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原来嵌有一方石碑，高156厘米，宽82厘米。中一行刻大字：“宋安定胡文昭公故里。”左一行小字：“大清道光岁次丁酉夏元月毂旦。”右一行小字：“邑令后学滇西范仕义重立”。这方胡瑗故里碑是胡瑗的二十六世孙树立的。另一行：“二十六世孙萱生文。”“文化大革命中碑上被满涂石灰。1987年，沈氏宗祠改建为如城文化宫，石碑移至安定小学。1995年，安定小学拆迁，石碑不知下落。[8] 二、一生献教、两度辉煌
胡瑗几乎一生与教育结缘，设教20余年，曾两度辉煌.他的教学之处主要在南北两地：一是在苏州和湖州，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二是在开封，除奉命制作乐器及从政外，主要是掌管太学，培养了一大批治国人才。
胡瑗的教育生涯是从吴中开始的。《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说：“（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公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胡瑗在苏州任教，起始于范仲淹在苏州办学。范仲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重视人才，主张兴学育才。景祐元年（1034年）下半年，范仲淹移知苏州。他到苏州后，“叹庠序之未立，”奏请朝廷，购南园之地创立苏州府学。关于范仲淹创建府学，在苏州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范仲淹原想在南园建造私宅（南园本是五代钱元瓘的别墅，后又为吴军节度使孙承佑所筑），有一位阴阳先生看了风水后，对范仲淹说：这条街（即今人民路）
就像龙的身体，北寺塔是龙尾，而南园正处于龙首的位置，如在这里兴建住宅，家中定会科甲不断，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以后笑笑说：如此风水宝地，与其让我家独占，何不让出建立学校，让苏州士人在此接受教育，出更多的公卿将相人才。于是就在这块地方建立了府学。[9]
范仲淹那时所建的府学，左为广殿，右为正堂，泮池在前，斋室在旁，规模相当大。当时有人提出府学基地太大，范仲淹却说：“我还怕将来会嫌太小呢！”范仲淹为苏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中心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创建苏州府学的具体过程，在《范仲淹年谱》上有所记载：范仲淹原想在南园建造私宅，后来“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吴县志.文庙》与《府学金石目》等书说：“景祐元年，范文正公仲淹乡郡，因州人朱绰等请兴闻于朝，二年乃诏苏州立学，并给学田五顷，公即以所购钱氏南园巽隅地，旧欲卜宅者割以创焉。朱长文在《学校记》中对范仲淹苏州办学情况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始，姑苏郡城之东南有夫子庙，所处隘陋。范文正公以天章阁待制守是邦，欲迁之高显，相地之胜莫如南园。南园者钱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阴环酾，乃割其巽隅以建学。广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斋室。是时学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指建校规模）太广，文正曰：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
是召安定先生首当师席，英才杂沓，自远而至，厥后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达。由景祐（1034年）迄今五十余载，学者倍蓰于当时矣。”[10]府学建成后，范仲淹聘请胡瑗来此讲学。苏州府学在胡瑗的主持下，文风大昌，英才云集，人才辈出，盛况空前，影响越来越大。后人评论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中吴，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同治《苏州府志》卷26）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苏州府学还创立了一套学规，对那些不守纪律的学生加以规劝和约束。把苏州府学办成为地方官学的楷模，“苏学为诸郡倡。”[11]
范仲淹经略陕西时，胡瑗被任为丹州（今陕西宜州）推官，庆历二年（1042年）后以保宁（今属四川理县）节度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浙江吴县）教授。湖州太守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两人交情很深。滕宗谅为人豪爽，淡泊名利，担任太守之后，与当地人士共同捐款兴办学校。1039年，他上书朝廷请求在湖州办学。1040年，朝廷批准，赐名“州学”，同时划拨5亩土地兴建校舍。120间新教舍历时两个月就全部竣工。学校初具规模，“重门广殿，讲堂书阁皆相次，东西序分十八斋。入门而右，为学官之署；入门而左，有斋舍之馆，凡为屋百二十楹。州学建成之后，1042年，滕宗谅就聘请胡瑗前来主持，胡瑗欣然接受聘请，立即到湖州任教，“四方之士云集受业。”[12]张万平在《湖州新建州学记略》中记
载说：“宋宝元二年，知湖州事滕宗谅表请于朝，建学于州。明年，敕书至，赐名州学。学成，重门广殿，讲堂书阁皆相次。东西序分十八斋。入门而右为学官之署，入门而左有斋舍之馆，凡为屋百二十楹。延安定胡先生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这就是有过较大影响的“湖学”。当时，胡瑗已晋升保宁节度推官，所以《宋史·胡瑗传》称：“以保宁节度教授湖州。”后来，又在州学东南设立小学，招收儿童入学肄业。在胡瑗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10年在湖州。他主持的湖州州学，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求学。 由于胡瑗在苏湖的教学影响逐渐扩大,1045年京师东京（今河南开封）兴建太学时，曾专门派人“下湖州，取先生（指胡瑗）教授弟子之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同时任胡瑗为京师各王宫的教授，后又被任为太子中舍，并升殿中丞，大理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等职，胡瑗均辞谢未就。胡瑗真正的太学教学生涯是从1053年开始的。1053年，胡瑗被任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成为京师太学的主讲教师。胡瑗学识渊博，教学得法，深受学生欢迎。“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每当胡瑗上课，“太学至不能容，”只好把旁边的官舍借来做临时教室。当时礼部录用的官员，十之四、五是胡瑗的学生，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是何等之大。1056年，胡瑗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做太子的教师，同时仍在太学任教，协助太学博士考教训导，并专掌学规的执行。胡
瑗在太学任教7年。嘉祐四年（1059年）正月“先生病不能朝，仁宗遣中贵人就问安否”[13]，并封胡瑗为太常博士，往任杭州节度推官的长子胡志康处养病。
胡瑗离京时，满朝文武官员和太学的学生，在京师东门外为这位老教育家饯行。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召（胡瑗）教授诸王宫，病家辞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驿召会秘阁议乐，除大理评事，兼太常主簿，寻复解罢。岁余，授光禄寺丞，赐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太常博士，即太常寺博士，掌讲定五礼（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学凡赞导之事]，还官政，从其子志康杭州节度推官以就养。”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记叙：“先生初以白衣见天子论乐，拜秘书省校书郎，辟丹州军事推官，改密州观察推官。丁父忧去职。服除，为保宁军节度推官，遂居湖学。召为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迁殿中丞于家。皇祐中，驿召至京师论乐，复以为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辞。岁余，为光禄寺丞，赐绯衣银鱼。嘉佑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14] 三、严谨自学、著作等身
胡瑗博闻强志，多才多艺，在世事纷杂、生活清贫、教学艰辛的环境中，把实践知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为中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