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一些偏见，如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记道：
庶出之子，不肖者十恒八九。人性皆善，虽曰气禀使然，岂尽下愚不可移易？多因嫡母阴怀嫉妬，以为非其所出，教诲不先。而所生之母，出于微贱，又不知教诲之道。甚而其父，或因晚年所得，或是偏爱私宠，不求严师以教育之。非姑息以成其纵肆，则导以庸下短浅之见，以及机诈诡昧之行。迨乎渐长，习与性成，自非好学亲贤，鲜有不流于邪僻者矣。(44)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除了嫡子之外，尚有“庶子”与“孽子”之分。从根本上说，庶子与孽子大体无分别，同指是侧出之子。(45) 不过也有细小的区别：所谓庶子，是指妾婢所生之子，而孽子则指私通外妇所生之子。
明代的法律规定，不管是嫡子还是庶子，均有平分继承财产的权利。尽管作为父母有溺爱一子的行为，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在处分财产时还是不论嫡庶，只是按照均分财产的原则执行。下面所引是发生在明末的一件“争产”案子，大抵可以证明这一法律准则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件案子发生在明末的广州，事情经过大体如下：欧阳帝琼与欧阳帝建、欧阳帝现属于同父异母兄弟。帝琼为前母所生，而帝建、帝现则为后母所生。因为父母过分溺爱后母所生之子，于是将“囊中不可知之物”“尽归之二弟”，所以欧阳帝琼也只能“无须复问”。不过真正的家产处分，却是众子均分。这三兄弟后来又增加一弟欧阳帝玙，但不久夭折。在分割家产时，“原作四股分定”，当欧阳帝玙死后，其中他所占一股家产，就需要重新加以分配。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帝建、帝现兄弟俩还是霸占了帝玙的那一股家产，不与帝琼均分。为此，帝琼将官司打到广州府衙门。按照原本所定分家时所定的“分单”，为每人一股租500石、铺银20两。最后广州府推官颜俊彦作了如下判决：一是让帝建、帝现在500石中各得150石，而将剩下的200石，归帝琼所有。二是铺银20两，则全归帝琼。(46) 这一判决，明显有一种“优长子”的倾向，但基本也是嫡庶平分家产。 明代的法律尽管规定了不论嫡庶，皆可均分财产。但在民间的习俗中，往往对庶子有所排斥，有时甚至将庶子与孽子混为一谈。如史载安徽徽州“乡俗不亲媵人，不子庶孽”，“里俗庶瘠而嫡肥，有分割，则嫡为政”(47)。这就是说，凡是媵人所生之庶子，或奸生之孽子，大多已被排斥于“儿子”的身份之外。汪道昆所著《明故新安卫镇抚黄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记载，黄天寿有三子，分别为长子黄静，是嫡出，次子黄显、季子黄锺，为庶出。家庭财产权基本掌握在长子手中。后来在分家产时，尽管采用的是“三分之”，但还是黄锺“差薄”。即使如此，黄锺还只能说：“孽何敢耦嫡？孤所不足者非锱铢。”(48) 云云。自称是“孽子”，以与嫡子有别。 7.主母对妾的处分权
当男主人死后，主母就成为家庭中的最高掌权者，她就有权处理妾的出路，甚至将妾卖出。这一点正好说明在明代的家庭中妻妾地位迥然有别。男人“出妻”受法律的制约，而正妻“出妾”则根本不受法律约束，说明妾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妻相比，而法律也仅仅保护正妻的权利。出妾分为两种：一种是“聘嫁”，即将妾重新嫁与他人，并从中得到一些聘礼钱。另一种则是“打发”，即给妾一些东西，将她打发到外面，让其吃“自在饭”。如宁波人丘公绪，其生母黄氏因为“不合于嫡”，即与正妻不和，被正妻卖出，从新改嫁江东包氏。(49) 此即其例。又小说《金瓶梅》中，当西门庆死后，潘金莲的结局是被打发，主母吴月娘仅仅“打点与了他两个箱子，一张抽替桌，四套衣服，几件钗梳簪环，一床被褥”，就将她赶出了家门，甚至不给她轿子坐。而孟玉楼之再嫁，则属于一种聘嫁。男方既行了下茶聘礼，而孟玉楼原先房中之物，也可以尽数带走，并且坐了大轿出去。(50) 即使是家中的“诸子”，在自己父亲死后，同样有将父亲之妾打发改嫁的权利。(51)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妾在家中的地位，不但受制于主母，而且还受到了诸子的约束。 二、家庭生活中的妻妾关系 在明代家庭的实际生活中，妻妾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通过对明代史料的钩稽，大抵可
以概括为下面两种情形：一是妻妾和睦；二是妻妾争宠。
这当然仅仅是根据现有史料而加以大致概括。那么，在和睦与争宠之间，究竟何种关系占据主流？限于史料，目前做系统的统计分析尚有困难。在富贵人家纳妾成风的大势下，从女性权力乃至情欲占有的角度来说，自然会导致“妇妒”之风的形成。即使如此，正统的儒家士大夫为了树立一种家庭和睦的气氛，藉此掩盖因置妾而引发的家庭动荡，于是在他们所撰关于妇女的碑铭、传状中，更多的还是描绘了妻妾和睦的假象。然而在这一假象的背后，妻妾争宠已经日益演化成为家庭生活的新趋向。这一趋势不但在正统的传记中不乏其例，更为民间通俗文学所广泛揭示。《金瓶梅》、《醋葫芦》与《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就有许多形象的例证。
（一）妻妾和睦
法律已经赋予了正妻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妾只能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妻妾关系的和睦，主要得力于正妻的不妒，以及妾之不争宠。在明代的家庭生活中，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商人家庭，妻妾关系和睦的例子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无不是因为正妻的豁达大度。这当然是那些妇女传记的作者为了从正面宣传一个“贤妻”的完德所致，但确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和睦相处的妻妾关系的存在。为示说明，不妨举一些例子如下：
第一个例子来自商人家庭。据汪道昆《先伯母许氏行状》记载，汪道昆的伯母许氏，在嫁给汪道昆的同族伯父汪良楷之后，早年因为不能生子，就亲自替丈夫找寻“媵人”。当然这位媵人也知道小心翼翼，谨慎事奉许氏。许氏尽管“摄中外，率务操功”，掌管家中一切事务，但惟独对媵人宽宏大度。随后，许氏自己也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52)
第二个例子同样来自商人家庭。据汪道昆《潜川汪太孺人唐氏行状》记载，唐氏自嫁入汪门成为“上林公”之妻后，最初因为不能生子，就为丈夫找了小妾胡姬。随后，唐氏自己生了三个儿子，而这位胡姬先于唐氏去世，唐氏亲自为之营葬。不仅如此，唐氏还关心胡姬的娘家。胡姬有一位弟弟，因为经商失败而陷入贫困，并向唐氏求助，唐氏遂命胡姬之弟“管库”(53)。
第三个例子则发生在汪道昆家族中。汪氏上代也是经商出身，直到道昆父亲，仍以经商为生。但至汪道昆时，他以科举发身，步入士流。汪道昆的庶母亦即道昆父亲妾何为，曾与道昆的母亲相处四十年，在道昆的母亲去世之后，亲自至灵前痛哭，并道出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亦即“以手足待妾，无他肠”(54)。
第四个例子发生在汪道昆本人身上。汪道昆的发妻早死，其继室吴氏生有一女，却无生子。为此，汪道昆的父母深以为忧，就偷偷派人至浙江钱塘县替道昆买回一妾。汪道昆知悉此事，坚决拒绝。随后因为道昆“以令上计”不在家，其父母就将此妾迎回家中。继室吴氏“召媵女与俱，不谯让”。等到道昆回家归省，吴氏又让媵女见道昆，并劝解道：“君毋伤父母心，有成命矣。”(55) 至吴氏死，这位小妾恰好为道昆生有一子。汪道昆为继室吴氏所写的墓志铭，其中涉及此事，目的还是为了证明其继室之豁达大度，不行妇妒。
第五个例子发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既能说明妻妾关系的融洽，却又说明妾之地位底下。汪道昆记浙江海宁周氏家族之事云：
太学姓周氏，名甸，字惟治，海宁人。父易，母孙氏，出名家。外大父璋，举贤良；外曾大父子良，举进士，两世参知政事。母承礼教。以娩婉闻。弘治癸丑，生太学。父豪宕，雅游倡家，大父督过之，且谯责母。母退而从容讽止父，无违言。无何，父纳一姬，武林倡也。大父操父益急，必出姬。母归告贤良公，幸语舅，愿宽一女子，安良人。贤良公以为言，大父不许。副郁郁，卒死武林。母匍匐奔父丧，愿俱死。贤良公谓母：“舅姑老，子藐然孤，第蒿目立周宗，无徒沟渎为也。”母唯唯。媵人宋，事母梱内，与母俱。大父叱曰：“而，婢也。且未有子，守者何！”宋断发自盟，卒相守。当是时，母年二十有六，宋十有九耳。(56) 第六个例子发生在士大夫家庭。徐阶之子徐仰斋，家中姬侍众多，但他的继室夫人沈氏，却
能“独持以退让”，为此得到了丈夫的夸奖，称其“沈氏其有后享乎？”随后沈氏连生二子，长子为徐宾夫，一生下来即交给无子之妾抚养。这位小妾待徐宾夫相当严厉，沈氏不以为怒，反而喜道：“藉以教吾儿也。”(57)
第七个例子发生在明代著名文人李开先身上。李开先在替他妻子张氏所作散传中，曾记载：“遣其弟为吾买妾丰沛，濒行，告以多方物色，务得丽人，使吾心爱，爱则可望生育。今果得子，其有功于吾家不细也。”(58) 所反映的也是正妻大度，主动为自己丈夫娶妾，并能与妾和睦相处。
第八个例子也发生在士大夫家庭。苏州人潘纯曾任御史之职，娶妾穆氏。穆氏之祖、父均为世勋之职，不知潘纯已经娶妻。潘纯嫡妻黄氏，不知丈夫已经娶妾，从苏州到北京探亲。潘纯担心妻子知道自己娶妾之事，就将穆氏安排到别室居住。穆氏知道后，非但没有躲避，反而执妹礼亲自去见黄氏。妻妾相见，黄氏表现出了非凡的大度，道：“吾初不知有汝也，吾子妇田宅在家，吾当还，汝善事君子。”第二天，穆氏兄弟前来兴师问罪，“将论纯而归女”，穆氏以理劝解，黄又“以女事其父”。穆氏兄弟为此感动不已，和好如初。黄、穆二氏“同处十六年无间言”(59)。
第九个例子同样发生在士大夫家庭。万历年间，有邢台人吴相出任苏、松兵备。吴相的父亲“故艰嗣”，于是妻、妾均到泰山祈祷求嗣。两位妇女祈拜真诚，其中正妻祝道：“吾夫素善，独吾获谴，不得育子，愿神胙子于妾身。”而妾亦祝愿道：“吾夫吾主母皆善人，妾身微，愿胙主母身。”(60) 一般说来，妇女得以维持家庭中的地位，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生子，藉此母以子贵。而这两位妻妾却互相祝愿对方能怀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妻妾关系和睦的美事。 第十个例子还是出自士大夫家庭。据史料记载，李琛，浙江缙云人，任光禄寺丞。其妻应氏，赠孺人。李琛在妻子死后，一直抱有怀念之情，这种夫妻感情的产生，自然来自应氏之贤。李开先在为应氏所作墓志铭中，曾借李琛之口，将应氏之贤和盘托出：人谁不妻也？然未若吾妻；亦谁不亡妻也？然未若吾妻亡之可痛者！方其初归于琛，年才十六耳??家事无巨细，率斩斩有端绪。父姊归宁，所携衣装镯饰尽掠于寇盗，妻乃出己有以与之，恐其惜物而致病也。及予有今官，蚤出暮归，不得理家事，而事有端绪，犹夫在家日云。予之卒业太学也，妻年二十七，尚未举子也，每劝予纳妾以为后计，予感其诚，从之，生子女各一。越十二年，妻将四十也，乃生一子，人以为真不偶云。既又生一女，遂婴产病，病中执予手泣曰：“君报政之期逼矣！例有封赠，母虽弗省，犹幸乎归吾翁也。然吾病势不能久支，料不克见矣！”继曰：“君性严急，儿女辈不敢轻近前。我死后，君必再娶，或有间言，则情不通而因瘁无所控诉，往往有后母者有后父，其体此意勿忘诸。”又以手抚诸子曰：“我今不复顾汝，汝其勉于作人及勤励学业。”已又呼侍婢，令其善事我，勿搬斗是非，自取罪责。言未毕而瞑。(61)可见，正因为应氏通情达理，主动劝导丈夫纳妾，才使李琛在其去世之后，有一种格外的思念之情。 （二）妻妾相争
按照一般世俗的常情，妻妾关系理应相当紧张，而士大夫置妾的后果，也必然带来正妻的嫉妒。在明代，通常可以见到一些人老而无子，亲戚友朋就劝其纳妾，然后其妻“未有不怒骂者，纳而未有不因而反目者，或置顿僻处，不令与夫交半面接一谈焉，甚而致之死地”(62)。 明代的史料尤其是小说记载了很多悍妇或妒妇，她们为了得到丈夫的专宠，无不限制丈夫娶妾。但无可否认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作为正妻，一旦自己不能生育，就无法再限制丈夫娶妾，所以最为理智的做法就是主动为丈夫置妾，以显示自己贤惠、大度，从而重新获得丈夫的信任。这方面的例子在明代的史料中也俯拾即是。如赵柱野之妻方氏，自己出橐装为丈夫置侧室；何龙崖之妻孙氏，“念宗枋单弱，置媵为广嗣计，凡举子者三人，爱之如一”；广西全州同知金子公之妻汪氏，为丈夫“置媵四人，远而维扬、鸠兹，
无不置者”(63)。又如栾平人李伯纪的妻子徐祥英，贤而无子，主动为其丈夫“置二妾”(64)。当然，从总体上说，妻妾关系的融洽，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妻主动为丈夫纳妾所致。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显然带来了家庭安定的理想效果，其结果则是正妻因为自己的豁达大度而赢得丈夫和媵妾的信任。(65)
尽管在明代不乏妻妾和睦相处的例子，但若仔细加以考察，正妻主动替自己丈夫置妾，究其本意有些还是因为出于害怕别人议论的考虑，并不能藉此证明正妻不妒。如有一官员之妻某氏，妒而无子，“惧人议，为置三妾”，而事实上其丈夫根本不得与三位小妾接近。(66) 从明代众多的史料记载来看，更多的还是妻妾争宠。妾与正室，其事奉丈夫之道，各有不同。小说《金瓶梅》对此作了比较：“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曲身忍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此！”(67) 所以，做丈夫的往往被妾妇所迷惑，沉溺于床笫，甚至将正妻的规劝置若罔闻。 妻妾之间的不和，显然源自两者在家庭中的争宠乃至随之而来的妇妒。从明代史料记载中可知，正妻甚至有权将妾卖给他人。如汪道昆记载：“乡人郑叟出贾，妻遣其妾归贫家。妾故有身，去六月而生子。”(68) 即使是已经怀孕的妾，正妻也有权将其卖给他人。可见，妾仍然难以逃脱婢的地位。
明代即使在名人家庭，也不乏妒妻之例，如戚继光之妻就不容丈夫纳姬置妾。戚继光最初与其妻子王氏还是过了一段恩爱的日子，确实可以称为同甘共苦。但在戚继光纳了众妾之后，其妻却是妒心大发。史载其事道：
一品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少保阴纳陈姬，举祚国、安国、报国，沈姬举昌国，杨姬举辅国。御人露诸姬多子状，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裹甲入寝门，号咷而诉祖祢，乃大恸；一品亦弃刃，抱头痛哭，乃携安国子之。安国既受室而殇，一品解体，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69)
这种正妻对小妾的嫉妒，往往是因为正妻无子，而小妾有子。明代的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小说《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今印本改称《包青天奇案》）中之《手牵二子》一则，记载了江州德化有一冯叟，家颇饶裕。其妻陈氏，美貌无子；侧室卫氏，却生有二子。为此，陈氏担心己无所出，将来一旦色衰，会失去丈夫的宠爱，所以心里对卫氏总是存着一分妒害之心，只是无衅可乘，但最后还是设计将卫氏母子谋害而死。(70)
正如明宫中有后妃之争一样，在民间的家庭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妻妾之争。尤其是在一些官宦人家，命妇以其法律赋予的特殊地位，对家庭中的妾、侍婢抱有一种嫉妒的心理，因而体现出其必然的妒悍之态，殴打或者逼死妾、婢，甚至公然杖杀妾、婢。这方面的例子相当之多，不妨试举几例如下：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宣德年间。史料揭示：
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殴妾中其要害，妾自缢死。当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为疑。上曰：“妇妒已是恶行，况以妒杀人，其恶甚矣。”命罪之如律。(71)可见，受封可以成为命妇的保护伞，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她们的嫉妒心理。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成化末年的事情，其中一位命妇因为妒悍而杖杀侍婢十余人。事情的原委，史料有如下记载：
礼部致仕左侍郎杨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杀侍婢十余人，宣不能制。东厂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拟赎如律，宣则赎杖仍致仕。上曰：“王氏虽命妇，例应纳赎，但肆意残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72)杖死妾婢十余人，刑部按明代法律仅仅拟以纳赎这样的处分，已是明显看出法律内部所规范的妻妾之间的不平等。正是在此基础上，明宪宗才从重加上了“杖五十”的刑罚，似乎已经是一种很重的处罚了，难怪明人沈德符在这一记载的后面有这样一段感慨：“此例若行于今世，足使士绅之妻渐惧不敢恣，但恐贵臣如杨宣，隐忍不敢发
耳”。
第三个例子发生在弘治年间，是一位命妇逼死甚至参与亲手杀死小妾的案子。事情的经过如下：
弘治十一年，泗州知府许弼妻孙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药毒之不死，用铁椎击其脑。朱惧，自缢死。复以石压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载出复活。事发，上命杖孙氏八十，离异。(73)按照法律的规定，即使命妇将妾殴打致死，也不过是纳赎而已，处以杖刑，已经算是法外加刑了，是出于皇帝的特旨。 第四个例子，史载其事道：
林公鹗母程淑人，性严。终日侍立，稍不当意，则跪请移时，虽终夜不敢离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启后行。母始娠，为嫡母所妬，百计堕之不能。既而父惧害，寄养于其所亲某教谕，移至苏。学稍长，即励志经史。后举进士，迎养其所生父母于京师。及守苏郡，母令夜陈其日所行事，或有过即笞之，故公得以贤能称。(74)妾一旦进入家庭，甚至所生儿子也被嫡妻所妒，惟恐由此而夺自己之宠，所以才出现这样一种百计谋害妾肚中之子一类的事情。 明末人魏学洢作有一首《长水怨》，此长歌是为他的友人之妾而赋，较详地反映了明代士人之妾的哀怨生活。此歌颇长，不能全部引述，仅将其故事节录如下，从歌中可知，此妾在嫁给人做妾之前，曾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歌中云：“十三学钗书，十四工箜篌。十五临窗绣，精妙世无俦。”一旦嫁为人妾，当然也有过一段得到丈夫宠爱的日子，如自己绣上一幅大士像，再邀请自己的郎君在上面题诗一首，正如歌中所云：“郎书拟右军，妾心亦委婉。针锋与笔意，曲折随郎转。绣罢持似君，秀色堪舒卷。顾我每微笑，妾颜先自腼。”但是，为人之妾的生活毕竟是一番别样的景象，从这种角度来说，歌中所云“落地为女子，可怜侧室难。陡然一回想，心事惨不欢。虽复蒙君怜，鲛绡恒不干”，应该说基本反映了当时的事实。这种以泪洗面为人妾的生活，自然来自正妻的嫉妒。正如歌中所云：“大妇贵家女，妾身臧获看。上堂伺音声，下堂候颜色。含羞入空房，恻恻潜相忆。虽然潜相忆，无用长太息。”即使被正妻视为“臧获”，但她还是对丈夫抱有一丝的希望，盼望能得到丈夫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暂时抚平心中的创伤，才能忍受家中这种非人的待遇。“诚得君子欢，不怨长离隔。”显然道出了为人妾者的心里话。待到正妻死后，本有望扶正成为主母，但还是事与愿违。尽管是“一家身独当”，而且随自己的丈夫漂流四方，甚至其撑持家务的生活也相当沉重，亦即歌中所描述：“妾首瑞飞蓬，并日忘食事。上无姑嫜亲，下无得力婢。旋出旋又入，常恐呼不至。忧劳填胸臆，刺刺肝肠碎。岁月渐消耗，妾身亦不支。带围日趋缓，空复存腰肢。”然终究因为嫁为人妾十年，而不曾生一“男儿”，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所以，丈夫为了自己的子嗣，又两次“蓄婢”。即使如此，她也是毫无怨言。最为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丈夫又另娶新娘，由新人来重新支撑“门闾”。这不仅仅是持家权力已被剥夺，更是一种感情上的抛弃，正如歌中所云：“君心爱幸绝，迥与旧人殊。非必颜色殊，新旧自相渝。新人哭亦妍，旧人笑不如。孤房过慰藉，眄睐聊斯须。情知心不存，词说空尔为。”有了新人，自然会忘记旧人，甚至最后将旧人抛弃。歌中的主人公亦即那位小妾，其最后的结局还是难逃被人休弃的厄运。正当她回家探亲之时，得到的却是来自丈夫的一封休书。这位小妾嫁入丈夫之门十年，先是受正妻之辱，继又操持家务，抚养小姑，亦即所谓的“十年守穷贱，心事多苦悲”，但最后还是因为没有为丈夫生一男儿，中途遭致情变，被丈夫休弃。究其原因，诚如歌中所云：“妇人失夫心，百念无可为。”歌中最后云：“一字一呜咽，行道皆酸憧。”(75) 确实道出了为人之妾的悲惨境遇。
显然，如何正确处理妻妾关系，这是摆在很多明人面前比较尴尬的问题。尽管很多士大夫明知一夫一妇是“正理”，但法律允许年过四十而又无子者可纳一妾，以便能嗣香火。这也被一些士大夫所认同。但在纳了妾之后，又必须有一个“调停”之法。如果不善调停，导致妻妬而不容，妾悍而难驭，就不仅仅会导致家中鸡犬不宁，而且也会影响生育。其实，正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