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
易前良 孙淑萍
易前良：博士，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与社会变迁”和“电视理论研究”，13813891434,yiqianliang@126.com。地址：江苏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公管院，210098.
孙淑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互激互渗的结果，前者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后者则通过“建构认同”进行情感动员。共意性运动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冲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而且媒介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但探讨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具有“昭示”意义，因为作为“媒介”与“国家”、“民众”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话机制，它展示了转型中国在“国家-社会”重构进程中积极的面向。 关键词：转型中国、共意性运动、媒介动员
Media Mobilization in China’s Consensus Movements during Transitional Times
Yi qianliang，Sun shuping
Abstract：Media mobilization in consensus movements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between the constructive media and alternative media, the former of which mainly plays the role of rational mobilization through \rationa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carries o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rough \during transitional China and media mobiliz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s. In spite of the insignificant role of consensus movement, the study about media mobilization in consensus movements is magnificent. As an inter-medium, media mobilization creates the well-functional systems between the \\state “and \and it shows the positive aspect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Key words：China in Its Transition, Consensus Movements, Media Mobilization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利益格局的
1
重新调整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本文集中关注大众媒介在冲突性事件中发挥的功能。在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事实的报道与传播与其说是客观反映，毋宁说是对现实的重构，本文据此认为大众传媒在冲突性事件中可能扮演社会动员的角色。基于这一研究旨趣，下文选择了四个案例作为考察对象，它们是分别发生在厦门、北京、广州、南京的PX事件（2006）、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2007）、番禺垃圾场焚烧反建事件（2009）、梧桐树事件（2011），这四起事件分布在一定时间跨度上并具备代表性，抗争较为温和，参与者众，影响范围广，诉求指向一定范围的共同意愿，本文将它们指称为“共意性运动”。共意性运动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冲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但具有积极的“昭示”意义，这些事件最终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时期“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中积极的面向。
一、共意性运动与大众传媒
关于社会冲突，西方知识界自20世纪以来形成了新的观点，齐美尔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交往形式，具有安全阀的作用”，科塞更是明确指出，“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可以避免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分裂”（于海，2011:206、300）。国内学术界也逐渐认同这一观点，尽管研究者避免使用“社会运动”的概念，代之以“集体行动”、“抗争性政治”、“群体性事件”、“新社会运动”和“新民权运动”等称谓，但在对本土的社会冲突展开研究时，大多借鉴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
所谓社会运动，是“由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赵鼎新，2006：2），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冲突性运动”和“共意性运动”两种。在我国，尽管具有较大冲击力的“冲突性运动”时有发生，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相对温和的“共意性运动”，即“在某个地理区域内，能获得总体人口中较大比例的支持度、且没有遇到有组织反对的运动”（艾尔东·莫里斯，2002:231、316）。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集体行动，除了上述的厦门、北京、番禺、南京事件以外，还有广州南沙反石化运动、圆明园渗漏事件、宁波反PX事件、四川什邡反钼铜项目等，与西方的共意性运动极为类似：第一，议题多集中在环保、公共卫生和城市建设等领域，与因维权和拆迁等引起的底层抗争相区分，更容易形成广泛共识；第二，其目标明确，诉求清晰，常采取合法、理性的行动方式；第三，冲突一般起于地区性的抗争，规模较大，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当然，这些运动与西方相比具有本土特色，比如，由于国内的中层社会组织不发达，行动多具有自发性，没有具体的组织机构。此外，从诉求的提出、话语表述到行动方式来看，显得更富有策略性。 大众传媒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托德·吉特林研究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发现媒体并没有“客观报道”，而是“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
2
的方式反映运动”（吉特林，2007:5），用自己的惯例建构关于运动的图景。华裔学者林芬、赵鼎新则进一步指出，“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不予报道。当不得不报道时，则倾向于琐碎化和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林芬、赵鼎新，2008：96）。这样看来，美国的大众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态度整体上趋于“保守”，与之相比，国内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首先，媒体在不同类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霄壤之别。面对一些激烈的“冲突性运动”，因为特殊的制度安排和媒介政策，媒体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能在统摄框架下“正面报道”。共意性运动则不同，在话语表述上具有正当性，并且常采取“示弱”而非“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压力和惩处风险，大众媒体因此敢于介入。其次，运动者缺乏常规的表达机制和抗争资本，转而对媒体有很高的期待，反之，媒体道义担当的意识更为强烈。再加上国家尽管在努力建构一种统制性话语，但普遍被知识精英真正认可的价值体系在转型时期尚未形成，媒体更倾向于“打擦边球”，努力尝试对共意性运动进行支持，甚至，“媒体在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赵鼎新，2012:289）。正是在“国家-社会”进行关系重构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吊诡的现象：媒体一方面对社会运动小心谨慎，另一方，一旦选择介入，则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动员者角色。
媒介动员最明显的表现为“扩大影响”，即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把事情闹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质是把事实层面的“冲突”转化为公共议题。显然，设置议程是媒介动员的基础，但除此以外，它还有更丰富的意涵，指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对社会运动进行定义和表征，给受众提供具有特定指向的意义框架，以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和参与者。从这一点来看，媒体在其中不仅扮演传播中介的角色，还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刘能（2004:58）在解释社会运动为何发生时，总结出一个理论等式F(P)=f (G，A，C)，对我们深入理解媒介动员很有帮助。等式的意思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或“个体参与行动的可能性”（Possibility），是由“怨恨的生产和解释”（Grief）、“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Actor）和“潜在参与者的理性选择”（Choice）等三个变量决定的，其中，潜在参与者的选择又受到“政治机遇结构”（PO，即体制架构所体现出来的容忍程度）的影响。如将这一等式运用到中国的情境，则需做进一步的阐释，否则，无法彰明媒介在其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前所述，介入共意性运动的媒体与运动积极分子共同扮演了动员者的角色，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大小，与媒体的作为有直接关联。这个等式隐约地表述了这一关联，即媒体（A）借助话语表述对怨恨或诉求（G）进行强化与阐释，从而吸引潜在参与者做出同情或行动的选择（C）这一话语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就是媒介动员，其本质是媒介在“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进行联结的传播行为。
二、动员特点：情境依赖与媒介互激
3
前述理论等式间接标明了政治机遇结构（PO）与社会运动的关联，但并没有重点突出政治机遇结构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特定的本土语境下，政治机遇结构是影响社会运动（是否发生？有多大规模？将有何种结局？）最为关键的变量，它不仅是潜在参与者进行理性选择的判断标准，而且是媒介动员需要面对的最大“现实”。不过，这一“现实”因社会转型而处于动态的变革之中，整体来看，一方面转型时期的政治环境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性特点，另一方面，“统”中有“分”，“一”中有“多”，社会空间在不断地重构，具体情境复杂多异，媒介与行动者所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并非是总体性的，而是因时因地而异。因此，媒体作为“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两造之间的联结者，其社会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 对媒介动员情境依赖的探讨，需要对媒体类型加以甄别。媒体深嵌于转型时期的制度结构中，其科层建制、工作惯例与社会制度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依据组织化程度之不同，以及媒体与国家体制的距离之远近，可以区分为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前者指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是制度性的传输通道，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点，新闻的生产需经过层层把关，主流意志能通过科层化组织有效传达。后者指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尽管同样处于统合性的监管之中，但相较而言，是非主流的社会性表达渠道，对那些没有太多机会近用建制媒体的公民来说，它们是替代性的传播资源。在当下新媒体语境下，如果要对媒介动员机制做具体分析，必须兼顾到这两种媒介，相对而言，建制性媒体比替代性媒体的情境依赖性更强。
媒介动员机制包括三个面向：是否介入？何时介入？怎么介入？建制性媒体在各个面向都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具体表征为“相机而动”和“见缝插针”。所谓相机而动，是对政治机遇结构在某一具体时期呈现出来的“气候”加以研判，而后择取时机。厦门PX事件中，行动者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歧从2006年就开始了，但直到2007年3月全国的“两会”期间，赵玉芬联合104位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之后，《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才开始加以关注。无独有偶，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中，也正因为“两会”政协委员的提案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中华工商时报》最早在两会期间的3月份质疑该项目，4月份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报》、《北京青年报》、《财经》和《南风窗》等大批媒体全面跟进。不独在运动之初需要相机而动，在运动的发展阶段也需要判断形势，“明是非，知进退”。2007年6月，PX事件冲突激化，上万名厦门市民上街“散步”，从3月以来就持续关注该事件的所有媒体随即“失语”，直至8月份地方政府宣布重新环评，形式有所松动，才重新发声。 中国的改革具有特殊的逻辑和机制，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导致国家对社会依然有掌控权力，但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性的威权政体，上级和下级、条和块之间既有依存，也有矛盾，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存在着制度缝隙（夏、袁、陈，2012:50）。通常，下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的媒体、地方政府对异地媒体、地方对行业媒体无法实行有效规制，建制性媒体
4
因而得以在权力的缝隙中“见缝插针”。略加考察，几乎所有的共意性运动中，积极介入的都是异地的或更高级别的媒体。无论是见缝插针，还是相机而动，媒介动员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实际上是建制性媒体对政治机遇结构的衡估，是对转型社会中某一具体情境的权宜与调适。 替代性媒体被体制整合的程度较低，对于解决问题和实现诉求的动员效力显然不如建制性媒体，相对而言，仍然是辅助性的力量。但建制性媒体的言说空间更大，传播便捷高效，容易把“动静”弄得很大。在共意性运动的社会动员中，替代性媒体更多地扮演议程设置、信息扩散的角色，建制性媒体则通过话语建构，将运动诉求与政治机遇结构进行联接，努力将媒介议程转化为政府议程，二者互补互激，形成互渗动态的动员机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7年发生的77件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引发、民众广泛关注的有23件之多，共意性运动的比例更高。本文关注的几个案例，在运动之初无一例外都是由替代性媒体设置议程，随后，建制性媒体再相机而动，选择介入。此外，在运动当中的敏感时期，替代性媒体可突破“封锁”，持续进行信息扩散，让事件和议题不至于淡出公众视野，起到“新闻保鲜”的作用。2007年6月，厦门市民“散步”事件发生以后，建制性媒体集体噤声，直接参与行动的积极分子通过手机短讯、网络直播、网络评论等方式，传播关于“散步”事件的相关资讯，以“潜隐”的传播方式继续进行社会动员。 研究者注意到，新旧媒体并不是相互隔绝、壁垒分明的两套系统，而同属于一个资源分享、议题互涉的“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黄月琴，2012:98），这种独特的媒介生态系统正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相互激荡的结果。综观各个案例，共意性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媒介的意见领袖，或者在建制性媒体中从业，或者从事与媒体相关的职业，如自由撰稿人、新闻评论人，媒体观察者等。他们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社会纪录意识和话语表述能力，同时，对新媒介技术的关注和运用也异乎寻常，故在替代性媒体的话语空间中显得非常活跃。譬如，在番禺垃圾场反建事件中，运动发起者是居住在拟建垃圾焚烧厂附近小区的媒体从业者，其中不乏建制性媒体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最早通过网络论坛进行信息传递。厦门PX事件的活跃分子连岳、北风、令狐补充等既是网络名人，也是著名的专栏作者和自由撰稿人。南京梧桐树事件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明显，正是影视等建制性媒体的明星们，如体育评论员黄健翔、导演陆川、主持人孟飞、媒体人李承鹏等在网络上发声，将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借助各种体制的、非体制的资源，往来穿梭于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之间，在共意性运动中扮演了组织者和动员者的角色。
三、动员机制：合理化与建构认同
媒体在介入运动之后如何进行动员？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民众何以能够被动员？即民众为何要参加运动？对此，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