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春》的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
杜英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张爱玲发表于《亦报》的《十八春》与修订后单行本的差异，探索她于上海解放至离沪期间的思想变化。本文以为，上海解放后至《十八春》修订前，张爱玲自觉靠拢主流政治话语；之后，她与主流话语渐行渐远。从她与《亦报》的关系可以看到她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处境，探索其离沪赴港的原因。
1950年3月25日，张爱玲的《十八春》在《亦报》开始连载，至次年2月11日结束；1951年11月，亦报社出版了经她修订的单行本，均署名为梁京。大陆现行的几种版本均为1951年的修订本。据1951年2月的访谈，张爱玲透露其时她正在修补《十八春》，并自言小说是边登边写完成的，难免有漏洞。再由连载时第一章中的政治意识看，我们可以推定《十八春》创作于解放后。而修订工作至少可从1951年2月算起。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对主流话语如影随形，找到了她和当时主流话语对话的突破口。1951年张爱玲对《十八春》重新修订，她的思想又快速转变。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张爱玲如何从顺应主流话语变为对它进行反抗的？她在回应新政权的同时，又如何反省着自己的回应？新上海文化界对这位优秀的女作家又是如何反应的？两者之间是否曾达成互动，这种互动的突破口是什么，持续了多久，又依靠哪些因素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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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首先拟将原文（《亦报》连载的《十八春》，下同）和修订本相对照，考察张爱玲如何引入和拆解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以探索她与主流话语关系之变动。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用了三十余段的文字描写方家的生日舞会。整个舞会简直是上层富足者没落、腐朽的“浮世绘”。太太们妖娆、做作。小姐们虚荣、娇惯。男人们逢场作戏，佯装绅士。叙述者是将方家的舞会作为一个“有钱人”的舞会来叙述，全然没有地域色彩，“大概到处的有钱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叙述角度暗示了全知叙述者带有模糊的阶级论色彩。而世钧和叔惠也未能豁免此种思维模式。他们因此而对舞会的评判趋于一致。世钧对方家舞会很是厌恶，以为不过是借了名义，多花点钱，非常无聊。世钧对富家少爷心存成见，对奢靡之风不屑一顾。舞会在他看来是“绅士派的假狂欢”，有点可笑。这些直露的阶级叙述模式让行文有点生硬。世钧、叔惠和叙述者的价值观不能和作者本人的价值观相混淆。但这种阶级观念在张爱玲解放前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从舞会的叙述看，阶级论已经进入了张爱玲的视野。她对主流政治观念的接受如何？小说连载时，有许多义愤填膺的读者致信梁京，非要把曼璐和祝鸿才枪毙不可。1950年9月，张爱玲在接受《亦报》采访时如此评价曼璐：“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流转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驰，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但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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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访问者自言如实传达了梁京之语。《亦报》二、三版所刊多是休闲小品，很少政治气息，编者无需为靠拢主流话语而删改文章。访谈中张爱玲的言论应属实录，其论调与主流政治话语并无二致。由此推测，张爱玲此时在思维方式、价值评判、社会观念上已贴近主流话语。访问者同时透露了曼桢的结局并不悲惨。可见，张爱玲早已为纯良的曼桢在新社会安置了好结局。小说光明的尾巴并非单纯来源于读者的压力，更多的是张爱玲思想变化的产物。我们不能夸大其时主流话语的压力。1951年11月，艺术更加政治化，而张爱玲却在修订本中大面积地删除关于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描写。她发言的方式——小说，发言的媒体——《亦报》，发言的时期——1950至1951年初，都没有给她政治上的高压。她的选择大体上可以说是自觉的、主动的。至于1951年以后，她掉转风头，反倒是因为那时政治空气渐渐紧张了。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主动靠拢主流话语，但两者之间的对话，方式较为简单，程度较为浅显。原文中，解放前的叔惠、世钧和曼桢政治意识浓厚，政党认同明确。三人在学生时代曾是共产主义者，立志去边区服务，后来叔惠身体力行。张爱玲潜心安插了许多具有政治意味的对话，来呈现解放前叔惠等人的政治意识。这些对话多是些佯装无意实则有心的表态式对话，其中关于“下乡工作”、“去边区服务”的对话最富有代表性。张爱玲对这些政治关键词的理解和书写只是停留在词语表层上滑动，并未深入或坐实这些观念，她只是将它们如同标签般插入人物对话中，比如“从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成天嚷嚷着，说要下乡去工作”，“从前我们三个人都说要去（解放区）的，只有你一个人真去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插入这些只言片语并非出于对话的需要，而意在向读者表白。它们在上下文中并不具有推动作用，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删除它们并不影响对话的展开。这些语句是插入式的，显然是针对一个潜在的听众，即主流话语。文中对话双方都有向这个潜在听众表态、靠拢的嫌疑。他们意在“报道”自己的立场而并未深入讨论之。不仅被描写的人物自身缺乏对政治深刻的理解能力，而且对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本身也很肤浅。这种呈现的方式显示了作者自身对于政治思想的隔膜。这意味着《十八春》修订之前，张爱玲虽然主动靠拢主流话语，但两者的对话仅仅停留在对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的引入、重复上，张爱玲并未深化或重写之。
其时，张爱玲在创作上追随政治风尚，而在生活方式上尚不能从大众之流。夏衍的提名下，张爱玲于1950年7月得以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张爱玲穿着旗袍参加文代会在柯灵眼中是“高处不胜寒”。但我们不能将张爱玲不穿人民装这个细节简单地解读为她对主流话语的疏离。此次文代会上黄宗英自我批判：“旧的必然死去，新的必然诞生和成长”，“今天我们的服务形象，已经彻底的变了，让我们扔掉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黄宗英的发言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在价值认同上，个体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具有对应甚至同一的关系。个体的旧的生活方式对等的是旧的思想认识；新的生活方式对等的是新的思想认识。反之亦然。旧的是被否定的对象，而新的是被认同的对象。黄宗英的思维方式体现了1949年以后大陆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即将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等同起来看待。当两者出现错位时，比如个体有追求“进步”的思想，但生活方式上尚残留旧的习气，这种错位被简单地、本质化地解释为个体新的思想认识不够彻底。在这个社会默认的大前提下，私人生活“顺理成章”地成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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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讨论、评判的对象。我们看到50年代初初露端倪的文艺改造中，“艺术应与私生活结合”成为“理所当然”的命题。这种思维模式越来越广泛地贯穿于文艺界的改造中。文艺整风和文艺者的改造常常在文艺者的业务和生活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而且两个概念被“习以为常”地置换或混同。按照其时的逻辑推理，生活方式的转变更能体现个人思想改造的彻底性。这里，笔者跳出这个预设的前提，尽可能避免历史语境中的所谓“成见”，以“还原”的方式重新考察张爱玲的言与行。对于张爱玲来说，那些“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都是她的最爱。没有奇装异服，也就没有奇思异想。张爱玲以为人民装太呆板，绝不穿它。在新上海，人民装具有许多非政治的意义。人民装引领新上海风尚，《十八春》中解放后的裕舫和叔惠都是一身人民装。人民装原为提倡俭朴作风，革除踵丽增华的奢侈心理，但是上海市民多将其作为时尚追逐之。她们甚至将人民装的帽子歪歪地扣在烫过的蓬发上，或是将人民装上衣搭在旗袍上，一副退却的摩登装扮。1950年，人民抢购列宁装和人民装，蓝布供不应求，布价大昂，似有贵于呢之势。以至于多次有人疾呼上海普通人不一定硬要蓝布为衣，这种只求形式上的进步是与当时提倡的节约之道相抵触。张爱玲不穿人民装只能表明她在生活趣味上不从大众之流，无关政治倾向问题。在“言”与“行”，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上，张爱玲区别处之。这也反映了解放初的普遍状况：许多旧文人最不适应的恰恰是生活方式的变更。思想是容易搞通的，感情却是难以割舍的，生活方式更是积习难改。
二
1951年，张爱玲修订《十八春》。对此，我们要理解张爱玲“修订了什么”，还要廓清“如何修订”的策略和“对谁修订”的语境。修订本背后隐藏着张爱玲与之对话的诸多文本，其中主流话语是最为重要的潜文本。新中国语境下，她多以删除为方式，集中对解放前曼桢等人思想作修订，这有其避重就轻的隐衷。以下从《十八春》内容的修订看张爱玲对主流话语有所保留的态度，并探索这种思想变动对于小说形式之影响。
内容的修订主要表现为曼桢等人政治思想的淡化和诸多人物阴暗面的隐去。修订本中，浓墨重彩的舞会和具有政治意味的对话均被删除。如此，解放前的世钧和曼桢并无意去边区工作，而叔惠去西北解放区也是受同事的影响。张爱玲不仅彻底改写了三人解放前政党认同的明确性，还抹平了这种认同的主体自觉性。她不仅删除了原文中涉及曼桢和世钧政党认同的文字，还增加了以下细节：
叔惠笑道：?你先别夸奖，也许我结果还是吃不了苦跑回来（注：从解放区跑回上海）。?曼桢想起从前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些疙瘩脾气，又那样爱漂亮，她不禁微笑了。但是她说：?我相信你不会的。?
修订本中，叔惠对于自己去解放区的决定缺乏信心，这说明此种选择背后主体缺乏强大的精神动力。叔惠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而投奔解放区。在他的思想中，政党认同与地域选择几乎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位置。也就是说，叔惠是出于对上海政治环境的失望转而选择解放区。对他而言，去解放区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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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上的认同，这种选择落实到实践层面可能出现种种问题。主体对于这种选择并无足够的信念，对自我并无确定的把握。曼桢对叔惠去解放区的决定心存保留，自己更无如此打算。
修订本中，张爱玲对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删除，意图是一目了然的。而对“讲卫生”的处理则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其对文人改造的反思。叔惠立志去边区，这种选择涉及到生活方式转变等问题，关于“讲卫生”的对话最清晰地触及了这个层面。当曼桢、叔惠和世钧第一次去吃饭时，叔惠嫌饭馆脏，曼桢笑道：“许先生，你这样讲究卫生，你到乡下去怎么过得惯。不是听见说，你将来要到边区服务的吗？”后来，叔惠真要去西北解放区工作，曼桢听后很佩服：“我以为你看见苍蝇就失掉勇气了。”修订本中，这些关于“讲卫生”的对话均被删除。
对于曼桢，一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平民来说，都市与边区（或解放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讲卫生”的都市人因此难以有勇气去边区。张爱玲的想象确乎符合现实状况。1944年6、7月间，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曾向他讲述了下乡经验：苍蝇和虱子是乡农的好朋友，每一个下乡学习的人，也就得有勇气和它们成为朋友。从大都会来的知识分子要克服小资产阶级品性，被农民认为是自己人，才能对农民宣传政策。“不讲卫生”在柯仲平的表述中是接近群众、宣传政策的一种策略手段，而不卫生也确乎是边区的普遍状况。据当时小说描述，边区一村庄，卫生一点也不讲，人们天天不洗手洗脸，养娃娃到牲口圈里养。边区农村的卫生状况由此可窥一斑。不仅边区农村不讲卫生，城市的卫生条件也同样糟糕。据赵超构记述，全延安只有两家馆子，他尝试过其一，菜刀上的苍蝇如同黑布，再也不敢领教。而另一家只是稍微干净一点。
“讲卫生”与边区（或解放区）工作并非背道而驰。“不讲卫生”只是边区知识分子接近群众的一种手段，最终还要培养群众“讲卫生”的观念。培养此种观念的意义不局限于生活习惯的改造层面。它还与边区开荒生产相关。而粮食生产直接关系到抗战，边区一部门曾动员当地老百姓开荒，教他们使用肥料，并组织拾粪队，但老百姓尚难以纠正“不讲卫生”的习惯，牛粪马粪还是满街堆。“不讲卫生”直接与疾病相关，也就与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发生联系。边区为扫除迷信，医治疾病，就要提倡讲卫生，讲科学。葛洛的《卫生组长》中，村里的卫生组长对村人“不讲卫生”的陋习和观念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后来，一个来自延安的医生通过“治病救人”（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使大家相信了讲卫生的意义，顽固的迷信脑筋开始慢慢转变。
“讲卫生”不只是生活习惯，它被赋予了诸多功能，越出了医学解释的范畴，纳入到道德化、政治化等解释的范畴内。1942年毛泽东指出：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言下之意就是，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改造才能转变阶级身份，才能干净。这里“讲卫生”是被嘲笑、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借助比喻性语言将“干净”和“脏”指称现实卫生的词汇转化为具有修辞性的阶级话语。他将具体情形观念地建构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依照这套话语，柯仲平改变生活方式不仅是为现时工作采取的一种策略，还涉及知识分子在阶级谱系中的地位和改造问题。这种改造从思想感情到生活方式全面展开，因此“干净”和“脏”可以在生活卫生和精神卫生两个层面自由滑动，而在价值判断上生活层面往往被精神层面所覆盖或改写。在这样的话语权力建构下，精神较之生活层面具有价值的优先性，因此毛泽东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工人比讲卫生的知识分子更干净。谁的生活方式应该被认同，谁的生活方式应该被改造，关键不在于某种生活方式自身拥有的价值，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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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治话语赋予的价值，因而不妨根据现实革命的利益需要，变动价值认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下，相同的生活习惯或是被排斥的对象，或是被提倡的对象。重要的不是改造谁的生活方式，而是由谁来改造。后者显示了“讲卫生”之类的话语内部之权力结构，以及权力采取的统驭策略。与“讲卫生”一样，其他生活方式在新上海也将遭遇相似的阐释和抽象。这种政治修辞参与建构了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张爱玲在修订本中删除之，暗示着她对改造生活方式与改造思想之间关系的再思考，对自身生活处境的一种认知。
张爱玲不仅淡化解放前世钧等人的政治思想，还隐去了诸多人物的阴暗面。人性阴暗面的淡化主要体现在许太太（叔惠母亲）、顾太太（曼桢母亲）等人物的修改上。原文中，许太太、顾太太具有浓厚的市民气，自私、保守、势利。修订本中许太太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慈母形象。同样是利欲熏心，原文中的顾太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而修订本中仅是个会“念妈妈经”的老妇人。原文中，婚前的翠芝相貌平庸、生性娇惯。修订本中，张爱玲删去了从世钧的视角丑化翠芝形象的段落。同样是从叔惠的视角观看翠芝，修订本中叔惠却感觉她相当“秀丽”，这为日后二人产生懵懂的情感埋下伏笔。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翠芝必须纳入到叔惠的视野里，一切才能顺理成章。原文中，方一鹏是一个纨绔子弟，被母亲圈回家中做少爷。修订本中，方一鹏是足球健将，阳光大男孩。人物阴暗面的淡化，让这些次要人物形象不再芜杂，个性趋于平常化。小说主要从世钧和曼桢的视角进行叙述，隔着十八年的时间，往日再轰轰烈烈、大喜大悲的故事都不免有些沉静。以两人犹豫、善良、顾惜别人的性格来看，这种单纯、平淡的画面才和中年回忆者的心态相符。所谓“经过浑无赖，思量尽可怜”⑩，小说的叙述语调也是和这种中年心态相合的。
张爱玲的修订除了对内容做删改外，还在形式上做文章。形式的变动主要表现为全知叙述者的淡出。形式变动和内容删改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为了避免外在因素对小说的过多干扰。我们均可将之视为张爱玲思想变动在文学上的投影。
原文中，全知叙述者在时间维度上频繁游走，历史现场的氛围被打破。修订本中，全知叙述者的淡出，使追忆者和追忆的场面被封闭在历史现场的时空维度上。将原文和修订本中的开端部分对照，即可感受到审美效果的差异。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联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青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世钧这个人是不大爱说话的，他这些事当然也从来不去对别人提起。他的朋友叔惠是多少知道一部分的。叔惠虽然不说什么，恐怕对于他也不十分谅解。他有一个时期很想长长地写封信给叔惠，因为他自己心里很苦闷。但是信写了一半，自己看看，觉得完全不是那回事。其实他的文笔并不坏，从前在学校里作文常常吃?优?的。可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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