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人生和文化探微
--- 浅析陶渊明之人生之道
内容摘要：陶渊明是晋宋易代之际一位伟大的田园隐逸诗人，是一位历经人生苦患而意志弥坚的生活强者。几经仕与隐的选择，贫与富的交战，最终达到了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他在逆境人生中所持有的高贵品质以及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笔丰富遗产。
关键词：陶渊明 逆境人生 文化内涵陶渊明
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一代田园隐逸诗人，作为一个少年时期就“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怀有“大济于苍生”之志，虽饱尝人生忧患之苦却执著于人生价值探求的读书人；作为一个能融中国古代儒道佛思想为一体的思想巨人，魏晋风流人物代表，陶渊明在逆境人生中的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以及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吸引者无数的文人士大夫，成为一代又一代失意文人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可以说，陶渊明已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1]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杀法成性、门阀森严、社会政治极为黑暗。在这种动乱的时代中敏感的陶渊明又真实的承受着人生的种种困扰：岁月苦短、际遇难逢、贫困疾病、灾祸患难……面对逆境人生，陶渊明的“人生如寄”之感叹是对逆境人生的勇敢承认，更始对逆境人生的一种超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陶渊明在逆境中的种种生活表现是在构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洒脱人生；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旷然姿态呈现着他委运任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境界的不朽魅力。 “人生如寄”-----对逆境人生的勇敢确认。其实“人生如寄”是一种积极地面对人生的警励态度，恰是对人生短促的忧虑，成为积极追寻人生内在价值的驱动力。陶渊明就是一个用自己言行给它作正确诠释的人。陶渊明的“人生如寄”是在继承传统人生理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从逆境----参悟-----超越的思路！陶渊明的人生道路在仕与隐的选择中，贫与富的交战中，困惑者，前进着。其实仕与隐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封建文人面临的最大的人生课题，关于仕与隐的矛盾，中国儒、释、道三家已提出不同的解决途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讲究出世，道家讲求遁世，但他们又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相犀。陶渊明对此三者，偏颇儒道较深，而佛家的般若思想也影响了他，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选择中，在贫穷守节与求富丧志的斗争中，陶渊明使这些思想得到内在的融会、升华、从而达到一种委运任化，心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饱受儒学熏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年时期就怀有“大济苍生”之志，后来混迹于官场十三年，官职历来不过为“参军”、“祭酒”等一些小小职位，终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甲归田，隐居山野。因此陶渊明的一生多半是处于贫困潦倒的状态中，贫困疾病，人生短促功业难酬的种种人生困扰阻噬着他的内心，深重的人生常感常常使他处于矛盾痛苦状态之中。“人生如寄”之感叹也就应运而生。其实陶渊
明的这种“人生如寄”之感与汉魏以来的动乱社会状态赋予文人的知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等无奈感慨。在汉末《古诗十九首》里感叹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表达文人这种人生哀叹的诗句随处可见。如：“浩浩阴阳移，年年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等。而陶渊明在承袭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人生短促与生命价值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极致。如在《杂诗八首》里，他忧伤得感叹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同样在他的名篇《荣木》诗序中言到：“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这种对人生大好年华逝去而功业未就、凌志不酬的失意感慨，深刻得展现他作为一个饱受儒学入世思想濡染的文人却无法施展报负只能任“人生如寄”的无奈和悲哀。可是承认人生无常，枯槁有时的同时，他另一方面积极得勉励自己鞭策自己，“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在短暂人生面前，陶渊明在人生将半之年依然秉着一颗建功立业之心积极进取。毕竟陶渊明是一个受儒经濡染的读书人，儒家思想在其一生中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荣木》。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作的建树融为一体，使他在人生早期就初步确定了人生目标。早在出仕之前陶渊明就立下了“走仕途、济苍生”的从政和“衔觞赋诗，以乐其志”的从文两方面的志愿，这种思想在其作品《读史述九章。屈贾》中称“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鵩献辞。”在其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五柳先生传》中言到：“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而陶渊明这种一开始就确定这异与他人的两重志愿，甚至最终确定从文的志向，恰是源于他对东晋社会不稳定政治既抱希望又无法完全肯定的态度的缘故。在东晋末年，社会极度动荡不安，政权变更频繁，统治者在崇尚礼法的外衣下，真正进行的却是为自己由玩弄权术、经篡政而登上皇位的政权涂脂抹粉的勾当。在陶诗《述酒》诗中的“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就是陶渊明对刘裕夺权过程中施展种种隐谋手段的愤慨。
在儒家的政治境界中“君臣遇合”是最理想的政治境界。孔子讲“君君臣臣”，孟子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陶渊明在《咏三良》中高度赞美“君臣遇合”的政治境界，在他的笔下“三良”“服勒尽岁月，常恐功愈微”，故谓“忠情谬获露：。穆公”箴规向己从，计议初无亏“，故谓”厚恩固难忘“。正是陶渊明坚持着这种企慕明君、“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欲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建功立业的志向与残酷的东晋政治黑暗现实不可相容的矛盾，陶渊明不得不对自己走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疑虑。动乱的社会现实，森严的门阀制度，卑微的社会处境，无情的揭开了他逆境人生的帷幕，使他认识到自我以外的冷酷和威胁，加深了对人生曲折和立业无门的痛苦感受。陶渊明的家庭背景更让他心灰意冷。他的曾祖父是晋成帝时的大司马陶侃，本来自庶族，因其有功而被加封，到陶渊明时期已是家道衰落，家境贫寒，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的社会现状里，陶渊明就没有多少优势可谈了。因此，陶渊明在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中，官位卑微，根本无法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志向。所以从本质上陶渊明是在政治上与统治者决裂，是他所追求的美好理想与黑暗现实社会相矛盾达到不可和谐地步的结果。 “人生如寄”，前人大多是停留在这个命题难遣的悲哀之中，而陶渊明却把它当作一种
精神鞭策力量，在积极的寻求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中抚慰自己人生苦难的悲哀。他用自己的言行肯定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并执著于生命价值实现的精神追求。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秉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公开申明人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聪明，应当凭借着三正（天、地、人的正道）和五常（仁、义、礼、智、信）而留名。他夸耀先祖“运当攀龙”的显赫，崇敬先辈“专征南国”的武功，“惠和千里”（《命子》）的政绩，“德音允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品操；赞扬李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感士不遇赋》）的业绩；歌颂荆轲“心知去不归”，“登车何时顾”（《咏荆轲》）的豪气。即使要在“终死归田里”（《饮酒二十首》之十九）的情况下，也要“养真蘅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想到的是“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之二），感叹“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衰世下，“士之不遇”（《感士不遇赋》）；尤其是对自己“猛志逸四海”（《杂诗八首》其五）的理想不得实现而耿耿于怀，“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同上其二），整日“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为“身没名亦尽”而“五情热”（《形影神三首》之《影答形》）。这些无疑都反映了陶渊明以儒学的积极用世的精神，急切地追求建功立业的思想，而放弃政治上的进取，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事业中去，同样也是遵照儒家用世精神的积极表现。陶渊明还在（《咏贫士七首》之六）中表示要像张仲蔚那样专心从事文学创作，铭其心志，“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另外陶渊明（《咏贫士七首》之一）“量力守故辙”指的就是他一向追求的文学创作的人生道路，这是诗人面对黑暗社会现实和森严门阀制度，自量从政之艰难、前途无望的“量力”选择，是把从文当作了一条与从政相对立的生活道路，同时“著文章”的目的在于娱情与显志，显然把从文当作一种事业上的追求。[2]可以说致力于文学创作仍然是陶渊明继承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建树功名、涵养德性价值的人生价值选择，也是陶渊明积极面对逆境人生的一种表现，积极寻求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表现。
当然，陶渊明选择与仕途决裂，归隐田园，更为重要的是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天性使然，他性情率真，颖脱不羁，“性嗜酒”，“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不计得失，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也是为解决生计问题而勉强为之，时隐时仕，他“性刚才拙，与物多杵”（《与子俨等疏》）的个性为官场所不容，或许把自己化入自然，成为其中的一员，《归去来兮辞》：“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不失为更好的人生道路选择。在田园中追求“著文言志”的人生理想，心境与物境融为一体，由此对于陶渊明来说，逆境也就成了美境了。其实，乐欣于田园生活，除了陶渊明天性使然之外，还与他受老庄哲学影响有重大关联。陶渊明对人生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是崇尚自然。“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办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文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的就是自己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我以为，这实质上是陶
渊明借庄老道学思想来放松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释然。弃官归隐，陶渊明遭遇生活上一次又一次的困厄，有失火，歉收，甚至亲人相继离世，疾病，断炊，但他都能以泰然的旷达态度坚守自己的人生选择，并不断的积极进取。同样的，他以崇尚自然的态度面对逆境人生，也是对“人生如寄”现实的一种旷达处理，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追求人生理想，体现自主选择的意识，不能不说是对逆境人生的超越。因此，陶渊明在充满坎坷忧患的人生之旅中，丰富了中国历代文人面对“人生如寄”之时的人生价值选择，这也是后来失意文人在遭遇逆境人生时重新奋起的精神动力。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洒脱的逆境人生有了对人生道路选择的清醒认识，就有了短暂人生的清醒生活。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神释》中道出了对生命的清醒认识：“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了那个忧时光短促、叹功业无成的陶渊明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放下功名追求、淡泊自然、以安详姿态顺其生命自然状态发展的哲人。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陶渊明的这种态度是消极无为的。
在田园生活中，反思人生，反思生命，反思生存价值，都使陶渊明在思想领域有了更为深层次的认识。在陶渊明《形影神》组诗中，通过形、影、神三者富有哲理的问答，首先建立了诗人对人之“自然”形态价值投入的态度。在《形赠影》中云：“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在宏大、变化的宇宙世界中，人却常常是朝生存而夕亡逝，生命是如此脆弱。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陶渊明已经意识到了在永恒的自然界面前人的渺小的存在，也就是体认到了人是作为自然 存在的本然形态而存在的，而一切自然欲念的确认，都可以在人之本然状态上找到合理的根据。在《影答形》中诗人又说：“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想到生命、名誉都会归于寂灭的命运，心里就会有说不清的复杂感受。既然这样，就通过“立善”来在“人生如寄”的现实中努力延伸自己生命的价值吧！这里的“立善”是前面所说的建树功名、涵养德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总之，承认人作为自然存在的一种本然状态，也就为对人自然本性的价值投入建立了合理性依据。但在《神释》诗中，作者又将这秉承儒家传统的价值追求又予以否定，“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这种由于对人的自然形态的关注而取消“立善”----即放弃对现实功名的价值投入从而转向关注人的自然本性的道路。确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是“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的，即于大自然为一体”。换言之，即由对外部社会现实的价值投入回复到对人的自然本性-----即“性本”的确认状态，从中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与诗人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密切相关的深刻的理性思考及其自觉过程。此外，佛家的般若思想也影响了陶渊明。般若思想认为世间一求皆如梦幻镜花本月，原为幻想本非实有。那么一念心寂万境皆虚，一切世界种种相继虚幻不实，则不如意事之烦恼也自行消解，在陶诗里也出现这样的反应：“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这样陶渊明也就摆脱了逆境人生中的种种烦扰，听任自然，顺应“性本”，即做到“认真”，在精神上真正达到委运任化，与自然泯一 的境界。正是对人生的这种清醒认识，陶渊明在逆境人生中面对种种苦扰、困厄，才会心境澄明，诗意的生
活着。
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的“娱情诗酒，体验农趣，尽享天伦”等文人雅士之趣，可谓是让后世文人企慕不已。追慕自然，在自然风光田园中，领悟人生的美好，是陶渊明摆脱人生苦境、体验美好的一种追求。在他的心中，大自然的一切都生机勃勃，自由自在的存在着，美好而和谐。“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在陶渊明的笔下，草屋茅舍，榆树桃李，远村炊烟，鸡鸣狗吠，极平常之物都显得生气盎然，朴茂生辉。陶渊明不是一个单纯的田园生活的旁观者和欣赏者努力做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员，以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热爱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极尽可能的在自然的风光中，在穷苦的生活环境里，寻找到乐趣和满足，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田园风物，稼穑生活和读书赋诗，饮酒一样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除了单纯的尽享自然风光的抚慰，体验农人生活的乐趣也是陶渊明可谓创造性的精神愉悦方式。在陶渊明的笔下，辛苦的田家劳作变成艺术化的诗意行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居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荷锄归来，诗人的愉悦心情呼之欲出。当然，躬耕劳作之余，陶渊明还常与那些与自己有同样志趣的农夫野老、素心挚友往来，与他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春秋佳日一起“登高赋新诗”，淳朴恬淡的交往，不再有世俗的争名追利，尔虞我诈，醇化的心境，体味到的是自然而然的“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无所顾忌的欢乐。
一直以来，酒与文人就有着解不开的缘分。陶渊明之前就有“对酒当歌”的曹操，“斗酒十千”的陈思王曹植……常人道，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然陶渊明对酒的嗜好更是尽人皆知。苏轼曾评价陶渊明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是夸张之语，但也可窥见陶诗与酒密不可分的程度。陶渊明早年未进入仕途之时，就曾在自己的言志之作《五柳先生传》中坦言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臵酒而招之，造饮辙尽，期在必醉，曾不吝惜去留。”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从酒中体味人生真谛的却为数不多。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以酒哀叹人生短促的意味，阮籍有以醉酒避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而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可谓是魏晋风流人物的代表，虽其一生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来看，他的一生却充满了艺术化的情趣。而在陶渊明诸多雅趣的逸事中最能体现他艺术化人生的还是他和酒的故事。比如他求为彭泽令但为“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归去来兮辞序》），再有《宋书.隐逸传》记载，酒熟后，陶渊明“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之”的故事。我想，正是在饮酒中陶渊明更为自在地体味到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乐趣了。
陶渊明还比较注重家庭人世生活，与一心向佛、不关事事“不以妻子为心”的好友刘遗民相比，他热爱生活，积极进取，他有“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的儿女情长，他有“命室携童弱，良日发远游”（《酬刘柴桑》）的尽享天伦之乐的畅然乐趣。正是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亲人、子孙、友人、人情冷暖的眷恋，遭遇人生坎坷的他才更有勇气和力量去超越，并消减痛苦，既而活出一派天真和精彩。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超越逆境人生，达到委运任化、心与自然融
为一体境界时的审美化表达。在诗人的笔下，那种“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乙酉岁九月九日》），“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杂诗》）其二）清新空灵的自然景象无不是诗人真我与自然的性情的外化，从诗人的眼睛里看出去的世界，无不洋溢着自然状态中生命的本真美丽和情趣。正是这世间万物生灵的生机不息，美好和谐，他才能如此深切的去感受人生的给予和馈赠。对自然的欣赏中，陶渊明几乎是大自然的一个知己者形象出现的，功业不就和生活之忧不曾消磨他对人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命本身存在的感悟力。所以他能在逆境人生中抛却熙来攘往的世俗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泰然度过人生的种种痛苦。
究其陶渊明的思想实质，儒道思想相互融合，陶渊明是把儒家的伦理人格同道家的自然人格统一起来，并结合自己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思考，走一条由儒入道的人生路子，棉队人生苦患，他除了用老庄崇尚自然的玄学人生观去对待，更重要的是，是儒家的道德思想力量，即儒家的安贫乐道和仁义为怀的道德原则。面对人世间的丑恶和不公平，他以自己手中的笔和正义精神，曲笔赋诗，充满着对人世万物的关怀之情。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桃源理想表达他对人类社会理想即淳朴和睦、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探索；面对贫困饥谨，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和父辈们不慕容荣利的风尚给了他无穷的精神动力，“匪道何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古时代的先贤颜回、黔娄：表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秉承着纯洁的品德、节操让他崇敬不已，“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他晚年极度贫困，但并未丧失其人格准则。
陶渊明离开我们一千多年了，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意味隽永的诗歌，给我们更多的是关于人生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耐心品味。其次，陶渊明的逆境人生及其文化内涵也有极其丰富的意义、内容，值得我们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书目：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4年，北京. 魏正申《陶渊明探稿》，文津出版社，[M]1990年，北京. 魏正申《陶渊明诗集译注》文津出版社，[M]1990年，北京.
胡令远《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复旦大学出版社，[M]2002年9月，上海.
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