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要先污染后治理 反方：不要先污染后治理 反方论点：
0.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支持材料：日本在回顾工业化历程时，认为“先污染后治理”给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惨痛的，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资高10倍以上。 在中国，若我们选择“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超额支付,因为国情和时代的差异以及我们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很可能在理论推算的污染排放 峰值到来之前“生态泡沫”已经破裂。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若不采取断然措施，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仅居高不下，而且还会继续增加，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的问题。
2）环境突发事件高发期已然来临，去年年末以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染事故。在一些地方，长期污染对人民健康造成的损害已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典型表现就 是不断增高的癌症发病率。污染的反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蚕食改革开放的成果。
3）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识的提高，使他们的维权意识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呼声高涨。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以环境维权为特征的群体上访甚至与排污企业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能否依法公正处置此类事件，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课题。在一些地方，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忍受程度已近极限，私力救济开始萌芽。
4）国际社会的约束。在发达国家“先污染”的时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远远低于当今，环境容量也远比现在丰富，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对环境污染的管制十分有限，而在生物多样性、臭氧层保护、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更是空白。而今，情形截然相反，发达国家“先污染”时的“宽松”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更严重的是，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势，将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借此完成了本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却加重了我们的压力，污染排放和资源 消耗大国正在成为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一个新选项。
5）就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看“驾着大棚车到西部拓荒”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有限的资源供应能力与强劲的市场需求的不平衡，导致石油等基础资源价格飞涨，不仅加大了我们发展的成本，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上半年统计表明，能源消耗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单位能耗同比上升0.8%，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上升6.5%和4.1%。新开工的10万个项目中有40%未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规，编制和申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无论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需求压力看，还是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社会约束来分析，我们都不应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中国今天根本就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和条件。
1.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 支撑材料：
（1）雾霾！！！
（2）严重污染给日本带来怵目惊心的“四大公害病”
水俣病、第二水俣病(新潟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 日本“先污染后治理”，但有些后遗症却难以治理 如何恰当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是一件考验各国智慧的高难度课题。人们常说日本现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成功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其实不然。还以水俣
病为例，如今日本水俣湾海水清澈，是熊本县少数几个美丽海域之一，但根据新近的报道，致力于水俣病救助的日本财团法人相思社理事远藤邦夫称，沉积大量汞的海域已被填埋， 再也无法恢复原貌，而且填埋地有效寿命为50年，现在时间已经过半，如何保证汞不渗出将是一个紧急的棘手的课题。水俣湾受到汞污染的事件已经过去了60余年，至今该海域还面临如此难题，这一惨重事实说明，环境污染与治理二者必须并行不悖，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企业推动了经济发展，如果一家企业在它投资建立前，就做好完备的防治环境污染预案、采取严格的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同时采用先进的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那么，企业也可以在不污染或少污染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今天，企业是否拥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及完备的环保设施应该是判断一家企业是否一流的必要条件。一个经济仍处在发展、上升期的国家或经济体，如果拥有清醒的环境保护意识、采取得当的环境保护对策，把环境治理措施严格落到实处，那么伴随经济发展的，也会是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其实，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之后也要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也要居安思危，有详尽的防治环境污染的对策与预案。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就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这是在日本早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成为一个拥有先进高端技术的国家之后发生的特大环境污染事件。福岛核事故造成的海域、土壤和海产品等污染非常严重，而彻底处理核事故留下的隐患却遥遥无期。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支持材料。。。
从技术经济特性看,发展与气候和环境友善的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环境保护。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这一技术经济特性看,它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节约资源、提高效率、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
未来中国要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包括 1.调整能源结构
在三种化石能源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油次之,天然气的单位热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的60%。其他形式的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属于无碳能源。从保证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的角度看,发展低碳和无碳能源,促进能源供应的多样化,是减少煤炭消费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度的必然选择。
2.提高能源效率
1980—2000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从14.34下降到4.87,平均每年下降0.52。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中工业能源强度下降是总体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对发达国家,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空间仍然很大。2000年火力发电、钢铁、水泥、乙烯的单位产品实物耗能指标国际先进水平只分别为国内先进水平的24.1%、20.9%、44%和69.7%。是年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3.调整产业结构
4.遏制奢侈浪费
奢侈消费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诉求。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攀比和等级观念,少数人的斗富和奢华,多以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为代价,不仅是一种消费上的非理性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从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出发,必须遏制奢侈消费。浪费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规划上的失误,二是低劣的产品和建筑质量,三是消费行为上的疏忽。减少浪费,仅靠意识是不够的,必须采用经济手段。消费者理性是建立在预算约束基础上的。如
果价格上有所反映,消费者行为必然会有相应调整。
中国能源资源总量较为匮乏,结构不合理,但能源浪费非常惊人,奢侈消费倾向十分突出。因此,遏制奢侈消费,减少浪费,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5.发挥碳汇潜力
由于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而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和林业措施将大气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中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减排途径。研究表明,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便可以从大气中吸收固定0.6-7.1亿吨碳。
6.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3.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案例 支持材料。。。
首先,美国国会针对美国出现的特定环境问题,通过环境立法确立进行环境治理的制度政策、机制框架和行为规范,促使美国构建了比较完备的环境法体系,并最终确立了美国进行环境治理的法律空间和秩序。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国会进行的环境立法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国会总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保持对环境规范和标准进行创造性的修订,从而提高了美国环境法规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这从美国国会对空气和水污立法的不断修订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美国国会在环境立法初期就注重通过听证会的形式了解环境问题的性质和状况,权衡不同行为体的关切和利益,考虑可能产生的法律政策对各个地方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利益方面的得失展开评估,具有平衡和利益兼顾的优点。这就使得环境立法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对各方面利益的充分协调和反复权衡,使得制定出的法律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也便于日后的实施和执行。
最后,美国国会通过对行政部门的环境政策和执法情况进行监督,保障环境法律的约束力并提高其实施的效果,也便于及时纠正总统和行政部门不恰当的环境治理行为。而对环境保护署的预算进行监督,则有助于提高环境治理成本收益之比,并保障国家环境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美国国会不仅在立法规范、利益平衡和监督方面对美国的环境治理发挥作用,实际上国会对于美国环境治理的整个体制和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都至关重要。中国与美国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但在治理环境的共同目标下,美国国会在这方面的一些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值得中国在今后的环境立法和执法上借鉴,以更好地进行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