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小妾，并非一概是嫉妒，有时也有比较宽厚之举。但即使如此，正妻还是对诸妾严加管束。下面的一则记载，基本反映了这种妻妾关系。如邱氏，为苏州人俞钦玉之妻。俞钦玉则为刑部尚书俞士悦之子，颇知书，但轻财好色。钦玉借称邱氏无子，公开置妾七人。作为正妻的邱氏，尽管对丈夫置妾不加阻拦，甚至待妾还相当“慈惠”，但对这些小妾则严加防范。小妾每天早晚出入房闼，皆有节制，而童子年过15岁以上，更是不许入中门。成化年间，俞钦玉游览京城，客死于教坊司妓家。自此以后，邱氏“待众妾益厚，而制驭益严”。丧事一完，只留下生有儿子的两位小妾，其他均遣发改嫁。(76) 三、妾身份地位变化的新动向 通观明代家庭生活中的妻妾关系，士大夫普遍纳妾之风一旦形成，妾的身份地位也相应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在明代的士大夫中，身边没有侍姬者，尚能找到一些例子，葛守礼与于谦就是其中的代表。据史料记载，葛守礼终身不置姬，年近50岁时，他的夫人考虑到已经年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77)。于谦的勋业也是世所共仰，他一直与夫人董氏居住在一起，“共甘淡泊，旁无姬妾”(78)。身边无侍姬，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确实应该说是一种特例。至明代末年，在官场上流行这样一句俗语，说读书人中进士以后，大多“改个号，娶个小”。可见，纳妾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时尚。有些官员尽管正妻严正，自己心中也有所畏惧，但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好色之情，所以广置小妾。如宣德年间，工部尚书吴中，贪财好色，“嬖妾数十人”。正因为此，吴中才对其妻有所畏惧，甚至此事被明宣宗所知晓，“命伶人作惧内戏以笑之”(79)。所娶之妾，一些青楼的名妓当然是一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更多的还是选择良家妇女。明人谢肇淛有一段品评当时各地女子的记载，虽然不能说全是为那些纳妾者提供指南性的服务，但这种记载的出现，无疑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的需要。谢氏记道：
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所谓泽气多，女亦其灵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古称燕、赵多佳人，今殊不尔。燕无论已，山右虽纤白足小，无奈其犷性何。大同妇女姝丽而多恋土重迁，盖犹然京师之习也。此外则清源、金陵、姑苏、临安、荆州及吾闽之建阳、兴化，皆擅国色之乡，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而已。(80)上面谢氏所品评的各地女子有扬州、燕、山西、大同、清源、南京(81)、苏州、杭州、荆州、建阳、兴化等地。在谢氏看来，古称燕赵多美女佳人，但在明代已是名不副实。北京即古之燕地，而且明代在北京做官的士大夫也喜欢纳北京女子为妾，但谢氏对北京女子的批评最为严厉，说她们有“五不善”，即馋、懒、刁、淫、拙。士大夫一旦将其娶进门，携带至故里，她们则撒泼求离，父母兄弟群然嚣竞，很少有勤俭持家之人。(82) 在清代，民间有些俗语称苏州所产有状元、小夫人两种，说明当时，士大夫颇为看好苏州女子，并多纳其为妾。妾的称呼，除了小夫人之外，尚有“如夫人”或“阿大”两种称呼。(83) 在明代，苏州女子之名尚不及扬州，而扬州之闻名，也是因为其“瘦马”(84)。正如明人王士性所言，当时天下各地到处出美女，但很多人纳妾还是选择扬州。这显然有其原因。王士性曰：
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侪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85)在晚明，伴随着士大夫纳妾之风而来者，则是家庭内的妇妒之风。士大夫纳妾，除了子嗣的考虑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好色”之欲。如何既能满足自己的好色之欲，又能避免“主母”之妒，从扬州纳妾就成了首选。原因很简单，扬州所出的瘦马，既有妇人必备之色，也有琴棋、厨艺一类之技，更因为她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成人之妾后维持家庭的安宁。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这些瘦马曾经接受过“自
安卑贱，曲事主母”的教育，因此，即使是大家庭中的妒妇，也有“严于他方，宽于扬产者”(86)。士人纳妾，最担心的就是妻妒忌，妾争宠，但纳扬州瘦马为妾，士人就可免于此类烦恼。
明代的法律与礼制规定了只有正妻可以获得封赠，而妾婢则无此荣耀。这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如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广东都指挥使狄崇、王臻等，将妾收为继室，上疏乞求封诰。明太祖朱元璋将此事交给廷臣讨论，当时礼部尚书任昂等人坚持不给封诰。朱元璋最后还是听从了他们的主张。(87)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瞿景淳进侍读学士，署院事，总校《永乐大典》，又掌诰敕。当时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正好得到明世宗的宠幸，权倾天下。陆炳先后娶了四位女子，打算给最后一位女子请封。为此，兵部移牒相请，被瞿景淳所否；内阁首席大学士严嵩再次为请，又被景淳所否。无奈之下，陆炳只好“橐金夜投”，希望通过贿赂而使小妾获封。即使如此，景淳还是笑道：“吾所守，礼也。公毋溷我！”陆炳之妾终究还是没有获得封号。(88)
为人之妾不能借助丈夫而得到封赠，却可母以子贵。换言之，如若妾生之子出仕做官，那么就可以借助儿子而得到封赠。这套制度定于洪武二十四年，当时在封赠问题上就遇到了嫡母与庶母如何处理的问题。兵部尚书茹瑺上奏道：“庶子袭武职，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无封赠。”翰林学士刘三吾奏言：“宋制：母以子贵，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为此，朱元璋专门下诏，庶母也按照宋代之制加以封赠。(89) 此制才得以最终确立。
尽管礼制规定了妾不得封赠之制，但从明代的史实来看，也有例外。早在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原配为严夫人，严氏死后，就以婢郭氏侍巾栉。当时命妇朝贺之时，只有杨士奇没有夫人，于是太后就命召郭氏入宫，不久又命照例封授郭氏，但不为例。(90) 嘉靖年间，大学士夏言之妾苏氏，也诈称是再继之妻，上请得封。(91) 另外，母以子贵，这是明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尽管制度规定了妾不可因丈夫之贵而得到封赠，即使贵为内阁大学士，也必须将妾的身份改为继室之后，方可冒领封赠。但假若其子出仕，并且三载考绩得优之后，妾同样可以借助于子之贵而得到追赠封号。如李氏曾任凤阳知府，其嫡妻为杨氏，副室为赵氏。赵氏生子李棨，并出任陕西凤翔县知县。在任三载考成为优，于是其嫡母杨氏赠为“恭人”，而生母赵氏则赠为“孺人”(92)。可见，尽管妾可以藉子之身份得到封赠，但在封号上仍然低于正妻一等。
明代的小说同样提供了一些以妾为妻的例子，说明法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记一位韩侍郎带着家眷上任，船在路过扬州时，因为夫人有病，就纳了一个偏房江爱娘，专门服侍照顾夫人。到了京城，不料夫人病重而死，家中一切均由其妾爱娘掌管。爱娘将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胜过原先的夫人。内外大小，无不喜欢。韩侍郎也深感满意，就选择了一个吉日，立为继室。当时正好遇到弘治改元，官员之妻可以覃恩得到封诰。韩侍郎就将江氏入册上报，请下夫人的封诰，从此内外均称江氏为夫人。(93)( 上述例子尽管亦属以妾为妻，但终究还是经历了将妾改立为继室的基本程序。而在民间的私例中，妻妾在死后的名号上，同样存在着一些争论。小说《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爱妾李瓶儿死后，在丧礼名号问题上的争论，将妻妾的地位之争给以淋漓尽致的揭示。小说说及李瓶儿死后，首先需要写孝帖，当时西门庆要求在帖上写上“荆妇奄逝”。这一要求，其实就是以妾为妻的具体例子。这或许出于下面两种考虑：一是李瓶儿曾为西门庆生有一子，此子虽早已夭折，但毕竟李瓶儿可母以子贵；二是李瓶儿一直为西门庆所宠。尽管如此，但这不符合明代的法律与礼制，所以当西门庆的西宾温秀才在接到这一指令后，颇感为难，只好悄悄与应伯爵商量。应伯爵同样持一种反对意见，其理由是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还活着，如何就能称李瓶儿为“荆妇”？此事只好暂时搁下，小说在后面并没有再交代最后在孝帖上如何书写。其次，在题铭旌时，又碰到一些问题。西门庆要求写“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这显然也违反了当时的礼制。按照明代的礼制规定，只有四品以上官员之母与妻才得以封恭人，而
西门庆的官秩只是从五品，而且李瓶儿又不是原配或继室，仅仅是侧室，若写上“恭人”二字，必然是越阶僭正。为此，应伯爵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理由还是正室夫人活着，妾就不能使用此称。最后做了妥协，只是在上面题写“室人”二字。恭人系命妇有爵，而室人不过是室内之人，是一个“浑然通常之称”。其实，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小说在后面的记载中，似乎又透露出来以下信息，即西门庆并没有完全采纳温秀才与应伯爵的意见。当第二天周守备、荆都监等官员前来祭奠时，礼生所读的祭文中，赫然又称李瓶儿为“孺人”。孺人虽较恭人为低，用于四品以下官员之妻则可，但李瓶儿为妾，显然还是僭礼之举。接着，当出殡时，吴道官在念祭文时，李瓶儿又被称为“恭人”。至后在家中所设坛场中，在榜文上又写“室人李氏”(94)。前后称谓不一，是小说作者故意为之，还是因为存在着争议，作者不免前后不一，这不是关键，而且也很难搞得清楚。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当明显，即西门庆在李瓶儿死后的名号上，存在着一种以妾为妻的想法。
明代的家法族规规定了主母在家庭中的地位，称其为“主母之尊，欲使家众悦服”。所以，家庭中的主母通常是由婆婆、长媳或长孙媳妇充任，一般限制妾（侧室）成为家庭中的主母，以免导致“乱尊卑”的结果。(95) 妾在家庭中尽管可以为丈夫所宠，但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根本无法成为家中的主母，掌管家庭经济。所以，即使嫡妻去世，若是家中主人又娶继室，则通常是由继室来掌管家事，继室也就按理成为家中的主母。如徐阶之子徐仰斋，在嫡妻死后，娶名家之女沈夫人。沈夫人就“摄行室事”。当时徐阶正好在朝中秉政，徐仰斋以尚宝的身份也在京城做官，所以显得家务纷庞。沈夫人“辛苦持家，上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欢心”(96)。
当然也有例外。如汪道昆的父亲因为其妻身患重病，采纳大儿子之言，将“家秉”授予其妾何为。(97) 这尽管是一个特例，但基本可以证明，妾同样可以成为家中主母。当然，在主母去世，主人不曾续娶的情况下，妾更是可以掌管家庭中的财产大权。据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的记载，其叔祖在未满60岁时夫人就已去世，而且终身未再续娶，家中只有三位姨娘，分别为四姨娘、福姨娘和已亲娘。所谓姨娘，其实就是妾。在这三位姨娘中，四姨娘因为资历较深，在“奶奶”（即夫人）在时就已经娶进家门，再加上识得几字，所以被主人所重用，“凡银钱出入，俱系他经手”(98)。主母在时，因为主母疏于掌管家事，于是家中经济大权就落入妾的手中。一等主母去世，妾更自然而成为家中掌管家事的主母。 明代的小说也提供了妾可以当家的例子。我们再以小说《金瓶梅》为例，对明代一些家庭的情况作更为详细的考察。西门庆的继室吴月娘，照例属于正室，是家中的主母，应该管理家中的一切财产。但因她常有疾病，其实并不管家事，所负责的不过是“人情看往，出门走动”一类与外面社交礼仪之事。至于出入银钱，实际上掌管在第一个小妾李娇儿的手里。至于第四个小妾孙雪娥，则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房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譬如西门庆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饭，造甚汤水，一般都由孙雪娥手中整理，再由那房丫头自己到厨房里拿去。(99) 又小说《金瓶梅》记江南扬州城内苗员外家，主人苗天秀，家有万贯资财，颇好诗礼，年40岁，身边无子，只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所以家事尽托与宠妾刁氏。当春梅嫁入周守备府时，成为周守备的第二房小妾，甚是受宠。因为周守备的妻子一目失明，吃长斋念佛，并不管家中闲事，所以周府各处钥匙均由春梅掌管，她也就成为事实上的主母。当正妻死后，妾就有机会被扶正。春梅嫁给周守备后，不久因正妻去世，周守备就将春梅册正，做了夫人。(100) 上述妾成为家中主母的例子，无不反映了明代家庭生活的新动向。 余论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总觉得妾既然在家庭中是比较受宠的一方，那么应该具有较高的地位。其实不然。按照制度规定，在仕宦家庭中，妾的地位有时就如同使婢。在未生子之前，不但要侍奉好丈夫，而且在婆婆与正妻之前也必须不时保持一种小心。即使生了儿子，也并非立
刻就可以自居为母，获得一种“母仪”的待遇。因为按照制度规定，妾所生之子，尚须认正妻为嫡母，自己却只具生母的名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到了正妻死后，儿子长成，妾仍然不敢以母自居。为示说明，下引华芝台之妾陈氏为例，以观妾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据载，陈氏是江阴县金凤里人，与嫡妻夏氏同里，而且她成为华氏之妾也得到了正妻夏氏的允准。即使如此，陈氏在进入华家之门后，平常仍必须端静婉娩，不妄语笑，对丈夫与正妻小心翼翼地侍奉。在他生下师周、师召二子以后，尽管已经获得了丈夫的宠信，甚至得到了丈夫所赐的金钏，但陈氏还是怕得罪正妻夏氏，反而将自己的行为更加收敛。当时家中冯、顾两位婆婆见到陈氏产子，对她也多加礼遇，陈氏也因此而获得向两位婆婆每天问安起居的权利。但在正妻夏氏在世之时，陈氏仍是“命之食不敢食，命之坐不敢坐”。平常所穿，不过是菲衣，所吃不过是粝食，凌晨起来就盥栉，并将家务之事安排得头头是道。她的两位亲生儿子在14岁时都中了秀才，在堂下拜见自己的亲生母亲，陈氏还是不肯接受。其后，正妻夏氏去世，陈氏从此理应获得“母仪”的待遇，但陈氏仍然不敢接受。直到自己的儿子各自娶妻生子以后，在丈夫的一再劝导下，又出于在家族内“临卑幼”的礼仪需要，才敢稍稍“具母子礼”(101)。从陈氏的一生中，我们不难看出小妾在明代的地位确实很低。 “富贵人家，没一个不蓄姬妾。”这当然是明代的世风。广置姬妾，固然是富贵人家的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并将“左拥燕姬，右拥赵女，娇艳盈前，歌舞成队”一类的生活视为“人生得意之事”。事实上，这些众多的姬妾往往也会带来无穷的烦恼，甚至让主人出乖露丑。究其原因，小说《二刻拍案惊奇》的编者凌濛初从男女的生理特征出发将其概括为下面两点：其一，“男女大欲，彼此一般”。男人有性方面的生理需求，作为女人其实也不例外。所以，男人广置姬妾，凭一个人的精力要周旋于几个女子之间，自然会“不得相当”，众多姬妾很少能得到生理上的满足。其二，富贵之人大多是中年上下才广置姬妾，而且所娶姬妾必是花枝一般的少女，所以在“枕席之事”方面，难免会“三分四路”，不能“满足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对于那些姬妾，尽管家法极严，甚至“铁壁铜墙，提铃喝号”，将姬妾防得水泄不通。即使如此，也只能禁得她们的身，却禁不得她们的心。姬妾一旦起了外心，就不再对自己的丈夫具有丝毫的“情趣”，而只是把他们看成是“厌物”。费了钱财，用了心机，并未获得姬妾的欢心，反而导致她们的憎嫌。这显然也是富贵人家姬妾的普遍心态。生前既已如此，一朝身死，更是树倒猢狲散，残花嫩蕊，尽多零落于他人之手。(102) 这更是富贵人家姬妾的普遍归宿。( 从丈夫享受肉欲的角度而言，确实是“妻不如妾”，但从那些身为小妾者的日常生活来看，却是妾远不如妻。这是一种两反的现象，却又在明代同时并存。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妾的介入，使明代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在情感与伦理上出现了两分的现象：从夫妻伦理的角度来看，夫妾关系无法取代夫妻关系，小妾在家庭中的地位永远无法取代正妻；而从夫妻情感的角度来看，正妻的感情已经被小妾剥夺，而夫妻关系更是被夫妾关系所取代。换言之，明代在家庭情感伦理关系方面出现了新的转向。这种家庭情感伦理关系的变动，亦即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妻妾关系一方面能和谐地相处，但另一方面，妻妾之间又是嫉妒成性，形成一时的“妇妒”之风。进而言之，由于夫妇关系中情与礼的两分，夫妻之间的情感生活逐渐被夫妾之间的情感生活所取代。 注释：
① 相关的研究专著分别有：王玉波的《历史上的家长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邓伟志的《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史凤仪的《中国古代的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树标的《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祝瑞开的《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收入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第206—217页。 ③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463页。
④ 刊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卷。 ⑤ 刊台湾《辅仁历史学报》1993年第5期。
⑥ 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 ⑦ 赵轶峰：《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载《明史研究》第7辑。
⑧ 章学诚：《丙辰札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 ⑨ 江盈科：《雪涛阁集》下册卷一四《知足》，载氏著《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684页。
⑩ 如小说《金瓶梅》记西门庆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即为其例。参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11)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声容部·习技》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12) 《金瓶梅词话》第二五回，第319页。 (13)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第444页。 (14)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六《户律》三《妻妾失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5) 《大明律》在“妻妾失序”一条中，有“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笞四十”之文。修成于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之《大清律例》，在“妻妾失序”一条中，前文大抵因袭《明律》，但已经删去“民年四十无子方许娶妾”之文。这一删削，一方面说明法律规定与具体的司法实践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说明自明代以来直至清初，民间百姓年未至四十而且有子者也是娶妾成风，因而法律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清律之文，可参见怀效锋、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一○《户律·婚姻·妻妾失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按：从明律到清律，其中关于民问百姓纳妾的法律变更，承蒙匿名评审专家的提示，特此致谢。 (16) 姚舜牧：《药言》，载徐梓编注《家训——父祖的叮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17) 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9页。
(18) 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第273页。 (19) 丁雄飞：《小星志》，载虫天子编，董乃斌等校点《中国香艳全书》第1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20) 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四《职官》一六《封赠》，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15页。 (21) 孙承泽：《天府广记》上册卷一五《礼部》上《中宫朝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舨，第191页。
(22) 申时行等纂《明会典》卷六一《命妇冠服》，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3—394页。 (23) 《金瓶梅词话》第四○回，第533页。
(24) 江左樵子编辑《樵史通俗演义》第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25)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第117页。 (26) 冯梦龙编：《挂枝儿》卷六《怨部·咒》又，载《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27) 《金瓶梅词话》第三回，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