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是勒庞和莫斯科维奇的看法，他们认为，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狂热自负又极端不负责任，故社会运动是基于情感和奴性的群体行为。另外一种观点以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为代表，认为社会运动是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他们有清晰的诉求，并且s是在对政治环境做出判断的基础上，充分动调动一切资源进行的理性抗争。上述两种观点是“理想型”的认知框架，非常深刻而富有启发性，但与经验事实并不符合，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共意性运动是情感驱动和理性选择双重作用的结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媒介透过何种机制对民众进行情感和理想的动员？这关涉到新闻实践，需要借助建构主义的理论来解答。“建构论”认为，独立于主观认知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现实中进入人们视野的都是被表征过的事实，同理，作为一种被生产的事实，“新闻是建构的现实”（塔奇曼，2008:17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动员”是借助话语表述以争取更多资源和成员的过程。对此，孙玮（2008:14，2007:140）通过考察国内的社会运动，概括出“建构集体认同感”和“建构集体行动框架”两种动员机制，在笔者看来，这种概括未能切中要害，而且，她的考察对象仅局限于报纸，显然不尽周全。如果对国内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做一番全面考察，我们将发现，“合理化”和“建构认同”是两种主要的动员机制，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正是借助于这两种机制，分别从理性和情感两个面向对民众进行有效动员。 合理化的概念源自于马克思·韦伯，他把人的行为区分为两种“纯粹的反应”和“理性的行为”，前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反应，后者则意味着“人对自身的行为有自觉意识并赋予其意义”。韦伯认为人的社会行动都是理性行为，具体可分为四种，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感理性和传统理性（于海，2011:221），其中，价值理性是最富自觉性的行为，行动者笃信其行为符合某些价值，进而坚定地根据信念而行动。由此观之，共意性运动能否有效动员潜在参与者，关键在于运动诉求是否符合某些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并不是事实的天然属性，二者是分离的，价值与事实的结合是被赋予、被建构的过程，此一过程就是“合理化”。国内共意性运动的合理化主要仰赖建制性媒体的新闻实践，在既定的社会情境中运用一定的话语策略对事件和诉求进行表述，通过赋予它一定的主流价值而使运动变得合理合法，借此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和参与者。
建制性媒体的合理化有两种路径，一是“归因”，一是“连缀”。归因指媒体对事件本身的背景与事实予以“澄清”，或进一步挖掘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使运动具有正向的价值。南京梧桐树事件中，《南方晨报》刊登了记者对地铁二号线移植树木存活率的调查，“80%的死亡率”成为公众反对移树的重要依据；中央电视台将人们反对移树的原因归结为“树木移植的审批、方案的公示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程序和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新京报》则将梧桐被迁归因于“政府封闭的决策，管理者缺乏‘执政为民’的能力，缺乏与公众对话的能力，缺乏吸收公众智慧的能力”，以上种种归因为行动者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6
所谓“连缀”，也就是“借题发挥”，将运动同某些具有相似性的事件联系起来、为它们建立共同的认知框架。《中国经济时报》将南京梧桐树事件与广州骑楼、北京双兴堂事件进行类比，探讨城市发展、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广州日报》将该事件与潘石屹改建复兴路之争相联系，反思应如何平衡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光明日报》则回顾了近年来南京发生的与“梧桐让路”事件类似的“外秦淮河沟通建设工程”项目、“中山陵景区私自扩建别墅群”事件，倡导城市建设应该科学规划。
如果说，建制性媒体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了理性动员的角色，那么，替代性媒体则通过构建心理认同更多地扮演了情感动员的角色。杨国斌注意到情感是网络动员的基础，因为，“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这些因素有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 （2009：61），这里提到的“情感逻辑”基于转型中国怨恨积累、情绪郁结的严峻现实，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替代性媒体为情感逻辑的实现提供了传输通道。建制性媒体是高度组织化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主体，替代性媒体则不同，它不是动员主体，而是动员的手段和工具，活跃分子借助它与潜在参与者直接进行互动和交流，从这一点来看，替代性媒体的动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动员。自我动员遭遇的规制相对要少得多，交互的参与程度较高，故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附着情感的双向互动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共鸣，所谓“认同”正是在共鸣基础建构出共同的身份，并对此一身份进行心理确认的持续进程。
“认同”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固有特征，它是个体认可某一群体且自愿归属进而构建自我的心理过程，为此，动员者必须要为之提供一个集体身份。国内共意性运动的情感动员最常见的身份认同是地方共同体，因为引发运动的事件通常只对某一社区、城市或地域造成影响，故运动主体自然被建构为“XXX地方的人”。当然，这种建构是比较消极的，其诉求只针对自己的生活领域不受负面干扰，对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即所谓“别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诚如研究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国内的共意性运动近年来正发生一些变化，意图在更大范围形成对社会公益的维护，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增长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黄煜、曾繁旭，2011：167）。与此相关，集体身份的认同超越一地之利益，如连岳在博客中批评有些厦门网民狭隘的地域观念，指出，“厦门民众反对在不知情之下的PX项目，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污染其他城市”，“中国其他地方毁了，厦门也是不能幸存的”，“我们热爱中国每一座漂亮的（或曾经漂亮的）城市”，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厦门人、中国人和公民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孙玮，2007:142），从而为运动主体的认同提供了多重指向的集体身份。
运动积极分子借助替代性媒体进行情感动员，通常采用“悲情叙事”和“嘲弄讽刺”的方式。“悲情叙事”指将苦难或灾难性后果用夸张的手法展示给受众，营造悲悯的气氛，如在南
7
京梧桐树事件中，微博上跟帖最多的是诸如此类的说法，“以修剪为名砍梧桐的头，断梧桐的根”，“感觉那些树就像一个人，它们没有能力去挽救自己，只能慢慢等死”，“砍树是在砍我们南京人的心”，种种情绪化的表述和评论很容易相互感染。“嘲弄讽刺”则是在表达中注入讥讽和恶搞，拓展出情绪释放的交互空间。南京梧桐树事件当中的“植树节”前后，网友发起微话题“南京只有砍树节”，利用人们对节日与仪式的关注进行情感动员，据统计，该话题有五万余人参与，各种批评已远超出事件本身，如某网友留言“南京硕大的法国梧桐树，甚喜爱。据说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种的”，另一网友借用电影《活着》中的台词调侃道“那是反革命的树，该砍”，更有网友戏称“当年审批这个项目的时候领导在喝茶，没注意”，真可谓“群情汹汹”。不过“嘲弄讽刺”终归不是直抒胸臆，它既满足了公众情感宣泄的需求，也有助于降低话题的政治敏感性。
结语
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互激互渗的结果，其间，建制性媒体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替代性媒体则通过建构心理认同更多地扮演情感动员的角色。从助推事件解决的效力来看，建制性媒体因为与体制的密切联系，成为国家与行动者的联结者，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替代性媒介的动员功能是辅助性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这是由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在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中，“社会”逐渐从国家权威的控制和渗透中释放出来，获得部分相对自治的领域，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依然有掌控权力（孙立平，2002），因此，媒介动员受制于政治机遇结构，空间并不大，而且不具有延展性。共意性运动通常发生在大型城市，抗争者掌握着大量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社会资本（夏倩芳，2012:52），媒介即在其列，这是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但无论如何，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作为“媒介”与“国家”、“民众”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话机制，它展示了转型中国在“国家-社会”重构进程中积极的面向。
8
引用文献
艾尔东·莫里斯（2002）.《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煜、曾繁旭(2011).从以邻为壑到政策倡导:中国媒体与社会抗争的互激模式.《新闻学研究》（109）：167-200。
黄月琴(2012)．社会运动中的承认政治与话语秩序：对厦门PX事件的媒介文本解读．《传播与社会学刊》，（20）:79-114．
林芬、赵鼎新(2008)．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 (8):93-119． 刘能（2004）.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4）：57-70.
塔奇曼(2008)．《做新闻》．北京：华夏出版社.
托德·吉特林(2007)．《全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北京：华夏出版社. 孙立平（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5）：83-96. 孙玮（2008）．中国“新民权运动”中的媒介“社会动员”：以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媒介报道为例．《新闻大学》.（4）：13-19.
孙玮(2009).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社会功能分析：“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国际新闻界》， （1）：118-122．
夏倩芳、袁光锋、陈科（2012）.制度性资本、非制度性资本与社会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以国内四起环境维权事件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2）：21-66.
杨国斌(2009)．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9)：39-66．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鼎新（2012）．民主的限制．北京：中信出版社。.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