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地益黔西州，编为平定里，四十一年（1776），割平远州之崇信、时丰、岁稔三里属水城通判，于是大定府领厅一、州三、县一。终清之世，不再有变。[90]
与此同时，驻兵数量也在不断削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远、黔西改镇为协，各裁兵一千多名，第二年威宁镇裁兵七百多名。雍正三年（1725），大定改镇为协，兵员逐渐减至1，200名，一镇三协遂成定制。[91]
流官制建立后，清廷接着将则溪制下的自然寨改造为里甲。与明代贵州行省建立之初，为弹压土司而设府、每府只有两三里、每里只有寥寥几户的状况不同，清廷在黔西北地区的府州制、里甲制已不再徒有象征意义，如平远州共有向化、怀忠、兴文、慕恩、太平、敦仁、崇信、时丰、岁稔九里，威宁州则编户十里，即全化、遵化、德化、性化、宣化、归化、顺化、致化、广化、大化。里甲的名称显示出清王朝对“新疆”教化的期望。[92]
这些里甲涵盖了黔西北数目众多的自然寨，但原有的聚居状况得到了新制度的尊重，里甲正是在则溪制与自然寨的基础上建立的。每个则溪编二里、三里不等，如大定府将原来的四个则溪各编二里，共八里。每里通常含十甲，但也有含七甲、六甲的，如黔西州。每个甲由数目不等的寨组成，多则六、七十寨，如大定府亲辖地的乐贡里一甲；少则一、二寨，如黔西州永丰里的四甲只有黄土坡一寨。[93]与里甲制不同，后来的保（牌）甲制有明显的对自然寨进行划分的痕迹，如平远州向化里共有甲10，寨49，编为145牌。[94]
毕节县主要由毕节、赤水二卫合并而成，情况有所不同。卫所本来就是王朝“版图”与“文教”之区，官员们规定里甲名称时似乎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没有炫耀“开疆”之功，也没有寄寓对教化的殷切期望。该县有东、南、西、北、长乐等里，而新纳入“版图”的八个夷屯，则被命名为平定里。这些里主要由屯、堡、铺、伍构成，甲的数量极少，带有明显的军卫痕迹。如东里含十八伍；南里由七伍、二屯组成；西里有十一伍、十铺，只有北里含有六个甲、十七个伍，长乐里似乎全由甲组成。[95]
夷屯原非毕节县的土地，系雍正七年（1729）由四川割归而来。夷屯的来源通常是，土目随朝廷从征有功，授其土千总等职，其领地便被称为夷屯。[96]与此相对，毕节、赤水二卫原有的屯地被称为军屯。2001年9月，当笔者在毕节县清水镇等地作调查时，老人们尚能清楚地告诉我哪些地方是夷屯，哪些地方是军屯。夷屯的主管者主要是彝族人。[97] 明初编订里甲的原则是，“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98]不管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循此原则，其着眼点无疑在人不在地。清初黔西北的里甲制以寨为基础，虽然一里十甲的规则可以大致遵照，却无法拘泥于固定的户数，并且指导思想与前朝亦有差异。例如平远州“境内颇多田，因田制里，里有九”，[99]田土而不是户丁成为划分里甲的依据。大定府的情况与此颇有相似之处，首任知府宁云鹏称： 爰度地方远近，亦划东西南北为四乡，分八里：府城东，旧伐戈则溪，编悦服、乐贡二里；府城南，旧火著则溪，编大有、嘉禾二里；府城西，旧架勒则溪，编永顺、常平二里；府城北，旧木垮则溪，编仁育、义渐二里。里各有甲，甲各有户。[100]
这段引文透露出来的另一重要信息是，与流官府、州的设置相似，大定府的里甲与原来的则溪制度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户丁没有成为划分里甲的依据，这或许与明清时期整个赋役制度的变革有关，但与当时“夷多汉少”的情况似亦不无联系，改流之初为官平远的黄元治称：
（平远）城中皆兵，惟东西二门外，流氓落落十数家。至群苗，则居溪洞、笼箐中，如鸟兽之巢穴，不可以近人。[101]
但“不可以近人”并不意味着清廷不清查原住民，事实上，清初原住民拥有黔西北的绝大部分田地，“因田制里”同样离不开对他们的调查，因此，原住民的户数官府是有记载的，作为对新入“版图”之民的绥抚，官府编户而不审丁——这意味着丁差的豁免。[102] （二）、土目权威所受到的挑战 1、土目身份的变更
“土目”是一个在文献中频频出现的词语，具有多种含义，有时甚至等同于土司。[103]据李世愉考证，史籍对土目的解释大致有三种，1、土人之头目；2、隶属于土司的佐治之官；3、土司职官体系中的一个等级，无职衔，无品级。[104]下文结合彝、汉文献与田野调查所得，对此问题作一稍微详细的探讨。
彝语中未见有“土目”一词。改流前，黔西北地区的政治权力往往与家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君长通常会分封其亲属作为慕濯、奕续、峨等。如前文所述，慕濯、奕续既是具体的官职，又泛称所有的受封者。“峨”亦是如此，乌撒土目安光祖所译彝书称：
君长曰蔺，称为苴慕，犹可汗、标信之称。大部曰慕濯，次曰祃裔，次曰奕续，通称为峨。苴慕立，分其诸弟为峨，授以土地，分以重器，而以黑、白夷各数族分之。[105] “峨”即 ，直译为“官家”。后来意译为“土目”，这显然是受了土司制度的影响。光绪《黔西州续志》称：“峨，译言贵胄，今为小土目。”[106]黔西北的老人们告诉我，1949年前依然是土目与官家并用，根据辈份，对土目及其亲属的称呼有一定变化，如“官爷”、“官奶”、“官叔”、“官小姐”等。土目的孩子尽管只有两三岁，也必须对他表示尊重，称其为“官少爷”。 笔者在乡村作调查时，常常听人谈起水西有四十八土目，此可与文献相印证。《明史》称：“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107]王阳明亦云：“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108]
四十八是一个概数还是确数？水西真有四十八目吗？万历年间贵州巡按杨鹤曾清查“四十八支头目管辖土地以及人民贡赋钱粮之入”，[109]据此四十八应该是一个确数。《广舆记》与《黔南识略》甚至详细列举出了四十八目的名称。[110]彝书似乎没有“四十八目”这样的提法，但《西南彝志》记载了水西土目分封的过程，从妥阿哲幼子阿哲琪任土目开始，到鲁铺布局君长封布局珐舍为土目止，刚好产生了四十八目。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代君长都会赐封土目。[111]
乌撒分为四大部、二十四小部，共有土目三十二位。[112]
以上讨论表明，土目（峨）系君长所封，获此身份相当不易。改土归流后，君长不复存在，而清廷在制度上、法律上并没有承认黔西北的土目。乾隆初年贵州布使陈惪荣称： 伏查威宁系前明盐仓土府旧治，其土目乃土府之枝派，归化已久，并无印信号纸，只不过如民间之大户耳，但各有分管地方。[113]
没有任何官方凭证，犹如民间之大户，可见在制度上并无土目之设。《威宁县志》亦称“我邑向有土目数十家……均无所谓袭荫公文。”[114]土目显然并非朝廷或官府所封，他们的来源是对习惯的延续，系“自封”，乾隆前期的贵州巡抚爱必达对此有清楚的论述： 今之自谓土目者，皆安氏后裔也。……均系报亩入册，与齐民等，无所谓土司，亦无所谓土目也。其支庶错居府属者，沿其夷俗，凡其祖报垦之田土，悉归长子承受，名曰“土目”；其或以私积别置田产者，亦概谓之土目。
土目多安姓，大约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115]
虽然官方不承认土目，但它作为一个曾经代表着权力与财富的名称，依然深入人心，有田土的权势者大都愿意自己戴上这一顶耀眼的光环。从前严格的、规范化的土目产生程序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许多并非土司后裔的权势者同样自称或被他人称作土目，爱必达的描述对此已有所暗示。在田野调查中，赫章县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发达村的陈朝龙、陈朝华先生[116]告诉我，许多土目并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哥子，家大财大，同村或其它村的人都说：“哎呀，你也象土目一样了。”结果人人喊他陈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两位老人讲的虽是民国三十年代的事情，但或许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权势者对土目这一名称的追求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随意性，导致了土目数量的扩张。据府志，府亲辖地、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的土目数分别为48、30、11、3，共计92家，而明代这些地区仅有42位土目。[117]威宁州（原乌撒地区）共计57位土目，远远超过了明代的32位。[118]到了1940年代后期，黔西县仅沙窝区便有土目8家，比道光时期全州的土目数还要多。[119] 2、基层社会中的土目
清王朝虽然废除了土司制度，但却无法立刻改变黔西北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平定之初，除了城中数以千计的驻兵之外，广袤的山箐中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原住民，只有城市附近寥寥落落地分布着几十家流民。[120]后来移民不断涌入，极大改变了黔西北的人口构成状况，但原住民的数量依然相当可观。道光时期的方志编修者们的调查显示，大定府亲辖地虽然出现了众多的汉民大寨，但各种黑夷大寨、夷民大寨、革老大寨、仲民大寨、苗民大寨、羡民大寨、蔡民大寨、裸罗大寨、六额（子）大寨、侬民大寨、僰夷大寨仍然星罗棋布，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汉民大寨。此外尚有少量的汉夷大寨、汉苗大寨、僰民黑夷大寨、羡民僰民大寨、汉夷苗寨、夷侬汉苗寨等，[121]各种族类大聚居、小杂居，情况极为复杂。 《大定府志》虽然只记载了府亲辖地的族类分布状况，但其他州县的情形大概亦与之相似（原卫所地区除外），而威宁州（原乌撒府）的汉文化相对落后，1954年后成为黔西北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由此推测，清代威宁州的原住民在人口中似应占有更高的比例。 复杂的族类构成无疑使官员们头疼，在他们眼中，原住民所居之地“如鸟兽之巢穴，不可以近人”。历史与文化的隔膜，使得对黔西北的施政较内地犹难。朝廷未能迅速培植起一个忠于自己的基层力量（如绅士阶层）协助官府治理原住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既有的势力集团——土目。这样，虽然在制度与法律上土目不被承认，但官府在事实上默许了他们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曾亲履黔西北的赵翼云：
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122] 黔抚爱必达同样注意到：
（水城厅）土司久革，其子孙私称为土目者，喜争讼。凡官勾摄，必先檄土目会役传提，否则逃不赴案也。
（威宁州）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123]
由此可见，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权体制并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峨），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
只有委托土目，才能够顺利处理。直到1949年前，许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税粮，甲长、保长收齐后交给土目，再由土目上交县里，甚至许多汉族、苗族上税时都要先交给土目，这样就给土目提供了一个吃虚额的机会，[124]赫章县古达乡的王定芳老先生称，古达官家就是他们的政府，连打官司都要找他。但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等人则称，据老人讲，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时就直接到威宁上粮，不用缴给土目。[125] 3、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
明代亲履黔省的官员、文人们已经注意到土民对土目、土司的服从，并将其归结为安氏能够长期统治黔西北的原因。嘉靖进士田汝成云：
安氏有贵州，千余年矣。岂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诸蛮哉！何其诈之绵永也？罗鬼憨而恋主，与诸夷异，即暴虐不怨，其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126]
这是一个经典性的解释，被明清时期的士大夫们广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尔泰等人编修《贵州通志》时仍然持同样的观点。[127]这种见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个社会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迁，原住民“憨而恋主”、“暴虐不怨”的鲜明形象亦随之淡化——士大夫们带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们顺从的一面。其实，许多家奴、佃户已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争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1）主、奴之争 [128]
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 ）”，男性称为“者（ ）”，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
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129]
家奴的族类成分包括彝、苗、汉等，其来源主要有：强迫佃户、帮工为奴；购买贫穷人家无力养活的子女为奴；收养亲人亡故的孤儿寡女为奴；将欠土目之债无力偿还者沦为奴；此外，丫头、娃子所生子女世为“柏者”。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为主人服务，没有亲权（子女非己所有）与婚权（是否结婚、与谁结婚由主人决定），主人可将其随意买卖，甚至将家奴一家数口卖给不同的人，官方文书、档案中称为“拆卖”。有的娃子成婚后，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门户，成为“家外娃子”，彝语称为“陆外”。有的“陆外”非常能干，能给主人一定身价或被主人重用，成为“半身奴”。这种人可自由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发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面前他依然还是奴仆身份。有时“半身奴”拥有的家奴成家后，又养有家奴，这样层层蓄养，在水城等地产生了“七道娃子”的说法。[130]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宁州，经过策划，数百名家奴突然一起离开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结盟，“踞产背主”，希冀“出户”，获得自由之身。愤怒不已的土目们纷纷赴官控告，呈请提究叛奴。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动标志着土目权威的衰减，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历年打压、干涉的结果，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环居下游一带，尽属苗蛮，散处山谷之中，并无酋长统率。上游则倮夷最为繁盛，……其中头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驱使。而头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夷俗于主仆之分甚严，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异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为陪嫁，或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稍不遂意，轻则拆卖全家，重则立毙情命，任意欺凌，生杀自主。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岂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盖积威所致，不敢稍有抗违。自昭通、镇雄等处改土设流以来，屡用兵威，官法严肃，各夷目
等始知凛畏法纪，不敢生杀自由，肆行凌虐。而各夷奴中之凶狡者及又唆使各户家奴，结党背主。[131]
彝人实行等级婚制，主奴之间联姻或媾合为道德、伦理所不容，甚至会遭致族人惩处，[132]“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或系想当然之语。但土目凌虐、拆卖奴户以及改土归流对土目势力的打击等分析却是有相当的根据——几乎所有当事官员都持此看法。
官员们当然不能对主、奴之争放任自流，破坏地方秩序。张广泗接到呈控后，立即指示贵东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护威宁镇印务大定协副将马似龙赴威宁州调解，最后主奴双方达成协议，土目从此不准非礼、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复行背主，甘结在案。用书面形式保证家奴的权益，反映了地方官员们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虑。[133] 经过调解，啸聚山箐的数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领回服役，但大化里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却阳奉阴违，“占据伊主庄田，抗不遵断。”由此引出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风波。
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乌撒君长所属的扯处乌土目，其后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宁北部山区的大官寨土目、补块土目等。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蜡等归顺以来，扯处乌土目积极顺应新的形势，效忠清朝，为朝廷东征西伐。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尔泰开始在滇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安巡如“自备鞍马，纠集属夷，为王师前驱”，被改土归流战争的重要将领哈元生赐给“叛产”五百四十亩，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亦授予其“为善最乐”的匾额，而黔抚陈惪荣更是对其赞赏有加。象安巡如一样不但没有受到改流运动的重创，其势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扩张的情形并不多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称： 然以余所睹，记改土以来，他氏子孙半多衰歇，独公□□，今方兴未艾，岂非凭籍者厚欤！[134]
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位恭顺土目与家奴的斗争，官员们的态度却颇为暧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携二，只宜从缓化导，不便遽加咸惩。[135]
看来，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断”维持在适当的限度内，官员们是可以稍加纵容的。在控诉“叛奴”时，由于安巡如“词涉不检”，震怒不已的贵州总督张广泗甚至打算将其法办，幸得黔抚陈惪荣的解劝才使其躲过一厄。[136]但事态的发展要求官员采取进一步的干预，者厦、白革等纠集了几十户家奴，占据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开始变得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因为威宁毗邻原来的芒部（即清代的镇雄州）、乌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长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宁土目的许多家奴就是来自这两个地方。官员们相信，者厦等区区二十余户家奴，“敢于负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险阻可恃外，自以为昭通、镇雄的“夷猓巢穴可为退步”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判断并无差错，者厦等人确实有联络昭通、镇雄的企图。尤令官员们忧虑的是，者厦、白革的叛主行动可能会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连锁反应，导致地方“缉事无已”。于是贵州总督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他特别指示，改流前地方辑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
现今法纪严明，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于事关滇、黔两省，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冲突很快平息，啸聚家奴纷纷投首，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137]
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它却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主、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减。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权力，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