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事件发生的时机非常微妙,几乎与海湾战争重合。美国立刻有人将波罗的海事件和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不仅是两起事件的性质类似,而且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叠加,而这次海湾危机与波罗的海事件相伴[34]。特殊时期,美国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使问题复杂化。
从1990年年底到1991年年初,苏联国内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大幅度调整。西方认可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沙塔林等先后去职。二是国内政策的调整。 维尔纽斯事件后,1月16日,戈尔巴乔夫颁布总统令,指定于3月17日就是否保留苏联进行全民公决。1月26日和29日,戈尔巴乔夫分别颁布两项命令:《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前者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后者 规定卫戍部队可以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由于以上这些征兆,1991年年初,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向“右”转的担心加强了。1991年3月15日,正是在全民公决前夕的敏感时刻,贝克访苏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表达了这种担心。戈尔巴乔夫予以否认,强调并没有改变方针。
鉴于以上情况,布什在处理波罗的海问题上,非常谨慎。他试图在三国和联盟中央、共和国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为了波罗的海三国的利益而完全推翻美苏关系的框架,重建美苏关系的基础在美国政府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布什也非常注意和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布什政府和以前的里根政府一样,倾向于将美国与苏联全面关系建立在良好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种做
法始于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继于布什和戈尔巴乔夫”[35]。布什政府小心翼翼的行为在美国国内招致了一些批评,然而正是这种谨慎、精巧、有分寸感的行为模式保证了苏联国内事态沿着美国政府设想的方向和平的转变。
1991年1月,布什谴责了苏军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行动,但并未采取实际的制裁步骤。对戈尔巴乔夫,美国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压力,促其让步;另一方面,又不断争取,给予其个人肯定。
尽管大多数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都不相信戈尔巴 乔夫关于波罗的海事件的解释,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明显不愿纠缠此事。对于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事件中的角色问题,白宫新闻发言人菲茨沃特就明确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知道”[36]。他们宁愿相信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含混不清,自相矛盾。1月25日,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会晤后,布什说,如果要取消预定的美苏首脑会谈,同那些可能更独裁的或可能强化在波罗的海镇压行动的领导人相比,他想找到一种不致削弱戈尔巴乔夫地位的方式[37]。在9月2日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讲话中,布什注意照顾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感受,特别谈到苏联的困境和美国的援苏打算。
美国是第37个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家,落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布什1991年7月底访问苏联时也拒绝了兰茨贝吉斯顺访维尔纽斯的邀请。在承认三国独立后,美国官方一再强调波罗的海三国是特例,美国不会承认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共和国。
就苏联中央和民族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布热津斯基曾建议,美国应该实行一种双重的政策。
一方面,同莫斯科的苏联中央政府保持正常和正式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应采取能够采取的各种措施,扩大同那些正在摆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争取实现真正独立的那些民族共和国的关系的范围。“我们同这些共和国发展关系的目的是增强它们的信心,巩固它们民族单独的身份认同意识,并逐步提高它们的国际地位。”[38]考察1991年布什政府的波罗的海政策,实际上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双轨的渠道。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影响
三国独立,使波罗的海问题最终基本上按美国的意愿得到解决:即三国获得独立,苏联受到削弱,同时美国与戈尔巴乔夫的友谊得到维持,防止了其倒向“强硬派”。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波罗的海问题的冲击,美苏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苏联国内事态的发展仍处于美国政府的掌控之中。
三国独立,使苏美之间延续最长的一个双边关系难题得到化解,其影响是深远的。三国独立后,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几乎完全被封锁,加里宁格勒成了飞地,地缘政治态势愈益复杂。三国独立后,对外政策倾向西方和美国,将融入欧洲、加入北约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三国遗留了大约200万俄罗斯人[39],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这些俄罗斯人是自动获得新独立国家的公民权利,还是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例如语言和居住年限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在政治、文化或经济上对俄罗斯居民的任何歧视,或者莫斯科企图利用俄罗斯居民作为在该地区俄罗斯联盟的第五纵队都将不可避免损害俄罗斯—波罗的海关系的各个方面”[40],也容易再次触动世界的神经。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另一个产生问题的根源。波罗的海国家有加强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合作的倾向性。兰茨贝吉斯曾不断提出
建议,试图建立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黑海—波罗的海联盟”。在俄罗斯看来,这些建议明显具有某些防范俄罗斯的意味。
三国追求独立并最终成功,否定了苏联的合法性,鼓舞了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开启了联盟崩溃的过程,使苏联内部某些人试图维持某种形式联盟的意图破产。从这个方面来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从苏(俄)美关系角度看,三国独立后,波罗的海国家作为两国地缘政治关系前沿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位置做了调整,由原来属于苏联一方,转到美国和北约的队伍中。波罗的海三国过去是,将来仍是大国角力的竞技场。
(责任编辑 陆齐华)
注释：
[1]该委员会组成人员应为忠于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人。立陶宛在1999年8月对6名前立陶宛共产党人判处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共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和立共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后者为当时“救国委员会”的新闻发言人。指控的罪名是参与“救国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姚强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等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3]有一种说法,是“萨尤基斯”的战斗人员造成1月12日晚的伤亡,他们从电视塔附近的建筑顶部向人群开枪。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21页。
[4]Kristian Gerner and Stefan Hedlund,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1993), p.150.
[5]“Moscow’s Power-Grip in Latvia Repeats Lithuania Soviet Troops in Riga Claim Latvians Provoked Them to Take大臣Pow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2, 1991.
[6]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页。美国将军奥多姆也认为乌斯霍普契克是不幸的,而戈尔巴乔夫将责任推给他非常愚蠢。见William E. Od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0.苏联解体后,乌斯霍普契克曾于2000年担任白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7]前引书:《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48页。
[8]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 282页。
[9]Jack F.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 (NewYork: Random House, 1995), p.455. [10]同注[7]。
[11]李静杰、郑羽:《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12]Bush Statement on Lithuania,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91, p.A.7. [13]David Binder,“Bush Appeals Kremlin Leaders to Refrain from Forces in Baltics”, New York Times, Jan 22, 1991,p.A.14.
[14]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页。
[15]《华盛顿对莫斯科搞平衡》,载瑞士《新苏黎世报》1991年1月31日。 [16]《美将给苏三共和国最惠国待遇》,载《人民日报》1991年8月8日。 [17]当时布什正在莫斯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