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变法”更没有解决所谓“中国宜强”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事实，王安石对当年的大言不惭根本没有反省和自责。可是，作为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政治家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很难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改进工作。“变法”的失败，难道不是和王安石缺乏这种精神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不管王安石如何自负，在政治上，他的德和才与魏征当然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总之，正是王安石对客观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特别是对他自己作了过高的估价，就无形中助长了他的过分自信，也助长了他刚愎自用、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性。以致在新法的实施中，他对事实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弊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人，一概给予排斥和打击，甚至不惜罗织罪证入人于罪。其必然结果是，新法颁行以后，国家财政收入虽有巨额的增长，但百姓不仅没有享受到“新法”的好处，处境未见改善，反而大大加重了负担，苦不堪言。他曾经满以为通过“变法”，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唐初李世民和魏征那样“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的局面。可惜，在他执政“变法”的八年中，这个局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连出现这种局面的“希望”也未曾有过。可以说“变法”的结果，社会形势不是改善而是明显地恶化了。
综上所述，可见王安石及其一派，特别是王安石，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以至品德上的修养和准备不足，他的变法理论和方案，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而成为自欺欺人的空话和大话。正因此，王安石在执政以前经过二十多年辛劳建立起来的全部威望，在“变法”以后，已逐步丧失，到郑侠上疏的时候，更加上变法派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和斗争，王安石已完全孤立，除了不光彩地引退以外，已没有任何出路了。
王安石的支持者们总是说变法使大宋财政赋足，强调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今天在下从田税入手，为各位朋友细细分析，揭开王安石变法地真面目！
王安石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真宗赵恒天禧(1017年-1021年)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英宗赵曙治平(1064-1067) 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神宗赵顼熙宁(1068-1077) 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舀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各位，光这两项就是2510万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50万贯，（熙宁10年（1077年），田税是2162万贯，）而治平年间，宋朝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安石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安石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各位，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安石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税收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安石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安石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光废除新法后，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安石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了。
这个数据当时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王安石的支持者想解释，就等于揭开了他们的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的增加了几
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安石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安石本人，人都说王安石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安石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安石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可以贪污受贿、为所欲为？
搁现在的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 子 党 首 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变法过程中出了问题，王安石既没有修改新法不适合的地方，又没有整顿吏治，而是打击上书的大臣，压制舆论。王安石在地方当官多年，亲自实践过新法，效果还不错，难道那时他手下都是奉公守法，廉洁爱民之徒？就没有人贪污腐败，借机捞一笔？王安石真的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说王安石不知道提拔的是小人，是在侮辱王安石的智商！
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安石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安石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王安石不是说过“三不畏”----天变不可畏、祖宗之法不可畏、人言不可畏。王安石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和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 徒，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新党把反对派清除出了朝堂，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
王安石打破了一切规则，就为了把百姓口袋里的钱，“为国为民”地搜刮到自己同党口袋里。所以苏辙拿王莽跟王安石比较，说这两人同时都是大学问家，待人都谦恭有礼，自己为官很清廉，生活还特简朴。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老百姓的钱搜刮走了，而且这钱却没有装进国家的腰包里，被同党私下分赃了。
这两人唯一的不同点就是：王莽篡夺了皇位，而王安石没有，所以王安石是个稍逊于王莽的大奸，即使他被称为伟大光荣英明正确的导师，那也是“大奸大恶导师”。
王安石为了他所谓的变法，甚至要求皇帝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很多人说王荆公立身很正。为何会拥有吕氏兄弟这样地得意门生----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他立心不正，他呐喊改革，并不是真想为贫民百姓谋利。改革只是王荆公手里的刀，王荆公是借助改革这把刀铲除异己，从而享受唯我独尊的权势。所以，即使手下官员煎迫百姓、压迫同僚、贪污索贿、通敌卖国……，这一切对王荆公来说都无所谓。只要他们对自己百依百顺，让自己享受至上的权势，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我一直在思索王荆公地行为，为他那些不可思议的偏执寻找合理的解释----唯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一切：权势，王荆公追求的是权势，不是为民谋福、不是改革，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有了这个理由，王荆公地所有怪诞、执拗、坚持等等，都可以解释通了。你说，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喜欢
以王安石当时权势之盛，不管反对派多么坚定，照样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和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惜的是，对于作为反映“变法”流弊的种种客观事实，王安石及其一派是制裁、打击不了的。变法派对献《流民图》的郑侠，虽然能够恣意打击，但对《流民图》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变法派权势再盛，却是绝对镇压不了的。相反，王安石自己却不能不被这不可“镇压”的客观事实所迫，而不得不引退下台。反之，如果王安石能坚持当年在鄞县的作风，而且进一步发展这种作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时认真改进作风，保证“新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福国裕民的成效，则像程颢、司马光等一类思想偏于保守的正派官僚，不但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反而不得不日益自觉地团结在“变法”旗帜下，为“变法”效力。王安石及其一派如能做到这一点，“变法”的形势必将大为改观，“变法”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可惜，虽然王安石具有超出一般政治家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抱负，然而，他不仅无力越过“权力崇拜”这个封建专制体制下价值观念的束缚，相反，却滥用了这个“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逐步地使自己丧失这个“权力”的基础。因为不仅在上层领导集团中，而且在一般封建士大夫中，具有一定学养和才知之士，如韩琦、孙觉、司马光、程颢、苏轼、郑侠等人，大抵都能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而坚持儒家“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决不会为王安石的高压政策所吓倒，而违心地为王安石及其一派歌功颂德。对此，司马光在《乞判西京留台》的疏文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已，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晦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
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遣，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匿。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匿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30
司马光所举的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程颢所说的“忧国爱君之心”、而且不畏暴政迫害的品质，也反映了他们能够坚持“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在事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能够不顾个人得失、不畏权势，直言进谏。司马光在这里以人之所长比自己的不足，这是他的自谦，也正是他的美德和长处。正因此，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个人得失问题上，不要说罢官，就是充军、杀头，他都毫不介意、无所畏惧。就当时情况而言，像司马光所举的忠君爱国之士，包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内，为数是不少的；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政策，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群策群力，为“变法”改革，为巩固统治效力，北宋帝国的中兴，是颇有希望的。可惜，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们一概采取了无理的高压手段；而对那些幸进者却大开方便之门，这些人，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要能够升官发财，就可以以黑为白，以白为黑；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完全可以无条件做到以王安石的意志为意志，完全可以成为王安石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然而，依靠这样的人来实施“变法”，能够指望他们会全心全意地为贯彻“法先王之意”的精神，而尽心竭力地去努力么？其实，此辈“小人”，表面上唯唯诺诺、服服帖帖，实际上，往往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无所不为；而一旦得志，他们就要搞阴谋权术，大搞权力斗争。例如，王安石手下的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悙、蔡卞之流，就是十分形象的标本。
王安石这种在统治集团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特别是他那种打击谏官，甚至蛮横到了“一台尽罢”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在专制体制下多少带有一点“民主”意味的、作为王朝广开言路、掌握民情物议的台谏制度。就在当时，刚被提任监察御史的朱京，即因为看到“时中丞及同僚多罢去”而上疏抗辩说：
“御史假之则重，略之则轻。今耳目之官屡进屡却，则言者不若静默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为智。偷安取容，虽得此百数，亦何益耶？”31
朱京在从吕公著开始的御史台大部分官员被罢黜之后，指出这种镇压手段必将使监察机关形成以“静默为贤”、以“柔从为智”和“偷安取容”的风气。然而监察机关如果丧失了应有的骨格，就只能无所作为，这对巩固统治当然是很不利的。王安石正因此，使自已陷入了完全闭目塞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大大增强了变法实践的盲目性。对于台谏制度的意义，苏轼曾对赵顼有一段议论，颇能说明问题，他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得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需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