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驻扎了大量军队,总数大约10万[23]。苏联解体后,撤军问题马上浮现出来。美国积极介入。1992年7月,美参议院通过了布什提出的援助原苏联国家的法案,该法案将俄罗斯能否在波罗的海地区撤军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和获得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之外)联系起来。
苏联的波罗的海政策波罗的海问题的激化,构成了对1991年苏美关系的第一个挑战。
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运动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判断出现了失误。长期以来他认为这是一支支持他的改革力量,是他平衡党内国内反对派的有利武器。这是波罗的海国家独立运动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波罗的海国家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最初打着支持改革、支持戈尔巴乔夫旗帜的力量最后都演变成为反对维持联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独立而不是改革,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
在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民族共和国挑战联盟和苏共面临分裂的问题。1990年5月28日,利加乔夫写信给戈尔巴乔夫,表示立陶宛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倒向西方。乌克兰西部、南高加索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也非常活跃。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危急局势。后来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基本持相似的 立场。
切尔尼亚耶夫则认为早就应该放走波罗的海三国。他认为三国在生活习惯、民族方面和苏联完全不同,如果允许他们独立,“无论是他们内部的问题,还是与我们的关系问题”,会在“平心静气的基础上解决”,苏联会得到一些忠实的、友善的邻邦,而“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连锁反应是没有道理的”[24]。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伊格纳坚科等人倾向于这一种观点[25]。
叶利钦等人持第三种态度。立陶宛事件发生后,叶利钦呼吁军队不要动用武力。他飞到塔林,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和三国苏维 埃主席会面,表示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跑马场广场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提出的口号是“今天的立陶宛,明天的俄罗斯”。
许多发言者呼吁向立陶宛学习,争取俄罗斯的主权,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维持联盟完整的立场是一贯的,他特别不愿承担联盟解体的责任。他提出“运用一切政治手段,制止立陶宛共和国脱离苏联。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立陶宛人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现出分离的意愿,那就进行谈判,按照法律和公正的原则‘离异’”[26]。在实际处理时,一开始戈 尔巴乔夫尝试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而波罗的海事件的爆发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施加的压力,国内的困境,使他左顾右盼,前后摇摆,不断退却,最终消弭于无形。列别德曾经总结过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军事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党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27]。1986至1991年苏联处理的阿拉木图、第比利斯、巴库、维尔纽斯和里加事件几乎都是按这一逻辑发展。
这不仅鼓舞了其他分离地区,也失去了政权内部,尤其是强力部门的支持。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对高层的不满也日益加深。军队在八一九事件期间的逡巡不前和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后的无动于衷也有这个原因。当时的苏联总检查长特鲁宾在解释波罗的海事件时说:“在波罗的海沿岸暂时还将继续存在对抗,当我们事实上有着两个警察系统、两套检查机关的时候,要保证以宪法方式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28]。
回顾戈尔巴乔夫这一期间的外交举措,可以发现,他的对美政策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他将美国视为友邦,视为苏联国内改革和他本人绝对可以依靠的力量。
进入1991年,苏联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当时戈尔巴乔夫为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促进改革和维持联盟。在他看来,改革成功需要大量美援,维持联盟需要美国做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作,对美依赖由此产生。正是这种依赖,影响了戈尔巴乔夫,限制了苏联政府对波罗的海事件做出前后一致的迅速坚决的反应。
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无休止的争斗,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判断、犹豫的性格、缺乏担当的勇气、对美的依赖和幻想,这一切,使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渐行渐远。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年初,尤其是波罗的海事件和海湾战争期间的表现,切尔尼亚耶夫评论说,“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是无可指责 的。另一方面,我,而且不仅仅是我,对他的路线能否实现抱有很大的怀疑。我们,他周围的人,在海湾战争的那些日子里能就近观察他的人,捉摸到在他的行动和意图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道德因素’。可是,事实表明,道德原则要在国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还为时过早——还没有过这样一种情况。”[29]
美国波罗的海政策的根源
从1989年到1991年,随着苏联默认东欧剧变,同意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解散华约,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裁军协定(《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苏美关系已经大为缓和。美国政府认识到苏联内政外交的变化,认识到新形势给美国带来的机遇,但戒备之心犹存。在美国眼中,苏联仍然是能从根本上威胁美国利益的对手。苏美关系仍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1991
年8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苏关系最基本的判断和冷战时期没有大的变化:
——由于我们(美国)周围的旧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
——苏联仍然是唯一具有实际军事能力,能发动一次足以摧毁美国社会的灾难性攻击的国家。
——美苏关系仍然是以竞争为基础的,而且始终存在着重新出现对抗的危险。
——美国仍然要对苏联回到集权政策所产生的潜在的战略后果保持警惕[30]。
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其波罗的海国家政策不是孤立的,将它放在美苏关系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它附属于美苏关系。波罗的海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缘战略位置,在于其在苏联非共产主义、非帝国过程[31]中所起的作用。它是牵制苏联的一个重要侧翼阵地,是撬动苏联东欧的一个关键支点,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当然,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从来不是美苏关系的焦点,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外交中只是一个筹码,一种工具。必要时,美国不会顾及三国的权益。
关于苏联中央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 题,马特洛克主张利用苏联宪法对于加盟共和国外交权的明确规定,光明正大地与各个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进行交往,不用畏首畏尾。
1991年1月末,当贝克询问中情局苏联室主任科特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时,后者回答:“第一,你不得不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因为他是那个国家的总统,你必
须维持关系。第二,我认为你应该为由于苏联形势的转变而将产生的那种关系做准备。第三,现在应该把苏联当成一个多层面的国家,和不同的势力打交道,包括叶利钦”[32]。
波罗的海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也面临选择。
一方面,美国历届政府确实没有承认苏联对三国 的合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公使馆一直在华盛顿正常活动,美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一直保持紧密联系。美国一直在三国首都派有官员,收集信息,转达美国的关注。立陶宛在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前,已把独立声明等文件秘密传给华盛顿,美国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同意发表。兰茨贝吉斯也说:“不开这种绿灯,我们是不会采取断然行动的”[33]。
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苏联军队有效地控制着三国的领土,考虑到承认三国独立对美苏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苏联可能的强烈反弹,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正式承认这些国家,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试图去改变现状。西方国家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上签了字,该文件承认战后边界的合法性,这就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边界是确定的而且不能更改,除非通过谈判,得到签约的34个国家的一致同意。1990年9月13日缔结的《苏德友好条约》,宣称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是最终的和不可更改的。这些规定限制了美国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西方,伴随着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运动,学界和政界意识到两个问题:在苏联建立民主制度和在波罗的海国家恢复独立孰轻孰重;三国独立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都可能效仿,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这也是当时美国在波罗的海问题上犹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