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强化着这种意识观念。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惯性让中国社会备受伤害，既成了中国社会肌体治之不愈的外伤与内伤，又成了我们民族心头挥之不去的硬伤与软伤。因此，我们应当要改变观念，充分认识刑事政策的要旨应当在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而不在于适用法律过程中如何“严打”或宽大。这是在反思我国刑事政策时必须加以认清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后刑事政策应当具有的核心价值。
（二）管住权力，治国先治吏，严防腐败
在中国众多的社会风险中，应当说政治腐败、权力异化、司法不透明最容易使国家及整个执政机制遭受颠覆性的破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非危言耸听。政治腐败、权力异化、司法不透明会使善良的人们丧失信心，也会败坏人们对国家和未来的期望，还会直接动摇人们仅存的信念根基。
“管住权力、治国先治吏、对权力进行监督”，在中国已是一个“说得嘴上起泡，听得耳朵长茧”的论断。只要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它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论断。我们应将它看作化解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的重心和基础所在。200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十分令人深思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人民）讲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掌权者的驯服，实际上就是对权力的驯服。把掌权者“关进笼子”，实际上就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初衷，这样就可以通过监督掌权者的一举一动来监督权力。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风险就可能大大降低。
（三）严格执法，及时、全面、公正惩治经济犯罪
各种刑事犯罪要依法惩治，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经济犯罪更为敏感。贫富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社会怨怼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犯罪的另一种时代投影。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们高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固然可以休矣，但中国社会贫富差异之大却令人们丧气。如果只能通过诚实的劳动致富，那么人们就不会对贫富差异存在任何争议，因为贫富差异本身并不是问题，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在历史上是穷惯了的。都说当今社会有一种“仇富”心理，但再怎么“仇富”，也没听说“仇”到袁隆平身上去。严重的官僚特权、贪污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不仅“前腐后继”的贪污腐败分子已经成为刑事犯罪的“大军”，而且激化了的社会矛盾，迫使一些民众几乎要开始“明抢暗盗”了。因此，对各种经济犯罪予以及时的制裁，这对恢复人们对公平的信心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及时、全面、公正地惩治经济犯罪，并非是每每言及重罚，说及时惩罚是指只要有经济犯罪就必须及时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来得越快就越有警示性；说全面惩罚经济犯罪是指所有经济犯罪都要做到罪有应得，罪有所罚。公平是指绝不能“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此一案彼一案”。为此，应当劝喻社会不要对刑法存有不恰当的心理期待。罪罪重罚会破坏刑法中的罪刑结构，也与人类的普遍公正、公平观念相冲突。对于经济犯罪，制度性的预防远比刑罚的严惩来得有效。所以加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行金融实名制、防止贪官外逃机制等制度建设，对于克服腐败现象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消除暴富暴穷，实际上也是降低社会风险的一个减压阀。
（四）防微杜渐，“从小打起”，彻底铲除黑社会犯罪势力
黑社会犯罪势力是文明社会的天敌，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颗毒瘤。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具备四大特征：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黑社会犯罪势力信奉的是丛林规则，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而且在黑社会犯罪势力猖獗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其身后有国家工作人员晃动的身影，经常会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纵容或包庇。当媒体揭露某些地方政府与“安元鼎”公司之类的流氓打手集团秘密协议，{10}共同实施践踏宪法、践踏人权的卑劣行径之时，人们感到不寒而栗。这种地方政府与黑社会性质的“安元鼎”沆瀣一气的卑劣勾当，竟然在首善之区的皇城根下横行了十年之久。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这类犯罪应当予以严厉打击，而且还要着重“从小打起”，不能容忍或坐视黑恶势力坐大。
（五）重建信心、重塑信念、重拾信仰，引导社会成员精神向上
经过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飞跃的提高。但我们也应当坦率地承认，与经济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的精神领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管我们的正面宣传如何渲染，整个民族的精神层面徘徊在低谷的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十分严峻的。所以，能否穿越岁月的幽暗，重建信心、重塑信念和重拾信仰，也是在化解社会
风险、制定刑事政策时需要关注的文化应对部分。
尽管我们知道，社会风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消除这种生成条件的目标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不管现实如何诡异，我们还是要提出应当在全社会建立起一种信心：即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以此让人民看到一种希望，从而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提供前提条件。
我们也要建立一种新信念体系。人活着当然要活好，但人活着的意义绝对不完全在于吃饱穿暖的“活好”，而在于像温家宝总理所讲的，活出人的尊严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使身处逆境，也必须安分守己，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不伤及无辜之人，这是做人的底线。
能否建立个人信仰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人们往往对不可知前景、不确定因素心存担忧和恐惧。这也许是权势和金钱也不能消解的。因此，除了权势和金钱之外，人们也真该相信一些什么了。正因为个人信仰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所以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走出丛林后的虚妄常常使人类超越了必然性的羁绊而率性而为，以致人祸迭出。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在此岸大力宣传唯物主义，以加快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提高技术水平。但面对无序的世界和喧嚣的社会，我们也确实亟需心灵的约束。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
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9、120页 {4}《米兰·昆德拉作品里的经典语录》，资料来源; http;//www. 360doc. com/content/10/1008/12/3784603 -59293632.shtml，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22日。 {5}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6}马克思墓碑上的墓志铭。 {7}张贤亮：《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构文化》，资料来源：http;//www. shekebao. com. cn/shekebao/nodel97/node209/userobjectlai3144. html，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22日。 {8}王秀宁：《诊断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资料来源;http;//www. glchina. org/analysis/deep/2010 -09 -07/904_3.html，访问日期为2010年10月21日。 {9}《燎望》新闻周刊记者：《消融社会“失意群体”》，载《瞭望》2010年第32期。 {10}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在首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兴”产业。仅2008年一年，这个罪恶的黑社会集团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为2100.42万元（2009和2010年可能会更高），以“截访”一人收取地方政府平均5000元计，就非法绑架和拘禁了42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