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不但紧密相联，而且互相辉映、融为一体。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在科学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今天，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和深入更是需要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家也更需要将科学普及视为自己份内的一项事业，视为科研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科学家正确认识和宣扬科学技术价值的责任
在现代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作为科学事业的支持者以及作为科技应用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有权利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进行全面地了解，科学家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类社会的未来承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要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一方面科技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诸文明中发挥着贯穿、渗透和整合功能，体现出巨大的正面价值；另一方面，既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损害，又表现在对精神文明的危害，体现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价值。
科学技术的物质文明价值就在于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不断地实现人类的目的；科学技术的精神文明价值，对思维方式的变革、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刻的变化和科学精神的形成等具有重大影响；科学技术的政治文明价值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意识，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观点和思维方式，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等；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价值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及社会形态的变更等。
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科学知识的滥用可能会产生势不可挡的灾难性后果。当前，它突出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科学对精神文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对身心造成伤害的消极现象。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只能同机器、仪表等打交道，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新苦恼。
为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和抑制其负面价值，就需要科学家应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作为终极的目标。
（三）科学家弘扬科学精神的责任
科学精神是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它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先进文化的突出体现。
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与科学共同体内外的联系交往中，逐渐形成约束和引导科学行为的价值规范或科学的精神气质，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特征。具体表现为客观唯实、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一切科学认识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经验基础上，以可检验的科学事实为出发点，运用公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完成科学理论的构建的实证精神；由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的无限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探索精神；科学认识主体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性的思维活动所体现出来对理智的崇尚的理性精神；充分体现了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创新精神；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追问它“究竟有什么根据”，而决不轻易相信一切结论，不迷信一切结论，不相信一切权威的怀疑精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只能实事求是，不能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的独立精神和科学要回答的不仅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的原理精神。科学精神是照亮人类从愚昧和黑暗走向文明与光明的灯塔，是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本身进而改造世界和社会的动力。
科学家不仅要弘扬科学精神，也要站在反对伪科学的前沿阵地，捍卫科学的尊严。一位科学家往往只在他所从事的和熟悉的范围内是专家，对其他领域可能知之不多，甚至是无知。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常会把信赖科学同信赖科学家等同起来，在有关科学的是非面前，常常听从科学家的意见，由科学家来裁决，而科学家在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事情或领域进行表态时，就极易被伪科学所利用。
（四）科学家的社会伦理责任
科学不仅求真，还要扬善。科学家不仅从事科学研究，还要讲究科学良心和社会良心，把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使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成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爱因斯坦曾向那些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青年指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我的世界观》一文，其中他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的，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他始终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他反对偶像崇拜和阿谀奉承，对他自己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而感到十分不安。
科学家应是社会道德的典范。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早就指出，科学家对人类文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应该是道德的榜样、“同时代道德最优秀的人”、“道德发展可能达到的最高典型”。如果这些“最优秀的分子失去力量，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人中之杰堕落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慈善呢？”
科学史的研究表明，第一流的科学家往往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道德对于科学家作出重要的科学贡献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所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五）科学家的社会政治责任
科学对人类的社会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使科学的应用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福利，科学家也应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应对科学体制和社会政治承担责任。对于重大工程进行科学的论证；对于滥用和误用、恶用科技成果的防范呼吁有关立法；对于确定社会发展战略方面，呼吁建立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机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人、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
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直关心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他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萦怀于心的最大希望是让科学能真正造福于人类。1930年，爱因斯坦在给英国的反战团体“不再打仗运动”复信时，专门就科学与战争发表看法说：“你们问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955年4月，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签订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宣言认为，科学界应积极关心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研究成果给人类带来的危险。由此掀起了一场由科学家参与国际政治的著名的普格沃什运动。
综上所述，科学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拿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奉献于社会，还要与大众进行沟通，使大众理解科学，倾听公众的心声；科学家还承担着从事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宣扬正确运用科学技术价值的责任，弘扬求实精神、实证精神、探索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和原理精神的责任，反对伪科学，捍卫科学尊严的责任，以及社会伦理责任和社会政治责任。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布朗洛在1903年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射线――N射线，但经英国物
理学家伍德设计的检验实验证明N射线纯属子虚乌有，N射线不过是布朗洛的想象。布朗洛出于急于做出重大成就与英国人一较高下的心理，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作了客观事实。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学术规范，违背了学术道德，助长了无引文、无新鲜经验和事实材料的空谈之风；而且发现N射线消息公布后，其他法国科学家不作客观的验证，而是团结在布朗洛周围，从而制造这幕集体自我欺骗的闹剧，违背了作为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原理精神、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的责任，在学术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必须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