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
2.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如《鉴赏家》中对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叶三的描写。叶三——一个卖果子买的很好的商贩。风格迥异而富于韵律的叫卖声：“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壁虱药！虼蚤药！” “卖杨梅——！” “玉麦粑粑——！” “椒盐饼子西洋糕！”??①风格迥异而富于韵律的叫卖声。以及《王四海的黄昏》那个曾经辉煌的卖艺人王四海。
二、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一）胡同文化的来源
说起“胡同”，那可是老北京人的骄傲，聊起起胡同的历史，那真是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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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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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侃而谈，北京人的健谈在此展现的一览无余。
1.包罗万象的北京胡同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北京的胡同名称包罗万象，有自然景观、生活用品、人物姓氏等。有的名称反映了胡同的明显特征，如“宽街”、“八道湾”、“一尺大街”等；有的名称则表露出人们的美好原望，如“安福胡同”、“寿长胡同”、“永祥胡同”等。胡同的名称反映出胡同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2.北京的胡同文化
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人觉得踏实。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尤其以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李碧华的《生死桥》描写了清末喧闹、纷乱的北京城戏班里主人公一段生与死的命运。天桥，架起一条从凡间到天上的路。从这条路上走出的三个孩子飘荡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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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里的传奇故事。男主人公志高有着贫贱的出身，还有个在胭脂胡同做暗娼的母亲。胭脂胡同，这是一条短短窄窄的小胡同。它跟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营、王寡妇斜街一般齐名。大伙提起“八大胡同”，心里有数，全都撇嘴挂个挂不住的笑，一直往下溜，堕落尘泥。胭脂胡同，尽是挂牌的窑子。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过：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所以说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我们还需双向评判。
（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看看这就是汪曾祺眼中的胡同，由于喜欢豆腐这一中国传统食品，又很喜欢胡同文化，偏巧作家汪曾祺又将这样的语言组织在一起。顿时感觉透着那样的亲切与熟悉。陈凯歌导演曾经拍过一部反映胡同文化与城市进程的短片——《百花深处》。在此不想对影片的拍摄技巧发表任何评论，那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话题。更多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影片的主题上。四合院，前清花瓶，铜铃铛??，这些主人公虚幻的印象，在向观众展示着失去的记忆。伴随着陶瓷花瓶意念中的破碎，伴随着失而复得的铜铃铛，四合院那熟悉而亲切的画面向我们徐徐走来。至此影片的情节到达了一个高潮。凄美的背景音乐让人不禁心头一颤，久久沉浸于影片之中。于是让人陷入深深地沉思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该如何协调。如何更好的发扬传统？现代进程又将以怎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沈从文先生孤独到底是缘于何处？《边城》中翠翠的爱情悲剧，这些又让我们陷入怎样的思考。湘西那淳朴的民俗风情，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交流，摆渡的老人可以不收取任何报酬将你从这边托到那边，即使随身未携带任何的钱币。集市上商贩们给你割最好的鲜肉，童叟无欺的风土乡情让人心中顿生亲切之感。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交流，哪怕是一个眼神无不渗透着暖暖的情意。忽又联想到很多上一辈的人他们由衷的不习惯高楼林立的城市氛围。他们乐衷于出门一句亲切的招呼，那样的打招呼方式让他们感到没有任何的距离，心与心的沟通方式。要知道那股子热乎劲儿是由来已久的。“张家大妈”“李家阿姨”似乎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似的。讲究个“情分”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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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谁家的孩子有出息了，都会捎带说一句：“这孩子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看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情味”吧。
三、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一）汪曾琪作品中的写作视角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 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因此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应具备自己的写作风格，汪曾祺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写的作品。汪曾祺的作品中就透露着这样的风格特点简短而明洁的抒情方式，充满了恬淡而不失热情的人文情怀。
《竹林的故事》小说开篇“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处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再看看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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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
（二）汪曾琪先生的文学特色
《大淖记事》中有这样的描述：“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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