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
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
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道歉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宋继超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这一次的文章结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师身体健康、求得老师宽恕。
宋继超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原谅了。不过，温庆福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星期后，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张琼英的儿子给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张琼英已经87岁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后，只是说了句：“那不怪他。”她还记得抄家时，温庆福曾经“高抬贵手”，没有把搜到的油印传单交上去。
“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分愧疚了。”张琼英的儿子在邮件中说，“‘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挟，有人被欺骗，有人被煽动，有人却是昧了良心。我们现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为怨恨，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警醒。”
为买到这份刊登着回信的报纸，温庆福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跑了3个报摊。他对前来采访的《潇湘晨报》记者说：“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
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刘伯勤已在5年前获得了同学的谅解。他把曾经的“黑五类”同学请出来一起吃了顿饭，当面道了歉。“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同学对他说。刘伯勤清醒地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
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获得了谅解。这些道歉者中，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张红兵。在网上，有人说他只有在母亲坟前切腹自杀才能谢罪，有人称他是“时代的投机者”，就连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也说他的道歉“难以让人谅解”，因为他触碰了“人性的底线”。
今年以来，张红兵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开忏悔之后，谨慎地保持低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错与张红兵的罪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有的打人，有的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还有相当多的‘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无声地抵抗？‘文革’期间，是芸芸众生的大展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暴露出来了。”他说。
对于这些评价，张红兵的回复是：“看到骂我、要我去死的话我不生气。一是我该骂，二是我主动‘找骂’，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他也承认道歉应当区别对待。“但是，无论罪错大小，关键要看道歉者是否诚实，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诚实地说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不是我说了算，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宋继超注意到，这两年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又开始多起来，“好像绕不过这个坎儿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种自我解脱，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他说。
在一位经历“文革”的老人看来，今年夏天刮起的这股“道歉风”，因为有新闻背景，也与大家对“文革”的反思积淀了许多年、但媒体上呈现并不多有关。一位研究者则表示，几年前不会想到，每个人都该为“文革”时犯过的错误忏悔，这种认识会得到这样广泛的赞同。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刘伯勤和温庆福都婉拒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刘伯勤认为道歉是很个人化的行为，温庆福也表示：“不想为此事出名。应该宣传‘文革’中那么多的被害者，我算什么？”
在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来，现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无法赞成。“什么英雄，开玩笑了，这能算英雄吗？你毕竟干了个坏事，没有坏到底。人家给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没有坏到底就是了，咱没坏到底。”他说。
媒体寻找的人还有张红兵。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后，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资料。画家李斌打算将张红兵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这位画家最为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时期的版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举着光芒四射的红宝书，另一只手攥着毛笔；还有就是他参与创作、被视为“伤痕美术”代表作的连环画《枫》、《伤痕》、《张志新》。
张红兵说，最近还有人想给他拍纪录片，要采访的记者实在太多了。他通过邮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采访问题，并发来短信：“这是我的忏悔工作的组成部分。让我们为埋葬‘文革’时代共同努力吧！”
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这是学者徐贲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徐贲以“文革”为例称，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直接见证者担负着记忆的责任，而且，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如果不记忆，不是因为直接记忆者没有了，而是因为有人拒绝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断代的记忆分工。
邯郸夏日的午后，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宋继超喝了口啤酒，说起最近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发经历。
那是在1961年，周恩来到宋继超的家乡伯延镇调研饥荒问题。小学班主任派宋继超在内的班干部紧跟着周总理，让他们听群众都说什么，并记下来。
那个时候，连树叶都被人们用来充饥。周恩来问马路旁边的树怎么没有叶子，公社干部说：“羊吃了”。“羊还能上树？”总理问。站在一旁的宋继超家的邻居看着公社干部，告诉总理：“他爹吃了！”
周恩来离开后，说出实情者遭到批斗。当晚，宋继超被叫过去，和邻居当面对质。他把白天听到的对话一五一十地汇报，没有去想这会给对方带来什么伤害。
“那时我就是个‘好孩子’。”他笑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