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形态”的社会学内含。从社会学角度看，意识是“以行动为取向”的，永远是行动的组成部分，因此，意识是实践的意识。意识形态必须被理解为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或部分，必须被理解为“活生生的关系”而不是“供人静观的表象”。意识形态总是具有某种社会功用的观念和信仰。由此再进一步，意识形态的这种社会功能性又主要被归结为维护社会权力的作用。所以，伊格尔顿极为强调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的关系，认为与社会权力相关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在《文学原理引论》中，他写道：“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我具体地是指那些与社会权力地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 在《意识形态引论》中，伊格尔顿也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与信仰系统有关，而且与权力问题有关。 甚至可以说，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是伊格尔顿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明显偏向贬义的根本原因。 原因很简单，权力在伊格尔顿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变成了透视现存社会不合理秩序的关键所在。关于权力，伊格尔顿一方面不赞成福轲那样的“泛权力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把权力局限于阶级关系上。他采取的是一种新左派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女人、有色人种、同性恋者、殖民地人民、少数民族、青少年等群体之所以遭遇不公正待遇，就因为资产阶级、男人、白人、异性恋者、帝国主义者、成年人等群体掌握权力并进行无情压制的结果。因此，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与权力的维护和再生密切相关乃至就是以权力的维护和再生为基本目的的，就意味着他认为意识形态参与了不公正不合理社会的维护和再生产。可见，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是昭昭可见的。
尽管强调社会功能性，但伊格尔顿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还还在于他维护一种带有认识论色彩的贬义意识形态即著名的“虚假意识”概念。在对布尔迪厄的一次访谈中，伊格尔顿明确宣称：“我确实认为存在某种对应于虚假意识的概念的东西??。” 这并非随意说出的一句话，因为他的确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捍卫过“虚假意识”概念。这首先可从他提出的“意识形态”反义词清楚地看出来。使用恰当的“反义词”是伊格尔顿喜欢使用的阐释技巧之一。在《意识形态引论》中，他几乎为每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反义词。如卢卡奇“意识形态”的反义词是“总体性”，阿多诺“意识形态”的反义词是“非同一性”，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反义词是“科学”，等等。这大大便利了我们对这些意识形态学说的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引论》没有引出伊格尔顿自己“意识形态”的反义词。但在为1994年朗曼文学批评读本所写的《意识形态》一文中，伊格尔顿却提出了“解放知识”作为“意识形态”的反义词。 “解放知识”这个看似随意拈出的反义词实际上可看成是理解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学说的一把钥匙。它是伊格尔顿在深入研究了各家各派意识形态学说之后，在反对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导致“意识形态终结”的学术）过程中提出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解放知识”中的“知识”意味着与后现代主义排斥“真理”概念相反，坚持“真理”的存在（尽管反对“绝对真理”的存在），坚持意识形态与真假问题有关。这就意味着他坚持意识形态含有“谬误”成分，乃是“虚假意识”（即“知识”的反面）。 这也就意味着肯定意识形态概念具有认识论的方面。
伊格尔顿对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的部分赞同很明显表现在《意识形态引论》中。他在“什么是意识形态”一章一开始就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包含两个基本系列，一个是认识论的，一个是社会学的，两者都能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在此他也认识到自己兼顾意识形态认识论含义的立场与当今最流行的观点有很大差别。他谈到当今力图彻底抛弃“虚假意识”的时髦倾向，即坚决否定可用真与假的范畴来理解意识形态，主张意识形态乃是人们在符号、意义和表象层面上展开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中介，因而完全是社会学的。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这首先是因为其所谓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是模糊的。虽然它区分了一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性的政治（认为前者是维护或挑战现存秩序的权力过程，后者则是这些权力过程陷入表意领域的方式），但它忘记了政治本身就具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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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方式。例如，声称英国存在立宪君主制是一种政治话语但还不是意识形态话语，但说英国存在立宪君主制又附加上“而且是一件好东西”几字时却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更重要的是，尽管“虚假意识”观念存在很多困难（如：暗示绝对真理的存在，赋予某些自诩真理在握的人高于他人的权威，容易把意识形态看成纯粹废话，否认意识形态表达真实需要和愿望的能力，否认或许虚幻的宏大体系与原本健全的日常意识之间的区别，等等），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素不是可以随意打发掉的。他认为，说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并不一定意味着意识形态是无用的，也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所有成分都是虚假的。事实上，意识形态话语总是包含着明显虚假的成分。比如，“犹太人是低等生物”，“女人不如男人理性”，等等。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包含社会现实的虚假表象，而只在于社会现实的虚假表象对意识形态是本质性的还是偶然性的。
因此，伊格尔顿认为，“虚假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虚假”一词的准确含义。意识形态命题的虚假性可能并不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称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东西可能在一个层面上是真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却是假的：或者其经验内容是真的但其效力却是假的，或者其表面意义是真的而其基本假定却是假的。” 前者比如管理层发言人宣称：“如果罢工持续下去，人们将由于缺乏救护车而死在街上。”仅就实际可能性而言这句话没错，但资方的意思显然不在这里，其潜在意思实际是“赶紧复工”，因而是错误的。后者如“如果我们让巴基斯坦人睡到街上去，房价就会降下来。”其字面意思也许没错，但其包含一个假定即巴基斯坦人是低等生物，因而是错误的。在此，伊格尔顿倡导一种所谓“道德实在论”。道德实在论者反对在事实性话语和规范性话语之间作出截然的区分，因为这样必然把真与假的问题仅仅归于事实性话语一方，规范性话语似乎就成了无所谓真假对错的。道德实在论坚持事实与价值不可分离，是非曲直对两种话语都适用。说巴黎是阿富汗首都与说犹太人是低等生物同样都是错误的，并非前者的确是错误的而后者只是某种人的意见（无所谓对错）。伊格尔顿坚决反对把那些断言南非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这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非）的人说成只是在表达个人好恶。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道德判断不如（关于物理世界的）事实判断更加可靠，原因之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根本的价值冲突的社会里。自由多元论者害怕打扰有关价值的自由市场。由于我们不能在基本层面上达成一致，于是就力图相信价值是自由漂浮的，从而取消价值判断的标准。道德实在论者却坚决维护价值标准的存在，因此也维护价值话语同对错之间的必然关联。在这里，伊格尔顿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捍卫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而捍卫价值话语的是非区别。在他看来，消除了是非标准就等于消除了正义与邪恶之分，也就等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理由。这是伊格尔顿不同于后现代主义，也不同于新葛兰西派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之一，自然也是他维护“虚假意识”概念的根本原因之一。
基于道德实在论立场，伊格尔顿批评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他认为，阿尔都塞的独特之处是把我们从认知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转移到了情感性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强调的不是人对现实的认知关系而是人对现实的体验关系。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是否正确表象了现实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体验现实的问题，意识形态存在于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前反思关系中，存在于我们的情感和无意识中。因此，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所谓对错。对错只对科学有意义，对意识形态没有意义。伊格尔顿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阿尔都塞假定情感或体验无所谓对错，但实际上它们是有对错的。意识形态也许真的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首先是一种“体验关系”，但这种关系总是心照不宣地包含着一系列信仰和假定，这些信仰和假定却是有对错的。比如，种族主义通常也不是表现为有关其他种族的一系列观念而是表现为对其他种族的诸如恐惧、愤恨、不安等情绪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不是深深地植根于一系列观念中，而且种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由于这些观念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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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还批驳了其他一些否定虚假意识的学说。比如，英国社会学家保罗·赫斯特认为，意识形态不可能是虚假意识，因为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现实的”，因为某种有着现实效果的东西不可能是虚假的。伊格尔顿认为，赫斯特的逻辑是：“撒谎不可能是一个虚假性问题，因为某人确实对我撒了谎。”这是把认识论问题裁剪成了本体论问题。现实性问题与真实性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按照赫斯特的逻辑必然抹煞了梦境、幻觉与现实的区别。又如，有一种根除虚假意识的观点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经验命题与“世界观”之间的比率问题，是经验命题服务于“世界观”的问题；正如文学文本中一切经验命题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对文本整体世界观的贡献，不与实际经验世界对应（是虚构的），因而无所谓正误一样，意识形态命题自身也并不与经验现实对应（也是虚构的），因而无所谓正误。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观点看到了意识形态类似于小说的构成形态，但它没有回答一个问题：经验命题所服务的那种世界观本身是否存在正误问题呢？如果一部小说选择了对人类没落意象的强调，人们似乎很难说它是错误的。但文学批评家也许不会简单地接受文本自身的观点，而是会下判断说文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靠不住的、扭曲的、过分简单化的。同样，意识形态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用正确和错误的范畴加以考察的因素。
在“虚假意识”问题上，伊格尔顿最终赞成雷蒙·高斯的观点，“虚假”有三种基本含义：认知性的、功能性的、生成性的。虚假意识可以是指一套观念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即错误的），这是认知性含义。但虚假意识也可以指一套观念即使不是不真实的，但它们可用来维护一种压迫性权力，而且这些观念的支持者还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功能性含义。虚假意识还可以指一种信念也许本身并非虚假的，但它可能产生于连它的支持者都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可疑的内在动机，这是生成性含义。这三种含义并不必然连在一起。有时认知上虚假的观念和信仰并被用来维护不合理的权力，也不来自压迫阶级的某种隐秘利益。有时认知上正确的观念和信仰也起到维护不合理秩序的作用，并且也可能来自统治阶级的某种不可告人的利益驱动。同样，有时有助于维护不合理权力的观念和信仰并不来自某群体的某种潜意识动机。因此，意识形态之为“虚假意识”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却是不可抹杀的。
4．处于阿尔都塞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之间
明白了这种复杂性，我们就更能体会出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一文中拈出“解放知识”作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意义了。他所谓“解放知识”中的“解放”意味着与那些把意识形态看成纯粹认识论范畴的“虚假意识”观点不同，他坚持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坚持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坚持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必要组成部分的西方马克主义传统，从而坚持意识形态是一种与“解放”武器相反的“压迫”手段。这是前述伊格尔顿一贯坚持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方面，即意识形态是维护和再生产权力的工具。伊格尔顿的基本主张显然是：意识形态是认识论方面的“虚假意识”与社会学方面的“压迫意识”的统一体。我们说意识形态是两方面的“统一体”，还必须理解为是真正有机的统一体，才能符合伊格尔顿的意思。意识形态必须同时是虚假的和压迫性的。这是因为，伊格尔顿一贯反对认知与伦理的康德式割裂，一贯坚持真正的认知具有实践性，真正的实践具有认知性。他说：“解放知识既是认知的也是伦理的。” 与解放知识相反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既是认知的也是伦理的，只不过目的正好相反罢了。可见，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时在两方面是贬义的，既是虚假的认识也是虚假的实践，二者缺一不可。
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他们的文化理论范式先后经历了文化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结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三个阶段。 人们通常把伊格尔顿归入第二阶段，列为英国阿尔都塞主义的主要代表。 这种归类虽然不无道理，尤其对伊格尔顿的早期来说。比如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还坚持着典型阿尔都塞式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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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笼统地把伊格尔顿归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能还是太简单化了。在我们看来，伊格尔顿居于文化研究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不完全是阿尔都塞主义者。英国文化研究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分别强调个体、结构、个体与结构的互动。伊格尔顿虽然否定个体，但并不像阿尔都塞那样一味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而是试图在群体层面上恢复主体性。一方面，伊格尔顿虽然出自雷蒙·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传统，但却断然抛弃了该传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该传统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堕入了自由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伊格尔顿明确反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在他看来，用“意识形态”概念代替“文化”概念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主要特色之一。“文化”一语多半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 （不过，他后期似乎对此有所修正）这是他认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处。
另一方面，伊格尔顿虽然深受阿尔都塞学派影响，但他也批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统。在《意识形态引论》中，伊格尔顿详细评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除了前面说过的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情感性（体验性）与认知性绝然对立的批评之外，他对阿尔都塞的批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反对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与科学截然对立起来。它的理由之一是该对立导致了向启蒙理性主义的一种倒退，实际上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等同于错误与真理的对立。他自己则认为：“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错误，也并非所有的错误都是意识形态”。理由之二是意识形态与科学是相互渗透的，有时意识形态有助于科学，有时科学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理由之三是阿尔都塞绝对的反历史主义是错误的，认为科学（理论）与历史状况有关并不等于认为理论完全是历史状况的产物。理由之四是行动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阿尔都塞那样的绝然对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纯粹理论，必须是引导行动的理论。第二，他反对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完全归结为一种无意识。他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对意识的极端敌视导致他完全否定了主体性，从而导致完全的决定论。针对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把个体呼唤为主体”的命题，他赞同彼得·丢斯对阿尔都塞的反驳：对我们的任何呼唤总是通过我们的解释才可能被我们接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保外在“主人”的呼唤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伊格尔顿由此重新肯定了阿尔都塞否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主体的传统观念。因此，伊格尔顿通过对主体性的部分肯定而回归到葛兰西著名的霸权理论上去，意识形态不再是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过程而是自上而下的灌输与自下而上的抵抗双向斗争的过程，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争夺意义霸权的一个斗争领域。所以，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趋近于新葛兰西主义了。但由于新葛兰西主义往往彻底抛弃了意识形态与真理的对立（亦即彻底抛弃了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且在新的意义上（往往从消费者角度）肯定了个人的主体性，伊格尔顿与之又有很大的分歧。对结构作用的强调、对意识形态认知方面的坚持、对群体主体性的侧重，都使伊格尔顿与新葛兰西主义拉开了一定距离。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0－101页。 伊格尔顿说：“‘非理性主义’传统从根本上纠正了一种以为只需理性地重新组织社会就能解放我们的精神的庸俗观念，同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形态，按照人类意识的本来结构使非理性的特定形式自然化和普遍化。”同上书，97－98页。 同上书，98－99页。 同上书，94页。 伊格尔顿曾说：“我自己的观点是意识形态的广义内含与狭义内含都有他们的用处，它们彼此的不可通约性就像它们所承传的各种政治和观念史一样必须径直得到认可。”See: Terry Eagleton:Ideology:Intoduction [M]London: Verso, 199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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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8页。。 Terry :Eagleton:Ideology:Intoduction,[M].London: Verso, 1991,p5. 关于从权力角度界定的贬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引论》中有一段集中的论述。在“什么是意识形态？”一章，伊格尔顿提到“唯一一个得到最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的定义，即J·P·汤普森（John B.Tompson）的说法：“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或表意）被用于维护统治关系的方式。”伊格尔顿阐述说，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可能通过六种策略来使自身合法化：促进与它自己一致的信仰和价值，自然化和普遍化该信仰以使其成为自明的和明显必然的，诋毁可能威胁它的观念，以某种不可明言或系统的逻辑排斥敌对的思维方式，以某种适合自身的方式掩盖社会现实。这种意识形态经常采用的是掩盖或压制社会冲突的形式。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由现实社会矛盾产生出来的，但它又成为了现实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See Terry :Eagleton:Ideology:Intoduction,[M].London: Verso, 1991,pp5-6 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51页。 他说：“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与其说是‘科学’或‘总体性’，不如说是‘解放知识’。”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8页。
伊格尔顿敏锐地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得出意识形态终结地结论，根本原因在于对“真理”的全盘否定。因此，他从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领悟到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具有某种必然的关联。为了挽救意识形态概念，他不得不重新思考真理概念。一方面，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真理”概念；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根本不存在真理”的主张。他针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论调说：“对此的第一个回答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意识形态关心话语的功能、效果和动机，至少也同样关心它的真理价值。第二个回答是，以为只有得到某种绝对真理，才能发现和确定虚假、扭曲和欺骗，这显然是一种谬见。”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8页。
Terry :Eagleton:Ideology:Intoduction,[M].London: Verso, 1991, pp16-17.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参见：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See：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M]. London.New York.Sydney.Auckland: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1996,pp31-48. 例如，Pauline Johnson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就把伊格尔顿和马舍雷并列在一起，看成阿尔都塞学派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主要代表。参见：Pauline Johnson,Marxist aesthetics(The foundations within everyday life for an emancipated consciousness),Rouledge & Kegan Paul, London,Boston,Melbourne and Henley,1984.
Terry Eagleton,_ Criticism and Ideology [M].London: Lowe & Brydone Printers Limited,Thetford,Norfolk,1976,pp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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