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就会处于相互猜忌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告：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由于体制设计的欠周而导致的制度性缺陷，也由于苦难的历史容易被人遗忘，更由于人性的丑恶得不到有力的制止和惩罚等原因，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侵蚀，一些权力的行使者似乎忘记了人民托付的政治责任。当今中国有些地方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有时让人可以一眼看出怨愤矛头所指。不讲政治信用，焉能获得政治信任？当今中国社会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其根源可能在于政治层面。
（二）执政不公积聚的社会风险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应当是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执政集团的应有宗旨。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来自于社会、产生于社会又超越于社会的社会公器。公器当公用，执政当公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除了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外，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然而，今天有些政府机关，在对社会管理、在为社会服务过程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已经有着自身的利益。一些地方爆发群体性事件，本已折射出地方政府机构处事不公、断事不明，还往往试图进行强力压制，手铐监狱以待，很难说其中不夹杂着这些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私利。
社会上民怨来自何处？人们的一个直觉是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的政府没有主持公道、没有伸张正义，没有替人民大众维护应有的利益，执政出现了明显的偏向，甚至某些政府机构也像江湖上的“弄潮儿”，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党群分离、官民对立的社会现象，并由此产生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在一个缺失正义的社会，已有的文明规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丛林规则。
如果政府办事不公道，政府不主持正义，那自然会产生人怨民愤，人们自然就不会与政府、与官员同心一体。由此本为一体的人民将开始分化为“我们”和“他们”，国家也将会面临着成为一盘散沙的可能，此时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
（三）司法不公积聚的社会风险
在目前的中国，司法不公一直是整个社会所诟病的话题，一个赵作海冤案的发生，使先前在人们心头已逐渐淡漠的佘祥林案件、呼格吉勒图案件、聂树斌案件、杜培武案件??像梦魇一样再一次浮上人们的心头。他们成了一种野蛮司法观念、一种不合理司法制度和某些司法者践踏法律的牺牲品。至于当前各种各样的，例如山西的“稷山文案”、重庆的“彭水诗案”、辽宁的“千里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的“灵宝网络帖子案”等案件的不断上演，更是现代司法在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刑法的任意扩大解释和随意发明创造“新罪名”的“丑恶表演”；拦截正常的上访人，设立“安元鼎”之类的关押场所；在官民相争时，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公正有时没有保障??，这些都是当代法治国度和文明世界的耻辱。国家法治目标设置的光荣期许一旦被现实的情景解构而被判定为虚假和矫情造作时，国人那种长期以来为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宣传而被激荡起来的对依法治国向往的热情就会消退、信心就会瓦解，从而必然导致下一轮重新进行信心鼓动时必要成本的成倍增加。
文明社会正义规则的退场、司法公正的缺位，必然导致丛林规则粉墨登场，也必然导致社会风险骤然而起。当社会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因长期地被冤枉、被贱视、被拒绝，丧失了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和自我确认的条件，最终也会形成暴虐的性情，铤而走险直接求助于江湖黑社会势力。当这种对立的双方都因为没有
文明的规则可循而走向敌视立场时，对立的双方就会被推向没有退路的境地，为对方也为自己准备好“刀斧手”，这种搏斗的必然结果进而使得双方都成为一种恶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校园血案”、“抗拆自焚”、“铤而走险杀警察、杀法官”的报道不过是一些注解而已。
（四）贫富差异积聚的社会风险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异已超出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而让我们感到心惊肉跳的是：这种差异还在扩大之中，“马太效应”何故如此眷顾中国社会，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没错，错的是先富起来的人并不都是通过勤劳、勇敢、智慧而创造财富的，一些人“第一桶金”的肮脏，一些人巧取豪夺，一些人的官商合谋，贫富差距和贪污腐化成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社会经济矛盾的重要折射，也成了民怨的重要来源。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和监督，那么硕鼠横行、贪墨无度必然还要延续。
这里蕴含着人们一时看不见的社会风险。但有权的暗贪，一方面官居高位啃着“皇粮”，一方面又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吃里扒外，私通某些利益集团偷吃“杂粮”，那无权的也就会“黑吃明抢”，由此，看得见的社会风险就会集中爆发。
（五）文化价值取向不明积聚的社会风险
我们现在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多元性、庞杂性、混乱性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一个社会需要一个人心向往、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主流文化。对此，有人以印度为例加以分析。印度的贫富差异甚至大于中
国，但即使印度穷人的棚屋就搭在富人的别墅旁，穷人也没有嫉妒心，一则也许富人的财富来路明白，二则还与印度穷人心中有信仰有关，他们的眼神很安定，心中很平静，并不存在一颗“仇富”心。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为了“真理”有人体炸弹、为了权利有刀枪相向，但很少听闻到有人闯入银行抢钱、闯入民宅抢劫的事件。因为这里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信仰、有一种宗教管住了他们的心。{7}反观中国社会，有太多的人已不再有慎终追远的精神远游和形而上的精神叩问。他们仅仅生活在形而下区间，在物质生活方面贪得无厌；思想空虚，在精神生活方面“过把瘾就死”。整个社会就在如此下沉过程中不断积聚社会风险。“没有主流价值的社会是可怕的”，{8}因此我国面临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风险。
三、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应对
如果我们找到了社会风险的原因所在，那就可以“对症下药”。在中国进人“风险社会”后诸多社会风险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和公众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国家预防和惩治犯罪也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
刑法由于其所具有的政治性控制效应与工具性惩罚效能的双重属性特点，也就成为国家对付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以至于很多人谈到如何对待社会风险时，就会想到如何在刑法中增加各种新的罪名。
但依据前述对社会风险原因的诸多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社会风险的症结所在。如何运用刑事政策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值得深入探讨，这绝不是增加几个罪名即可加以解决的问题。诚如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笔者看来，社会政策当然包括了刑事政策，但社会政策不能替代刑事政策。如何逐渐化解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后所形成的社会风险，
着实是国家、社会和时代所面临的相当棘手而紧迫的问题。笔者认为，相对应的刑事政策应当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一）实现刑事政策的重点转移，加强犯罪预防
新中国建政以后，我国刑事政策一直处在变化当中，但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实现了从一贯强调从重、从快、从严的刑事政策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值得称赞。但平心而论，宽也好、严也罢，都已是东窗事发，是社会与个人都受到伤害后的事后刑事制裁与处理。已然的犯罪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危害已在客观的时空中存在和固定了。
人们不会忘记在2010年上半年，福建、陕西、江苏等地接连发生的伤害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案件，以及一些法官、警察、信访干部被枪杀、被硫酸泼伤、被刀刺伤的极端事件。《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2期刊登调查专稿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已出现一个生活遭受挫折后无信心希望、无法纪意识、无精神信仰的失意群体。其中一些人在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情绪郁结缺乏疏导的情况下极易走向极端，危害社会。”{9}社会“失意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已向我们的社会发出了“红色警报”，国家、政府和社会应当高度重视及时疏解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加大对社会失意群体的关心，合理化解他们对社会的怨怼，最大程度地避免他们对社会采取极端行为，变事后的刑事严惩为提前的社会预防，将有可能导致犯罪的原因化解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多少年来，在惩治、打击犯罪方面，我们的司法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停留在“从重”、“从快”、“从严”的意识层面，有时又通过不断放大犯罪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