诗有了感情，特别是我的老读者。还有一个电视剧名叫《相思树》，制片方想要把剧名改为《致橡树》，我也没有同意。
讲到这里，大家再来看我的这两首诗，是不是不“朦胧”了？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下，人的意识尚不能从“假大空”这种概念化的诗坛抽离。当时的标准都比较僵硬，同时也有政治标准来左右审美标准。1980年《福建文学》组织了整整一年的研讨会，讨论我的诗作。刚开始，都是反对的声音。我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说：舒婷的诗玩弄感情。我一听，就痛哭着跑出去，觉得自己是没有经过社会锻炼的。我确实第一次经历这种风浪，所以难以接受。还是在那次会议上，有位朋友发言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了二十多年诗，还当了二十多年的诗歌编辑，可我却看不懂《四月的黄昏》，别人就更看不懂了。我当时气急了，说：你不懂，
你儿子懂；你儿子不懂，你孙子懂。就是这一句话被别人捉住了，人们都认为舒婷这个人很傲慢。现在看，还轮不到“儿子”，大家都懂了。
刚才说到在中国流传很广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致橡树》，我还想谈谈《风暴过去之后》，这首诗写在1980年渤海湾事件之后。2015年8月，我去剑桥参加徐志摩诗歌节，正好听到震动全国的天津港爆炸事件。《北京青年报》的官网想要刊发这首诗，可联系不上我。于是，他们就先节选了几节，发表在网站上。后来，我刚下飞机就接到电话，得知他们想用这首诗。我当时很难过，也很欣慰，一个诗人的诗被用在这种场合，真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高兴。我同意了，后来，他们就又全文刊发了一次。这首诗歌写于1980年，到现在已有三十六年了，还有新知、读者，对一个诗人来讲是很高的奖赏与安慰。本文原载于《书屋》2016年第4期>>>>在线购买本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