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西周的制度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自称是全国土地的最 大所有者,自然是全国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有了普天之下王土的经济基础,才能控制率土之滨王臣的政治局面。周初的大分制就是在周初控制全国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的分封。但是自西周后期开始,周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就开始动摇。春秋后期,农业生产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铁农具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利用先进的工具大量开垦荒田,而这批新开垦的田地,相对于井田来说是私田。对于这些私田,开垦的人们即私田主拥有大小不一的自主权,收货物由自己支配。同时还可以用来交换。因此春秋时代的中原各国出现了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的现象,公田上野草丛生,一派破败景象。
公田上农业生产的逐渐没落是井田制瓦解的外在现象。而井田制瓦解的实质是各国相继进行了赋税制度的改革。随着私田的发展和公田的没落,原来只向公田主征收赋税的国君日益感到其收入不能满足他的奢侈生活的需求,于是就把私田主作为新的征税目标,但这首先要承认私田主私田的合法性。春秋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如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行的“初税亩”和郑国子产的“作丘赋”等,都是对私田合法性的公开承认。这样,井田制由“公田不治”的生产没落现象到赋税制度变革的实质,最终完成了它的瓦解过程,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关系的变化。与井田制密切相关的并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制此时也出现了动摇。
在春秋以前,西周的宗法分封制还有很强的政治生命力,因为井田制仍然顽强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来,周天子和原先分封的诸侯子弟都一代一代往下世袭,血缘关系就越来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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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亲”的原则就成为空中楼阁,同时,作为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已摇摇欲坠,以期掌握土地的所用权来控制诸侯的希望也将落空,“尊尊”原则成了镜花水月,宗法分封制就越来越失去了再存在的理由。
2.历史背景
井田制的瓦解,分封制的动摇,二者的合力促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本以为周天子将永享天命,可是进入春秋战国, “礼崩乐坏”的惨剧一再出现。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转变到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自周郑交恶,周天子威望一落千丈,此后,周王室日益衰落。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整正意义,不在拥有对诸侯的绝对权威。春秋五霸的迭兴乃是礼乐征伐诸侯出的现象,而战国七雄的争夺就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说明。
新型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为避免重蹈前任的覆辙,着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寻求新的统治方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在制度上是实行井田制和宗分封制,还是实行私田制和君主集权制的矛盾。在这种局面下,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影响最大而又最切实际的还是法家了。
三、战国时法家思想的渊源
1.春秋时期改革家的思想对法家的影响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邓析等改革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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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又称管夷吾、管敬中。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主地位,管仲的思想和业绩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即为儒家所褒扬,也为法家所推崇。管仲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改革旧礼,创立新法,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管仲所言旧礼包括西周的礼制和刑罚制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他重视“礼”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过他虽重视礼仪,但他注重的是礼仪的强制作用而非教化作用,他还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法者,所以兴功俱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①他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开了后世法家加强君主集权的先河。管仲还认为,君主立法,就要了解民心之好恶,因势利导,为己所用,立法符合了民众的愿望,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因人情”。
邓析,郑国大夫,与子产同时。邓析是先秦明辨思潮的创始人。主张刑法改革,为自己制订了一部“竹刑”,用以对抗子产制定的具有礼治色彩的刑书。邓析在春秋时期天与人,礼与法的思想对抗中,不谈天命,抵制旧礼,反对改良,表现出很强的与时俱进的法治意识,因而荀子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②。这种改革精神后来成了法家人物为变法而不惧的精神支柱。’’
2.儒墨道三家思想对法家的影响
法家人物吸取了其他各家学派之所长,柔和了自己的观点,根据形势
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的。他们思想的来源除了上述春期时期改革家外,还吸取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
前期法家主要是三晋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愧,吴起,商鞅及慎到。开三
① 张珏.《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357页 ② 荀子.《荀子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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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法家之先河的是孔子的高足之一子夏,李愧和吴起都师从过子夏,吴起还师从过曾子。后期法家韩非和李斯俱师从过荀子。因此,先秦法家不管是前期法家还是后期法家,他们的思想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儒家思想的印记。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再德不在险”。
此外,法家之思想渊源还有墨家的“尚同说”,墨家尚同实为君主集权和专制的滥殇。还有道家或黄老说,以及刑名之术,这些在司马迁的著作中都有反映。
四、法家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1.重农抑商和好战尚武
重农抑商和好战尚武是法家们富国强兵的途径和统一天下的手段。 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么。它在古代既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又是一个政权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圣贤君主们就对农业发展极为重视。同时农业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在 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并且国家的兵源也主要来自农民。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尤其主张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大都深刻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因为在列国群雄并起的时代,诸侯国想在兼并中取胜,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粮食和武装。因此他们都认为农业生产不仅是富国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强兵的主要条件。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可以使国家富强,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培养战士的学校。商鞅就注意到了农和战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一要有充备的粮食备战,二要有能服从命令的士兵。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做到“兵出,粮给而财有余。”而淳朴的农民则是最好的兵源。因此商鞅农战并重,“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管子〉也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措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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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农,则田垦,栗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③”而耕与战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
韩非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封建国家的两大支柱,国家的强盛与否,主要取决于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农业生产和军事则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象征,只要把农业生产和军事这两件事做好,国家就可以富强了,而君王也就离成就霸业不远了。
与重农相伴随的就抑商。重农和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巩固其政权采取的两大经济措施。
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统治者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大批商人的出现只是在交换领域,不可能使社会财富绝对值增加,因为他们根本不参与生产,但是他们能使社会财富很快集中到自己手里。这不论是对奴隶主阶级还是对封建阶级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统治者需要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听从大商大贾的发展,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削弱统治者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力,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而巨大的商业利润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农业生产的减少必然会导致粮食的减产。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了,造成了农业的废弛,势必会削弱国家的实力。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保证耕战有足够的人力,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不同程度的提出了抑制商业发展的主张,采取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措施。
管仲认为富商大贾“非君之所赖,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起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并且历行“官山海”,首开抑商之端。战国初期的李愧在魏国行“平籴法”,对投机商进行打击。商鞅在秦国变法时采取了两项抑制商人的政策:一是禁止粮食私人买卖,防止商人囤
③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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