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技合作在中苏恢复邦交、向中俄关系过渡中的纽带作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两国就在军事技术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当时,中国军队大量装备了苏制武器。以飞机为例,从米格-15开始,到亚音速的歼5(米格-17),再到两倍音速的歼7(米格-21),中国空军装备的几千架战斗机一直都是苏联的米格系列。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苏两国首先从军事技术领域开始了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的尝试。应该说,在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国家独立并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军技合作就一直走在其他任何形式的经贸合作前面,推动两国在政治上不断加强互信。1989年6月西方国家执行对华武器禁运政策以来,俄罗斯几乎成为中国唯一的武器进口渠道。
1989年9月,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在《红星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愿意向中国出售包括“米格-29”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1990年4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苏联,双方正式签署合作纪要,为恢复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系打开了合作之门。同年5月中国从苏联“米里”设计局引进24架“米-17”军用直升机,这是两国恢复关系以来的第一次军事技术合作。
1990年11月,中苏双方共同达成了购买48架“苏-27”战斗机意向的协议。这是自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武器采购,也是中国空军历史上第二次快速现代化的起点[9]。此时距苏联军队正式装备“苏-27”仅7年时间[10]。苏联同意向中国出口当时最先进的“苏-27”,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它在恢复对华关系上的诚意。1992年12月18日,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二)军技合作与两国关系总体提升,形成良好互动
1992~1999年,中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互视为友好国家”、“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过渡的历程。这期间军技合作为两国关系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政治关系持续升温也使中俄军技合作迎来了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高潮。
俄罗斯由于日用品匮乏,直至1995年在大部分军贸合同中都接受一定比例的易货贸易。中国购买的第一批“苏-27”战斗机,70%的货款是以各种轻工业产品、食品等易货的形式支付的。此后,易货比例开始逐步降至40%。从1996年开始所有的贸易不再采用易货方式。1999~2000年俄罗斯还曾以提供13套“Тор-М1”防空系统的方式偿还中国的部分债务[11]。
军技合作长期处于中俄高层视野之中,与政治合作形成了良好互动。中俄元首于1996年4月25日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公开涉及了双边军技合作问题。声明中明确强调:“中俄发展军事关系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重申愿意保持军事技术合作应有的透明度并向联合国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制度提供有关信息。”[12]随后这一原则不断出现在两国元首及政府间的声明和公告中,中俄军技合作长期成为两国元首会晤和热线电话之间的话题。
1997年两国开始明确军技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11月10日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北京举行了第五次最高级会晤,期间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发展军技领域的关系是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声明》是国与国之间对双边及世界大事的基本看法,不规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具有强制约束力,那么,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与普京总统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就把两国的军技合作正式列入了法律文件范畴。《条约》第16条规定,缔约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军技合
作”,并根据本国法律为此创造必要的良好条件。这说明,两国军技合作已经成为一项有合作机制和法律框架保障的行为[13]。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军技合作的级别越来越高,俄罗斯开始向中国提供更为先进的“苏-30”战斗机。2003年12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应约与普京总统通话时说,军技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普京同样对中俄军技合作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俄中军技合作混委会会议,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4]。
2005年8月,中俄军技合作发展达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联合军演作为军事技术合作的最高层次,是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的表现。2005年7月3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联合公报》中说,“中俄军事合作对深化两国互信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双方愿进一步推动两军合作和交流。双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备忘录》的签署,表明两军交往发展到新的水平”,“双方将在现有基础上,采取实际步骤,促进中俄军技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发展”[15]。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前去参 加第12届中俄军技合作会议的国防部长曹刚川时说,“联合军演的成功再一次强化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和两国间的战略协作”,中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发展的最高点之一”[16]。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说,这次军演也是对俄式装备的一次检验,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军演前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中俄两国的军演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俄罗斯军技合作领域的战略伙伴、中国军队使用俄式装备[17]。
联合军演的成功,使中国在俄罗斯对外军技合作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彰显[18]。2005年11月1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在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成立5
周年的庆典上致词说,军技合作在近几年始终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部分,中国是俄罗斯军技合作的大国,也是优先合作对象[19]。
在军技合作走向高潮的同时,中俄双方决定互办“国家年”活动。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评价的:“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对全面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12月31日普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相互致电宣布启动“国家年”时说:“俄中互办‘国家年’,就是为了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深信,这一活动将成为俄中关系的主线。2006年在中国举行‘俄罗斯 年’,必将为进一步全面扩大俄中合作提供新的契机,造福两国人民。”[20]
三 中俄军技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一)俄罗斯军事技术政策变化与中国军队现实需求的矛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军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它并非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它走的是一段中国军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御侮腾飞、实现装备现代化的荆棘之路,这条路上有鲜为人知的艰辛和忍辱负重的无奈。抛开个案不谈,军技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中俄两方面。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对中国的武器出口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俄罗斯对中国大量出口装备源于叶利钦时 期,为维持本国国防工业的生存需要,出口政策相对宽松。在那个时期,“只要是中国朋友需要的,我们都可以给”这样的“示好”辞令经常能从一些俄罗斯官员和军工企业领导人口中听到。这种表白虽然不代表政策,却可以说明合作的良好氛围,可以说这是一个重经济利益,而军事安全观相对淡化的时期。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说,“俄罗斯国防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俄罗
斯向中国供应武器装备是维持国防企业生存的唯一条件。不这样做,飞机、造船等企业大概已经倒闭了。”[21]
这一时期,大量出口常规陆、海、空武器装备是俄罗斯的主要对外军技合作政策。“苏-27”系列,“米格-29”、“米格-31”飞机,“伊尔-76”军用运输机,“伊尔-78”空中加油机,“卡-50”直升机、“米-28”、“米-35”直升机,“C-300ПМУ-1”和“С-300В”地面防空系统,“道尔-1М”和“针”式地面导弹防空系统,“T-72”、“T-80”、“T-90”坦克,“БМП-2”、“БМП-3”装甲车,指挥自动化系统,电子战系统等成为俄罗斯向全球出口的主要装备。中国引进的主要装备也在其中,它们在改变中国军队装备的落后状态上起到了积 极作用,使中国越过了国产装备耗资巨大、研制周期长、基础工业不过关以及关键技术短缺等技术和生产鸿沟,大大缩短了中国军队装备走向现代化的时间。
2000年之后,俄国防工业逐步摆脱危机,国家开始实施新军事技术研发计划,执行加大本国军队装备力度和继续常规武器出口的“内外并举”政策。为俄军装备更新换代提供保证成为国防工业最根本的任务。俄罗斯在《2010年军事建设规划》和《2010年前国家装备计划》中规定重点发展3个装备和军事技术领域:一是以“白杨-M”为代表的高机动战略核武器、高精度武器所需的宇航侦察设备、防空防天系统、反导系统以及相应的高精度战术系统。二是对军队现有设备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更新换代。三是加大高新科研、试验以及设计力度。2004年俄罗斯仅用于信息侦察系统、军用宇航系统和高精度制导武器和核武器的研制费增幅就达到了210%,2005年国防科研费提高到23亿美元,占据国防预算总数(69亿美元)的33%。
这意味着在2010年之前,俄罗斯武器装备结构将出现从传统的陆地向空中、太空发展的趋势,有效防止空中打击、反海基、空基高精度导弹袭击的现代防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