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明是真情实事，一落笔写到纸上，马上成为浮泛的套语，而他自己的感情仍旧还是他心里的一个秘密。
小说的开场白几乎布满了时间的印迹，多年前、十八年、中年以后、三年五载、一生一世、这几年，这让整个小说获得了一种回溯、纵深的时间感。第二段“世钧这个人”、“其实”这类词语标志着主要是从叙事者的视角对所观察内容作全知全能的报道。“当然”、“仍旧”隐含的是全知叙事者的判断，凸现的是全知叙事者的声音。修订本中，第二段被删除。这样，开篇主要是从回忆者世钧的视角进行追述，避免了全能叙述者的外在干扰，使读者很快进入并沉浸于回忆者的内心世界。
全知叙述者的淡出，使行文增加了流畅感。全知叙述者静态的描述和体味逐渐减少。比如原文写到世钧为叔惠和曼桢拍照以及两人对坐的场景：
世钧脑子里仿佛另有一只照相机，?嗒?地一响，把这一个印象摄了进去了。人的记忆力是很奇异的东西，不知道怎么一来，那机械‘嗒’地一响——也许是一桩极不相干的小事情，就此记了下来，永远不会忘记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消逝，那印象只有更清晰起来。
……
以后，他们（注：世钧和曼桢）许久没有说话，也不向谁看，只是微笑着坐在那里，沉浸在一种空气里面。有一种沉默是有音乐性的，正如电影里没有对白的部分，是配上了音乐的。然而静默得太久了也不行，隔壁房间里的人听见了要觉得奇怪。
划线部分可见全知叙述者的身影，这会造成怎样的审美效果？曼桢和世钧相对而坐，流动着的场景、时间、对话都给人一种停滞或中断的感觉。这种时间的终结感为二人世界营造了一种地老天荒、生生世世的暖意。而原文中，全知叙述者大有“君临天下”的味道，俯瞰众生，感慨造化。全知叙述者的介入不仅打破了情人世界的私密性，还冲淡了追忆情境的温暖。读者还要在第三人称与全知叙述者的视角中辗转，并随全知叙述者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维度中穿梭。修订本中，划线部分被删除，回忆更具有历史现场感和私密性。修订本中类似的处理还有不少，比如原文第六章写到世钧与曼桢围炉谈天，听弄堂里那买豆腐干的老人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
关于他一生中的这一个时期，有许多事情都是他以为永远不能忘记的，可是现在竭力追想起来，却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他很确定它总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就像家里的几本旧书或者几只图章，明明记得收起来的，这种东西佣人也不会要偷，孩子们也不会顺手拖去玩——总在什么地方，随时可以找到的。他一直这样想着，但是他那些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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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的岁月，却从来没有再找到。
“现在竭力想起”标志着叙述者追忆的时间起点，“一直”标明了回忆过程的持续性。“关于他一生中的这一个时期”则表明了叙述者游走于历史现场和现在之间。这些词语标志着倒叙层面插入了现在时的预叙，凸现了现时回忆的强烈时间感。这里，“他”（世钧）在历史现场和当下之间滑动，时空由此打开，回忆者所处的“现在”与回忆中的“过去”并列铺展在读者面前。而全知叙述者和现时回忆者立足于当下，以回溯的目光看过往，大有一种世事沧桑之感。这些都打断了那个过往的叙事链，扰乱了现场氛围。张爱玲在修订本中删除之，使故事回到历史现场，避免了干扰和枝蔓。
三
《十八春》的修订体现了张爱玲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能是在经济、文化的危机感中得以引发和深化的。张爱玲要立足新上海，最重要的是要拥有表达声音的文化空间。1950至1952年期间，目前发现的张爱玲作品《十八春》、《小艾》、《〈亦报〉的好文章》均发表于《亦报》。除了小报，她在上海很难找到发言的空间（具体论证限于篇幅删除），她的处境和《亦报》的命运息息相关。
上海小报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解放后全部停刊。在夏衍的提议下，唐大郎等人于1949年7月创办了小报《大报》和《亦报》。夏衍试图通过改造小报来改造落后市民，也帮助一批小报文人解决生计问题。这是符合当时的文化政策的，市民通俗读物在新上海尚拥有短暂的合法性。张爱玲的小说只宜于在此类小报上连载。上海解放初期尚有相对宽松的话语空间让张爱玲以发表作品来谋生，同时还有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夏衍的赏识。《十八春》连载时引起了夏衍的关注。他为张爱玲撮合婚姻，并为其暗中安排工作。唐大郎也为《亦报》向她约稿，柯灵、龚之方等人也很看重她的才华。《十八春》连载时反响很好，牵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弦。《亦报》陆续选登了几篇《十八春》的评论，但缺乏较高水准的文章。而大多数读者只是被曼桢过于悲惨的境遇所吸引。1951年11月，《十八春》修订本由《亦报》出版社出版，初版两千五百册。1951年11月《亦报》刊载了十余次单行本的广告，1952年2月再次刊载广告。较之当时《亦报》出版的《三凶传》单行本，《十八春》卖得并不太好。《三凶传》初版五千册一周即售罄，亦报社不得不赶制二版。上海解放初期，出版界没有统一的稿酬制度。上海解放初通货膨胀，收入多以折储单位计算。在上海，折实储蓄单位于1949年6月14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办，是用货币折成实物为单位的“折实牌价”进行存取的一种储蓄。每一个折储单位包含白粳一市斤，生油一市两，龙头细布一市尺，煤球一市斤，由人民银行逐日按市价计算并挂牌公告。据1950年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书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书稿基本报酬定为每千字8个折储单位。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每千字印万部8至12个折储单位。三联的稿酬比人民文学出版社低。据傅雷的计算，新版税税率平均按照十个单位来计算，1950年至1952年底，一般作家的书销量在三、五千册，版税率比解放前降低了三分之二强，新社会作家的收入较之旧社会降低到50％以上。傅雷对此颇有意见。另据1950年12月《亦报》主笔齐甘的《可羡慕的连环画家》，普通稿费约为每千字十个折储单位，多数著者都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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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著作权的。再据1951年5月他的《对稿酬有兴趣》，中国出版界稿酬标准约每千字四点四至十一个单位，著作权卖绝制普遍存在。单行本《十八春》约二十五万字，按照平均标准每千字十个单位来估算，她的收入约2500个单位。再参照《大报》和《亦报》特约撰稿人的收入，大体可以推测张爱玲的经济状况。两份小报均为私营，每日四版，价格相同。由于物价不稳，两报连价格调整都同步进行。小报同人多在两报都开设专栏，比如平斋、柳絮、孟勤等。如果两报稿酬差距较大，很难会出现一个作者同时偏爱两报的现象。再据平斋的日记，1949年11至12月，他同时为两报撰稿，《大报》每半个月稿酬为35个上海折储单位，《亦报》为30个单位。《大报》比《亦报》的底数多。由此推测，《大报》的稿酬比《亦报》稍高一点。1950年2月4日，雷红于《大报》提倡以一日稿费购买公债，但每日所写一方块不足一分公债。此文后附编者按：“关于稿费购公债一事，我们曾经计议及此，旋因致酬菲薄，故不敢倡导”。雷红每日于《大报》写一篇小品文约四至五百字。1950年2月上旬人民胜利折实储蓄公债牌价一分为19139元，二月上旬折储牌价在4819至5888元间浮动，由此估算，雷红一日稿费尚不足四个单位。2月8日，平斋响应雷红倡议，提出将自己十篇左右的稿酬，由《大报》代买公债五分。平斋的小品文也约四、五百字。由此推算，《大报》的稿酬约千字近四个上海折储单位。另据雷红的《从排工想起》：一般印刷所排新五号字千字约6个单位，排六号字约7个单位，而普通稿费只能抵排工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由此推算，普通稿费为千字近四个单位，《大报》的稿酬与普通稿费标准大致相当。按此标准粗略推算，张爱玲连载的《十八春》收入近于1000个单位。《〈亦报〉的好文章》字数短少，忽略不计。1951年11月4日《小艾》连载，约五万余字。1952年《亦报》维持尚且艰难，这种情况下，稿酬理应不会提高，《小艾》约合200个单位。可以想象，由于单行本《十八春》并非畅销，也未发现旧作重版，张爱玲解放后的收入大约不会超过3700个上海折储单位，平均月收入约一百个单位。她的实际收入可能更少。《十八春》在《亦报》发表过，而当时卖绝著作权是普遍的，因此她能否得到单行本的稿费尚不能确定。当时上海华东财委的工业部中，一个打扫厕所的工友月收入约百多个单位，临时工每天两个单位。同时为《大报》和《亦报》写专栏的凤三，自叹不如邻居工人每月收入三百八十个单位，后因写稿所得难以养家，1950年离沪去港。1950年平均每日都于两小报连载小说的张恨水，经济状况都很窘迫。1950年周作人为《亦报》写专栏，生活极其拮据。可以想象，张爱玲解放后的生活大约不会宽裕。
同时，张爱玲的文化空间也在急剧收缩。1951年11月《小艾》发表，《亦报》此时已紧跟主流话语的步伐。一批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主笔占据大片地盘，《亦报》逐渐失去了以往多样性、休闲性的风格。解放后，政府的目标是要将畸形繁荣的消费型旧上海改造成健康的生产型的新上海。休闲风格的小报终难长久。《小艾》连载以后，《亦报》未有文章评论。时过境迁，《小艾》与《亦报》的风格已隔膜。而小报即使调整风格，还是自身难保。解放初，由于国营出版业仅占全国出版业的四分之一，中央政府对私营出版业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召开至1951年8月期间，上海还发展了一百多家私营出版社。到了1952年，中央出版总署规划的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中，报业的发展目标是大力创办以农民、工人为主要对象的报纸。所有的私营出版业都要按照每年平均20％的比率改组为公私合营或并入国营出版业中，争取于1957年底把出版业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据唐大郎言，《亦报》创办的所有资金都是他和龚之方两人凑出来的，这种私营小报的命运是可以想象的。由于“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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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的影响，小报销路大跌，1952年初《大报》停刊并入《亦报》，主编陈蝶衣黯然赴港。此次合并筹划已久（1950年），主要原因是政府认为上海已经没有必要再办两份小报。合并后，夏衍、恽逸群和陈虞荪将《亦报》划归解放日报馆承印，并可顶用纸张。如此，《亦报》勉强维持了十个月，同年11月底停刊，部分人员并入《新民报晚刊》。
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去港。当笔者翻阅《解放日报》上刊载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代表名单时，看到“梁京”二字时，不禁惊讶万分。如果说发表作品和离境不用本名尚有隐衷，那么她在公开的、官方的场合使用“梁京”——这个当时仅用了一次的笔名，她的真实身份似乎有些模糊。无论这是官方出于种种顾虑的决定，还是应了张爱玲自己的要求，它都预示着张爱玲在新上海文化界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笼统地看待这种困境。在历史的现场，有着种种细微、流动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冲击、丰富着我们的历史想象。解放初，“张爱玲”这个真实身份并非一直是遮蔽或忌讳的对象。1950年9月，《亦报》第一版新辟“街头杂写”栏，主编打出了邀请“张爱玲先生”为之撰稿的招牌。可见直至那时，张爱玲的处境并未达到非用笔名不可的程度。而张爱玲直至1971年才首次承认《十八春》是自己创作的，梁京是其笔名，这意味着她离沪之后，新的困境仍在继续。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导师赵园先生的指导，以及陈子善先生、李君维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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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访梁京》，《亦报》1951年2月15日。
叔红：《与梁京谈〈十八春〉》，《亦报》1950年9月17日。
柯灵：《偌大的文坛，那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金锁沉香张爱玲》，关鸿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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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黄宗英的自我批评》，《亦报》1950年7月28日。
《艺术应与私生活结合 希望评弹艺人能自肃》，《亦报》1951年3月22日。 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祝由：《奇装与艳服》，《亦报》，1951年9月3日。 柳絮：《蓝布》，《亦报》，1950年2月5日。 《亦报》二、三版的小品文多有此类主题。
鲁男：《红手套的心情》，《亦报》1950年4月9日。
魏绍昌：《夏衍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解放以后的上海杂志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袁亮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魏绍昌：《〈十八春〉新序》，《东方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柯灵：《偌大的文坛，那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金锁沉香张爱玲》，第164页。 龚之方：《离沪之前》，同上，第151页。
《亦报》于1951年11月和1952年2月均刊载了《十八春》的广告。 张继风：《金融接管》，《接管上海?下卷》，第206页。
《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书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第846－847页。 傅雷：《对于版税问题的意见》，《傅雷文集?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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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417－418页。
齐甘：《可羡慕的连环画家》，《亦报》1950年12月18日。 齐甘：《对稿酬有兴趣》，《亦报》1951年5月11日。
蔡夷白：《心太平斋日记》（下），《苏州杂志》2002年第3期。 雷红：《一日稿费购公债》，《大报》1950年2月4日。 同上。
1950年2月份折储和公债牌位见1950年2月28日《大报》。 平斋：《响应雷红先生建议》，《大报》1950年2月8日。 雷红：《从排工想起》，《大报》1950年3月4日。
《华东区财委党委关于自进入上海以来党的工作的总结》，《接管上海?上卷》，第252－253页。 凤三：《包袱与标帜》，《大报》1950年1月16日。
《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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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年卷》，袁亮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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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中缝小说》，《亦报》1949年8月12日。
魏绍昌：《夏衍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高唐：《“街头杂写”》，《亦报》1950年9月15日。这是笔者所见的《亦报》上唯一一次不是以“梁京”而是以“张爱玲”真实身份示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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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十八春·专家荐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杜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04级博士生 邮编100102）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 8527 信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04级博士1班
邮编： 100102
tel：010-64730706, 1312038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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