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茫茫世界，无论入世还是出世的，一切宗教、哲学，乃至科学等其最高目的，都是为了追求人生和宇宙的真理。但真理必是绝对的，真实不虚的，并且是可以有智慧而寻思求证得到的。因此世人才去探寻宗教的义理，追求哲学的容。我也曾经为此努力多年，涉猎得愈多，怀疑也因之愈甚。最后，终于在佛法里，解决了知识欲求的疑惑，才算心安理得。”
所以，从他的求道历程及著作来看，他始终坚持佛教传统的修证道路，以出尘脱俗的第一义作为终极。
却来这边行履—从圣入凡
学道、悟道以后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从圣入凡，还要做人世的事业。禅宗是以世俗成佛为终极的，那么它能否与人世事功打成一片呢? 这一点世俗人往往有误解。比方冯友兰先生，他写了许多书，我推荐一本《中国哲学简史》，这是他1949年在美国讲学时的简本，这本书简明扼要地代表他的思想。其中提到禅宗“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形象地表明了开悟者必须从圣入凡，但禅师们并没有做好这个向下转语的工作。他质问，既然“担水砍柴，无非妙道”，那么“事父事君”算不算妙道呢? 他说禅宗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不究竟，这个任务只有留给新儒家去完成。他的这些话讲得并不精确。冯先生一向是以帝王师自居的，解放前他要做老蒋的帝王师，解放后他做不了帝王师了，在文革中成为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但我们对他还是怀着高度的尊敬，特别是他晚年完成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书中大胆地、独到地提出了他对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全新思想，他说太平天国如果革命成功的话，建立的将是一个最黑暗的神权统治。这并不能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反而拉向倒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他早期的和后期的著作，至于中间令人不堪回首的一段，我们不要太苛求前人。但是冯先生提出的禅宗不能完成向下的转化是并不对的。
禅宗在向上求道的时候是最究竟的，而在它向下的转语方面也照样能够办好入世事功，并非新儒家才能解决“事父事君”的入世事功。在袁焕仙、南怀瑾合著的《定慧初修》一书的卷首，选录了袁先生所作的《修止观与参话头法要》，重点指出了儒佛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佛家是体，儒家是用，互相并不排斥，他说;“随处立名，立名即真。既有真也，妄即虚形。非离真而有妄，实籍妄以诠真。”关于这一点，于晓非先生前两天讲得很透彻，真不离俗，俗不离真，并不是在我们世间之外有一个虚幻的本体，所以我们必须藉这个虚幻的世间来修行佛道，来改善这个世间。马克思讲过，哲学并不是仅仅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佛法也是如此。这里南先生提到证得了般若以后，如果能做得了身、心的主，遇到事情该提起时就提得起，这是用；该放下时就放得下，这是空。我们是提不起、放不下，上不顶天、下不立地，所以很惭愧。
放得下，提得起，就是沩山禅师所提倡的：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实际理地是对心性与宇宙贯通的形而上本体的特称，它不受世间的任何污染；万行门中指人生的行为心理与道德哲学，所以世间的所有的法，都在我们佛法实践的范围之内。因此，了生脱死的佛法，还是必须落实在现实人生中。我们在
山上打坐容易，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但是这把芸芸众生放到哪里去了? 我们还要下山，既要度自己，也要度众生，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度自己，在这个基础上，要干入世事功更难。所以南先生指出：
“使精神超拔于现实形器之世间，升华于真善美光明之域。而入世较之出世，犹为难甚!乃教诫行于菩萨道者，须具大慈、大悲、大愿、大行这精神，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若地藏菩萨之愿，度尽地狱众生，我方成佛。南泉普愿曰:‘所以那边会了，却来这边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时学人，多分出家，好处即认，恶处即不认，争得!所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其意亦极言入世之难。药山禅师所谓:‘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岂非皆教人要‘极高明而道中庸’乎?”
药山禅师的“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就被引来作了我论文的题目，下面就这句话谈谈我的学习体会。“高高山顶立”，就是智慧，就是超越世间所有学问的佛法不共的智慧，我们把南先生作为研究个案，那么他一生的经历就是要取得这个境界。但是“高高山顶立”以后，还要“深深海底行”，还得回到生活之中去履行佛道，这一点更难，就是“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平时，我在教学过程中也经常讲，当然我不一定引用禅师的语录，我引用毛主席诗词《登庐山》中有两句:“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催雨洒江天。”我们就拈出一个“冷眼”、一个“热风”，知见要正，眼光要冷，不为境所转，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但是心肠要热，要有一腔悲愿热肠去从事入世的大业。眼光要冷是为智，心肠要热是为悲。那么，“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也可以简化成一句眼光要冷、心肠要热。所以，出世的修道与入世的度众不能绝然地分成两截。
心肠怎么热呢? 我们说平常心就是道；最平凡的也就是最不平凡的，学佛必须从做人开始。南先生在《跋萧著<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一文中指出：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唯一秘诀，只是平实而已。此句可谓成功之向上语，末后句，极高明而道中庸，非常者，即为平常之极至耳。”
南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件事情，他在峨眉山时最佩服的一个和尚是管厕所的，过去四川的厕所里有一个竹篓，里面装的竹片是当手纸用的，这个和尚每天把大家用脏的竹片洗干净，洗干净后他还要在脸上嚓刮两下，后再放回竹篓去。为什么呢？怕洗毛了把人家搞痛。先生说这件事他怎么也学不会，我想了想，我也学不会。所以最平常的就是最非常的、最了不起的。
南先生在他的书中还提到，禅宗的五宗七家主要在五代完成的。五代是社会变乱痛苦的时代，高明的都跑到山上做和尚去了，有个大官问一位禅师：像你这聪明的人，为什么不做官去做和尚呢？禅师说：如果我下山来了，还轮得到你们做官吗? 北宋史王欧阳修在编五代史时，认为五代没有杰出人物。明代永觉元贤禅师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余谓非无人物，乃厄于时也。”并不是没有人物，而是时事出不了人物，或者出了人物又被时事压下去了：“至若隐于山林，如五宗诸哲；则耀古腾今，后世鲜能及者。”南先生非常赞同这句话，指出：“凡禅门大德，足为宗师者，类皆气宇如王，见识学问，人品修养，皆足彪炳千秋。以无意用世，恬退山林，苟
时会所际，欲其舍出世之业，入世而成人成物者，必能临危授命，而为忠贞伟烈人物矣。”这段话出自《禅海蠡测》。南先生说，五代的禅师在动乱时代便上山修行，如果让他们下山的话，个个都是栋梁之材。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很多，比如说玄奘法师，当时的帝王三番五次地请他出来做宰相，所以并不是和尚里面没有人物，他们的建设学问都是高于常人，只不过厄于时也。
但是，南先生也提到，高明的人跳出世俗，避世到禅门，也无助于救世。他强调宗教只能补充政治之不足，对国家局势并无旋乾转坤的力量，其主要作用是救人的灵魂，在体上让人们去领悟真理，具体要救世还得从事上做起。讲到这里，我正好回答一位同学递上来的纸条，他说佛已悟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么后人做什么呢？难道后人仅仅诵经拜佛，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理上悟了，事上还是头头是道嘛！明海法师在上届夏令营讲，如果我们学会吃饭，就能成佛。悟道以前，我们吃饭千般计较、百般思量; 悟道以后，我们照样吃饭，但已不同原来了。我们说，悟道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修到一定阶段，见山非山，见水非水；悟了以后，山是山，水还是水，但跟原来的山水不一样了。所以理上悟了以后，世上的事照样还要去做嘛！悟了道以后正是干事的大好时光，佛教不仅需要禅师，还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建筑家、律师、工程师，如果离开了岗位，对佛教反而是一种损失。所以南先生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入国运转盛的新时期，一切有志者应为国家民族效力，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1991年2月初，南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强调:“我常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希望多出几个英雄，不是多出几个仙佛。况且成仙成佛还做不到，开悟了又怎么样?!出几个英雄，把这个社会搞安定，把天下搞太平，然后再搞仙佛之道。”
不变之经与必变之史
无论是出世做宗师，还是入世当英雄，关键都在于把握时节。这是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时节未至，鸣不当时，是无智；时节若至，不应时度众，是谓无悲。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总之，事无巨细，学无古今，人无老少，一切都在求变、待变、必变的巨变过程中，关键是怎么处理这个变。他讲有三等人：
“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要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创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了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
讲到这里，我非常感叹、钦佩柏林寺的净慧大和尚他领导了变，在中国首创了生活神夏令营这个弘法形式，然后会有一大批人(第二等人)跟上来应变，那么第三等人就连应变的智慧都没有，只好随物化去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变”的世态中，也有一种“不变”的东西，这就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德和善恶意识。我们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缘必须要有个不变的东西，否则就随物化去了，所以在佛法这个体的指导下，有各种不同的时节因缘，就有不同的做事方式，因为时有常、变，势有顺、逆，事有经、权。南怀瑾有句名言叫“经史
合参”，据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狭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他整个的历史观。经即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事物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也是理、是真。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社会中、在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经史必须合参，理事必须兼容，真俗必须不二，这些都是一致的，正如前面袁焕仙先生所讲的：“非离真而有妄，实藉妄以诠真。”真与妄、体与用、经与史，都是一体二面、二而不二的统一体。南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三教九流基本都谈到过，但是他有个原则，也就是“经史合参”的原则，他有个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佛法。他以佛法为原则、为指导，所以能圆融无碍地出入经史诸子百家，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治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同时，又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作为权变、应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但谋略之术若离开佛法为原则的大前提，那就成了阴谋家，他常引用仰山禅师的话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是正法；邪人行正法，正法也是邪法。”这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地去用谋略学。近年来有一类书很畅销，就是教你如何去升官发财的，其中有一本《厚黑学》，“厚黑学”本来应该是愤世嫉俗的东西，现在反而教你怎么去拍马屁，怎么去吹牛皮，怎么厚脸皮了。所以，南先生说：“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
南先生还很强调世功、强调经济、强调科学，这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指出来的。他说，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之末，轻视货利，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历来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这样就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相反，偏爱黄老道家思想的司马迁，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史记》中专门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他所推祟的经济专家，第一位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他们在经济上都有他们独特的一面。司马迁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就是要放手让人民去发展工商事业，要因势利导，老百姓富了国家才会富，最等而下的是与老百姓去争权夺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这么有高度的经济思想，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思想，要因势利导、长富于民。南先生在引出这些话后指出：从“待农而食之”的农业经济，发展到“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经济形态，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自然演变出来的生活方式。所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顺着老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和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导到好的方向。只有等而下之者，才会与老百姓对立起来。
由此，南怀瑾揭示了每一个朝代共同的秘诀，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每一个朝代真正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就是顺应自然，而在外面宣传教育上，所标榜的则是孔孟的思想。他多次提出：“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所以虽然儒家和道家都是救世的良医，而老子可谓是“医生的医生”，这就是强调要因应自然，对症下药。他还说，在把握了所有学问的基础上，“全部融会贯通，方能达‘变’，方能洞烛机先，随时知变、适变、应变。知道变，而能
应变，那还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变之先，而先天下将变时先变。”所以，真正的智者，就在于洞穿世事聚散无常而因应自然规律，把握进退存亡之机。这个‘机”，可以“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七字真言概括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他知道越王生性残忍，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于是带着西施抽身远退，但文仲以为自己是复国功臣。越王将大大赏赐，留着不走，结果就被杀了。看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恐怕是历代专制帝王的一项专利。范蠡出来用世，是一种悲心，大功告成又潇洒地走了，再不走将大祸临门，这是最上品的境界。
下面我引用了南先生的一首诗，从中可见南先生对儒释道三教的总体把握。 “一念难将愿力空，但凭赤手辟鸿蒙。 慧光照耀三千界，心海交流七佛同。 知命尼山非自了，微明李耳得圜中。 平怀动静希夷境，举步截流是大雄。” (《腊月在东西协会办事处讲易学有感》)
自唐宋以后，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学问偏重入世，从伦理人手，然后进人形而上道。佛家的学问偏重出世，从心理人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道家的学问，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介于出世入世之间。南先生讲：“道家如良医诊疾，谈兵与谋略，亦其处方去病之药剂，故世当衰变，拨乱反正，舍之不为功。儒者如农之种植，春耕秋割，时播百谷而务期滋养生息，故止戈而后修齐以致治平，舍此而莫由。”(《<正统谋略学汇编初辑>前言》)这些话讲得非常到位。南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大体把握，是以佛家出世的思想为本，再把儒道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学说统统纳入到修菩萨道的方法之中来使用，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主次、本末的关系。刚才休息的时候，有位同学和我讨论，能不能把儒释道三家打成一片，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呢? 不能，体用、本末的关系不能颠倒。中国哲学有一个原则就是合而不同，这是指各种思想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但有主次、深浅不同，千万不能同成一片。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前面提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西方的思想传进来了，我们传统的思想失落了，很多人无所适从。南先生指出，目前这个乱象纷陈的一切景象，乃是历史趋势中自然的现象，文化思想在变动的时代中必起波澜，也是人类历史分段生命中当然的病态。变乱并不可怕，古已有之，重要的是找出变乱的根源，去对治它，去迎接人类历史的新气运。
在中国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金元、满清等历次变乱时代中，都伴随着文化政治上的大变动。南北朝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也是佛教文化长驱直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思想文化上经过较长的时期的融化之后，便产生了盛唐一代的灿烂光明。五代与金元时期，虽然没有南北朝那样大的变化，但欧亚文化交流的迹象却历历可寻。从清末至今百余年间，西洋文化伴随着武力而东来，激起我们文化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