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故居建筑始建于明代晚期，为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笔飞弄由来：晋代王羲之当年在绍兴一石桥上遇到一卖扇的老妇人，见妇人卖扇辛苦，便为她在扇子上题字，于是，人们相竞来买扇，老妇人尝到甜头，多次找她为自己题字，王羲之十分恼怒，将笔抛进笔飞弄，躲进躲婆桥，这个石桥后改名为“题扇桥”） 蔡元培故居占地1，856平方米，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每进三或五开间，中间有天井相隔。第一进门厅，第二进正房，第三进坐楼，系清中期重建，其东次间楼上原为蔡元培住处。该故居是一座保存完整的绍兴传统民居。附近有笔架桥、题扇桥、戒珠寺、蕺山。 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故居(二)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故居原门牌33号，为东、西各三进的院落，原大门在中间。现分为75、77号两个院落，蔡元培寓此时，将5间倒座作为客厅。二进院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北房5间，带走廊。此宅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这是一幢欧式小洋房。蔡元培先生1937年寓居于此。 蔡元培故居（三） 1937年10月，蔡元培先生由上海愚园路寓所迁至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303弄16号）居住。1937年11月2日，他带头与交通、同济、暨南、浙江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竺可桢等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对华之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之暴行??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蔡先生移居香港。 蔡先生故居，是一幢黄色花园洋房，外形采用较陡的两坡屋顶，山墙一段露出深色的木构架，深灰色卵石墙面，加上红瓦屋顶，显得亲切而高雅。整幢建筑采用不规则布局，南面有一大片草坪，左侧有一间矮小的花房，两侧屋旁植有龙柏、芭蕉、罗汉松、瓜子黄杨和盘槐。整幢房屋占地2.22亩，建筑面积526平方米。早在1984年就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屋前有石阶扶梯可直登二楼，穿过狭长室内走廊，在走道中间，塑有一座蔡先生半身铜像。会客厅内大部分是蔡先生生前之物，基本上保持原貌。在客厅北墙上，悬挂先生中年时代一帧巨幅画像，目光炯炯，神态严肃。墙下置一只老式写字台，除了文房四宝、花瓶、水盂之外，有一架台历撕到公元1867年1月11日，这一天是先生生辰之日。台上还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先生著作，写字台旁一只老式转椅是先生生前写作办公用的。南墙左侧挂着一幅油画，是刘海粟大师当年的作品；右侧墙上对称地悬挂一幅蔡夫人周峻为先生作的肖像油画。先生在其空白处题了一首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洛殊科。惟仰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在西墙下悬挂着一张1936年蔡先生和师生在江湾国立音专与萧友梅校长的合影。东墙上挂着1935年先生在国立音专任校长时植松树照片，东间是藏书室，藏着先生部分著作、书和信件。 在上海市华山路３０３号的上海蔡元培故居经过整修部分恢复原貌，2008年1月11日将正式对公众开放。整修一新的蔡元培故居纪念馆三楼设立为“蔡元培实物馆”，将首次展出120余件珍贵文物。 编辑本段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
蔡元培和黄仲玉
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22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编辑本段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书法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编辑本段改革北京大学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