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宋时期的湖州农业
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归宋，真正实现了北宋的统一，浙江也随之纳入北宋的版图。宋初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将全国府州军监分成以路为单位的区域。北宋初浙江属两浙道，至道三年（997）属两浙路（治杭州）。太平兴国七年（982）分乌程县东南十五乡置归安县（时吴越王钱氏初归命，故以归安为名），与乌程（西十六乡）并为州治。湖州辖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武康六县。武康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自杭州隶湖州。从此以后，湖州府辖领6县基本稳定，直到明初。
靖康二年（1127）宋徽宗、钦宗被金兵掳走，北宋灭亡。徽宗的儿子赵构于同年五月即位，是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浙江在南宋时分属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共五府、六州、六十六县。宝庆元二年（1226）改湖州为安吉州，州治乌程、归安，仍辖六县：乌程、归安、德清、武康、长兴、安吉，属浙江西路。
两宋时期，是湖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也是湖州农业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湖州农业生产无论从发展的广度还是深度，从农产品的量与质上都是隋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南宋陈旉的《农书》和宋嘉泰《吴兴志》为我们留下了了解湖州两宋时期农业生产状况的宝贵资料。“苏湖熟，天下足”，正是对这一时期湖州农业的高度概括。
第一节 两宋时期土地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
两宋时期，尤其是宋室南迁后，大量人口迁入，再加上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湖州地区人口已超过唐代后期一倍以上。人口的剧增必然带来了耕地不足和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从而导致土地的不断开发、农业耕作制度的演变。
一、人口的迁入
1127年宋室正式定都临安,“民从者如市”。随着宋室南渡，大量移民南迁，包括众多的富商巨贾、文人墨客、官僚士子以及皇亲豪族皆避居江南。时人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宋会要》形容“渡江之民溢于道路。”“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嘉泰《吴兴志》载，“高宗皇帝驻跸临安”湖州“实为行都辅郡，风化先被，英杰辈出，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
宋太平兴国九年（984），湖州户38748，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户129510，元丰 ①②
①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卷4[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八年（1085），户145010。北宋崇宁元年（1102），湖州户162335，口为361689，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湖州户204509，口增加到518352。虽然无法统计具体的入湖移民，但从一些市镇的形成和县制的升迁中仍然可以得知。
三角洲的轧村，“宋高宗渡江，??驻跸轧村，车马填骃，故名轧上林村，又名上临。”东林镇，据同治《湖州府志》引《双林志》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形成绫绢集市，故又名商林。菱湖聚落虽然形成于唐代菱波塘的兴修，但作用市镇的兴起却是在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晟舍因闵氏自南渡来浙，占籍晟舍而人烟渐聚市。南宋中后期，流民继续迁入。嘉泰《吴兴志》辟《侨寓》，说明个别市镇已出现外籍人口数超过土著人。
宋按政治、经济情况和户籍数量，将县划分为赤县（京城区）、畿县（京城外）、望县（4000户以上）、紧县（3000户以上）、上县（2000户以上）、中县（1000户以上）、中下县（1000户以下）和下县（500户以下）等几种。据嘉泰《吴兴志》载，乌程、归安、长兴、安吉为望县，德清为紧县，武康为上县。隆兴中（1163~1164）乌程县列入全国40大县之列，“知县事者皆堂除，政绩显著者，召赴都堂审察，以阶六院六察。”
①
二、土地开发状况
继六朝以来，吴兴豪族大量占有耕地，到了唐宋时期，许多湖泊往往被豪强地主废止为圩田，破坏了水道的排灌系统。正如楼钥所说：“圩田多势家所据，使水无所潴，复无所泄，圩田未作，岁多丰稔，作圩以来，水旱屡告，利害甚明。②”所以到了后期，禁止豪强霸占湖田，成为重大问题。两宋时期，许多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在城镇居住，时人谓之“遥佃户”。江南市镇也有不少此类居民。居住于湖州南浔镇的华文胜，田地众多，家财富足，曾先后向镇上的报国寺布施4000多贯。
随着人口的持续迁入，人地矛盾日益激化。人口剧增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经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开发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直到北宋景祐年间，张方平出宰昆山时，太湖流域还是“地旷人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表明这里的农田垦拓还是大有潜力的。
南渡以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争地，向水争地，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连湖州偏僻山间，绍兴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 南宋嘉定中，知湖州王炎也说，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 ①②
③
④
嘉泰吴兴志
楼钥·攻媿集·卷89·陈居仁公行状 ③
宋会要食货6之29 ④
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
万石”。
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湖州地区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不少新的耕田名称始见于史籍。
围田、湖田、圩田。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田混称。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
葑田。北宋蔡宽夫指出：“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
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 采用耐旱的金成、箭子（占城稻）等品种，收获少而产量不稳定。
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虽然围田、湖田、葑田和承天田，增加了大量的良田，解决了人口增加带来的矛盾，但与环境的破坏、水利工程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关于东西部土地的肥沃之比较，《嘉泰吴兴志》有详细地记载：“今郡境东南乡分，延袤百里，田旧有围、塍、岸，岁修崇固，悉尼上腴，亩直十金。西北诸乡，接近山溪，春夏水易暴长，昔年悉为湖泊，畎亩荒芜，十岁九潦。今渐复起塍、围，岁亦有收矣！??然西北之田，终以地势高下不齐，水骤长而易退，多病干隘，非东南乡比也；带山田地则陆种。”不各土地类型，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土地利用程度有明显的不同。西乡、北乡开垦的山间扇状地，虽有陂塘灌溉比较耐旱但收获不稳定，如安吉的承天田；山间的丘陵地带分布着陆地，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而东南乡三角洲水田由于有围塍的设施，所以土地利用率就相对较高。
据周生春研究③，经过长期的开发，到了南宋末期，江南的可耕地已大致开垦完结。南宋末期与明清时期的耕地比较如下：
县名 南宋末（垦田数） 明清（额田数）
乌程县 669630亩 806755亩
长兴县 795600亩 820000亩 ①②
①
②
宋会要食货6之31 嘉泰吴兴志卷19 ③
周生春·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J].中国农史，1995
南宋数字只包括田，明清包括田、地、山塘。南宋人屡屡说“士狭人畴，田无不耕”、“无不耕之地”、“四郊无旷土”。今日宋史学家认为“到南宋中期，闽、浙地区耕地的增加已经达到极限”。①但是至少在长兴和安吉等地，还不存在着耕地极限。
宋 元 明初
乌程669630 1141384 1036300 长兴795600 / 1530738 武康160484 383901 311053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第51-55表1）
由于宋代商业繁荣、酿酒业发达、城市消费量大增，糯稻种植面积大，人地矛盾还是十分突出。
三、农田水利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盾突出，再加上围湖成田现象的日益严重，原有的湖塘也大多已废除或缩小，所以两宋时期又兴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
1、兴修堰坝、陂塘
北宋时，随着山区梯田的开发，陂塘堰闸等灌溉工程的兴建继续得到发展。熙宁（1068~1077）中王安石颁布农田水利法，对过去遭豪强地主所霸占、围垦的蓄水湖和陂塘堰，悉令还湖、还塘。把兴修水利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诸当职官，申请兴修农田水利。请开修陂塘沟河，导引诸水??疏决积涝，永除水害??举修毕??千顷与一等酬，七百顷与二等酬??”本区水利开发又有了更大的发展。
宋庆历元年（1041），湖州剌史胡宿筑石塘百里，“以捍湖水之患”，州人称“胡公塘”。 淳熙三年（1176），武康蔡霖浚治新溪，自汊溪口徙水道东北注五里合长安溪，以通舟楫。宋庆元间（1195~1200），知县丁大声浚治后溪。
宋嘉定年间〈1208—1224〉陈季永率领安吉乡民筑吴塘、横塘、朱塘〈均在今安城镇北〉，用以灌田。
两宋时期，修筑堰坝非常重视堰址的选择，合理布局，坝沟配套，石砌堰坝，修筑梯级堰坝，实行左右相邻堰坝互相贯通，堰坝与陂塘串联灌溉，把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灌溉系统。如余英溪上游合溪，小溪纵横，多小堰，合溪以下谷地逐渐开阔，多大堰。著名堰有9座，其中万宝堰最大，长50米。此外，对堰坝陂塘还设立管理机构，大堰由政府管理，小堰则实行个人或众人集体管理。
2、太湖溇港
頔塘、吴兴、长兴间横塘，处于太湖进水之地。开始修筑时不是紧靠湖涯的，而是有一段湖滩之地，以后滩地逐渐淤长，茭芦地也逐渐开辟为水稻田。为了湖田排灌和航运的需要， ①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在湖滩地里每隔几里疏溇港一条，这样就建成了许多溇港。
北宋范硕著有治水专著《水利管见》，文中对吴兴水利，提出了浚河道、筑圩围、均工费、分等则，疏沟洫、凿水池、疏城市等七点治水主张。
庆历中（1041~1048），湖州通判李禹卿在太湖边筑堤八十里，开横港一条，名湖塘。政和六年（1116），两浙提举赵霖主持大规模治理太湖，并总结治太经验“开浚港浦，置闸启闭，筑塘裹田，三者缺一不可。”
南宋乾道中（1165~1173），乌程主簿高子润疏三十二溇至太湖，复晋宋旧迹。 《嘉泰吴兴志》卷五《河渎》所列溇港之名如下：
乌程县，有诸溇、比溇、上水溇、罗溇、张港溇、新泾溇、幻湖（宦湖）溇、金溇、赵溇、潘溇、许溇、王溇、谢溇、义高溇、陈溇、薄溇、五浦溇、蒋溇、钱溇、新浦溇、石桥溇、汤溇、成溇、宋溇、乔溇、湖溇等26溇（绍熙中《修湖溇记》加纪家溇为27溇，但无上水溇，而有阳家溇）又因五浦溇而置五浦市。南宋绍熙二年（11391）知湖州王回改纪家港以下27溇，分别以丰、登、稔、熟、康、宁、乐、瑞、庆、福、禧、和、裕、阜、通、惠、泽、吉、利、泰、兴、富、足、固、益、济命名。
长兴县，有余鱼浦、柳浦、前周浦、前荻浦、后荻清、鱼余浦、鸡笼浦、陈渎浦、石祁前浦、后祁后浦、彭城前浦、彭城后浦、新塘浦、阴寒浦、金浦、石渎浦、道界浦、白茆浦、吴渎浦、广浦、张溇浦、松公浦，计22浦（县图经载原为24浦）。
淳熙十五年（1188），湖州知事赵思委开浚溇港并整修闸门。
至宋末，苕溪流域大型水利工程几乎都已建成，沼泽低地已成为肥沃的圩田，为两宋农业经济的起飞提供了条件，其中不少水利工程在明清时期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宋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向湖州东乡低地的定居进一步发展。与东乡的人口相对集中，村落丛集相对应，东部低湿地许多市镇也应运而生。
第二节 两宋时期湖州的农业生产
宋代湖州地区农业生产主要体现在：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和稻作技术的提高，使湖州地区的粮食生产，不论是单产和总产，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一跃变成了全国的重要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时谚充分说明了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
一、稻麦两熟制的形成粮食复种指数的提高
1、稻麦两熟制的形成
宋代以前，湖州地区在旱地就早已开始种麦，但没有在水田种麦的记载。
从目前史料来看，稻麦二熟制的形成不在唐，而首先出现于北宋，盛于南宋。原因： 第一、北宋初年，苏、杭两地的户数为10万，但至南宋末年，两地的户数就猛增至72 ①
①
游修龄.浙江历史上几种主要农作制度的发展[J].刊于浙江农史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