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近300年间，两地的户数增加6倍还多，反映了太湖地区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趋势。应该指出，在这些移民中，很大一部份人，来自北方，是吃惯面食的。因此，不用说，社会对麦类的需求，也空前增加。由于这样，太湖地区随这而产生了麦类供不应求，麦价飞涨甚至高于米价的情况，这也就促进了农民种麦的较大发展。此外，当时规定，稻田种麦，不收麦租，这也一定地刺激了农民在稻田多种一季麦的积极性。关于这一情况，在庄秀裕的《鸡肋编》中有这样的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由于这个社会因素的推动，不仅使麦类在湖州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麦下水田，产生和出现稻麦二熟制。
第二、官府在奖励垦荒的同时，劝民“益种诸谷，以防水旱。”因此，麦等旱粮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到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湖州已普遍在旱地种植麦子，品种有大麦、小麦、落麦、荞麦等，而且在麦子之中又有早熟、中熟、晚熟品种。麦子的种植促进了湖州稻麦两熟制的进一步形成。
第三、在太湖流域农业发展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太湖流域相对中国北方来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一年四季均可有不同作物生长。而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气候，隋唐时期比现在还要暖和，北宋虽较寒冷，但南宋时期又趋暖和了。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太湖流域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稻能够很好生长。在宋代，江南地区的农民已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如陆游在《喜雨》诗中就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其自注云：“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剑南诗稿》卷三九）由于江南地区无霜期长，水热资源丰富，农民们便可利用不同品种成熟的早晚使水稻一年再熟，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总产量。
太湖地区推行稻麦二熟制之初，主要是在早稻田中，晚稻田都是冬灌泡田，休闲过冬的。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中记载宋代南方的秋季耕作，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夫耕耨之先后迟速，各有宜也。早田获刈才华，随即耕治晒曝，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晚田宜待春乃耕，为其藁秸柔韧，必待其朽腐，易为牛力”。直到元代，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记载的情况还依然如此：“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坺半出水面，日暴雪冻，土乃酥碎。”这就是宋代太湖地区的稻麦二熟制只行于早中稻田的原因。自元代创造了开沟作疄，泄利其水的技术以后，稻田积水和地下水位高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这为晚稻田的种麦，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这也是后来明清时太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出现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北方人爱吃麦食，而军输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促进了麦价剧增。“绍兴初（113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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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3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1162），麦一斛值一万二千钱，民获其利倍于种稻。”而当时民间的习惯又是“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因此，建炎以后，原来只在旱地上种植的麦子，不但下了田，而且纷纷利用收稻后的冬闲来扩种冬麦，从而在太湖流域和湖州一带，出现了“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范成大诗云：“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日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
2、粮食复种指数的提高
提高粮食复种指数与推广适用农具，是宋代湖州实现粮食增产的两项重要的技术措施，也是宋代湖州粮食生产杰出成就的重要表现。
宋代稻麦两熟制的形成，使湖州的粮食生产走上了利用提高复种指数以提高粮食产量的新途径，这在湖州粮食生产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粮食的产量，也使日趋严重的人多地少矛盾得到了缓和；同时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制，又有利于用地养地，这对减轻病虫草害和保持地力，也有重要作用。
粮食复种是指一年之内，在同一土地上种收两季或两季以上的粮食作物；粮食复种指数是以全年播种粮食的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的百分数。唐代湖州稻麦两熟制在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到了南宋时期，北方移民激增，对麦食需求量扩大，促使了大小麦向水田发展，从而使得稻麦两熟制得发迅速发展。“在手工生产的条件下，实行复种制就需要在单位面积投入更多的劳动量。??而复种制的推广，反过来对解决因地狭人稠造成的吃饭问题，起着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提高亩产量，扩大复种指数的突出成就，确是显示了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方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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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湖熟，天下足”
由于可耕土地的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宋代湖州粮食生产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正是宋代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的写照。
两宋时期，湖州农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就是占城稻的引进和改良。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因两浙江淮“稍旱即水田不登”，宋真宗派人赴福建取占城稻种3万斛，分给两浙等三路，“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后经改良，使其能适应各种水土气候而成为不同品种，太湖流域的六十日稻、赤谷稻、金钗糯等都是占城稻的改良种，六十日稻又名早占城。到南宋时，占城稻的种植已很普遍。
对占城稻的浸种，在实践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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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季裕.鸡助篇
宋·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 ③
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载《平准》第三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 ④
宋史.卷173.食货上
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熟，如甲坼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宽竹器贮之。于耕过田细土停水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莳”。占城稻的引种，对湖州粮食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湖州水稻品种，据嘉泰吴兴志载，水稻中“占城”稻，已演化出许多早熟和早中熟的籼稻品种。粳稻（糯）中，不仅出现更多优质米、香米、宜酒米品种，而且提高了适宜于稻麦二熟栽培的中、晚熟品种的比例。《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十里香、师姑秔、八月白、八月乌等8种籼粳品种数，１种糯稻品种数。但这并不是宋代湖州水稻品种的全部，因为《嘉泰吴兴志》在记载了９个当地的水稻品种之后，就如是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
除水稻、麦种植外，旱地作物也多有种植。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湖州种植的旱粮作物主要有粟、黍、豆穄、稗、麻等，种植之广麦为最，品种之多豆为首。栗有黄栗、白栗和糯栗，豆有大豆、黑豆、绿豆、赤豆、燕豆、豌豆、豇豆等，麻指牡麻，在宋代既是纤维作物，又是粮食作物。嘉泰《吴兴志》说：“麻，今乡人种，先收牡麻取其皮以缉衣充布，后收单麻，取其子以供食。”这些旱粮的出现，对于增加太湖地区的粮食产量，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水稻的单产也有明显的提高。据研究，唐代南方的水稻亩产量，约为1.5石米或3石谷，约合今亩产276市斤。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产量，平均约为2.5石米，约合今亩产谷450市斤，比之唐代，提高174斤左右，亦即增长了63%。
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宋室南渡，临安不断膨胀的人口为湖州的商品与粮食提供了市场。杭州所需粮食大多来自于苏、湖、常、秀等州。其中湖州为最多。所以南宋时杭州北门外有一市镇为“湖州市”（湖墅），是临安主要米市，也是湖粮主要集散地。外地来杭的米船大都集中于余杭门外崇果院黑桥头，然后再分发各铺出籴。②
湖州地区的粮食已甚为富裕，早在宋代就已是闻名的天下粮仓。薛季宣《浪语集》卷28《策问》第四门指出：“淮浙当承平之世，非惟国用之所仰赖，‘苏、湖熟，天下足’则又发于田家之谚。”“承平之世”是南宋人对北宋的习称。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云：“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故都”其实就是北宋的汴京。到了南宋时，“苏湖熟，天下足”谚语更为广为流传了。宋人吴泳引时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鹤林集》卷39）高斯德也说：“??其熟也，上田亩收五六石，故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吴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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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双溪类稿》卷21《上赵丞相》 咸淳《临安志》卷19《市》 ③
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 ④
宋·高斯德.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高二人都强调此系“勤所致”，“人力之尽”，这是很有见地的，充分肯定了湖州人民的创造力。南宋光宗时，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引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此时，太湖流域已是“苏、湖、常、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廪。”“苏湖熟，天下足”一直到明代才逐渐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自唐更五季至宋渡南，而吴兴去宋行都最近，苕霅两水分贯郡城，宋诸王分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火相接，故吴兴郡城萃起汀洲浦溆之上。”
第三节 两宋时期农村多种经营
宋代湖州农业生产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具有发达的农村多种经营。这是宋室南迁、城市人口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社会需求，也是湖州农业生产特有的自身条件和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蔬菜生产
宋代蔬菜种类丰富，以生长环境可分地栽蔬菜和水生蔬菜（水生作物）二类。 1、地栽蔬菜
宋室南渡以后，随着都市消费的兴盛，蔬菜的栽培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这一时期的蔬菜种植，除种类增多外，还出现了专为城市供应副食品的专业户，蔬菜种植也成了经营性农业的独立分支。漆侠先生指出宋代蔬菜业作为商业性农业而不断扩大。王曾瑜先生指出宋代蔬菜种类繁多，且南方比北方更丰富。在两宋湖州城市农业中，蔬菜种植业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甚至有数十个品种的蔬菜在不同的季节应时上市，供应市民的生活需求。
嘉泰《吴兴志》所记，这时的蔬菜名目就增加到了30种以上，有葱、姜、韭、薤、蒜、菘、芥、茄、苋、芹、冬瓜、黄瓜、葫芦、茨菰、芋、莼、萝卜、茭白、蔓菁、莴苣、苦荬、波稜、胡荽、芸苔、茵陈、薄荷、笋、茨菇、豌豆、豇豆、藕、甜菜、莙达等。涵盖了根菜类、白菜类、绿叶蔬菜、葱蒜类、瓜类、豆类、薯芋类、水生蔬菜类和多年生蔬菜类等。其中标明“今添”字样也即南宋时新引进的就有9种：莼、蔓菁、莴苣、苦荬、波稜、薄荷、胡荽、芸苔、茵陈等。
胡荽：北方俗称称芜荽，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提味蔬菜——香菜。 波稜：亦作波棱，即现今波菜。
菰白：嘉泰《吴兴志》列“今添”。湖州古名“菰城”，即以产“菰”而得名。但唐以前主要食其籽实——菰米，即雕胡。作为蔬菜食用，当在南宋时期。据嘉泰《吴兴志》载：“菰三年以上心中生苔，如藕白软。中有黑脉，堪噉。”
苦荬：即现今多头菜。
萝卜：原产我国。湖州地区何时栽培没有明确记载，据淳熙《吴兴志旧编》记载：“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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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侠.漆侠全集（三）[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王曾瑜.宋辽西夏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卜，合溪者最佳，岁常入贡”。萝卜的栽培至少在南宋以前就有了。
胡萝卜：胡萝卜原产中亚一带。大约由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胡萝卜“元时始自胡地来”，因而一般都认为元代才引种至我国。但事实上，南宋时太湖地区的地方志中即已有胡萝卜的记载；可见胡萝卜引种至我国的历史，当不会晚于南宋初年。
姜：《吴兴志旧编》有“近太湖，地宜姜”的记载。 蒜：本草有大小二蒜，今山乡皆有之。
茄：一名落苏。本地有三种：紫茄、白茄和水色茄。 芹：引《吴兴记》载：乌程温山出御芹。
瓜：旧编云：乌程甜瓜有名。瓜有白东瓜、胡瓜、越瓜等。其中甜瓜有青、白二种。越瓜，湖州俗呼生瓜，谓可生食也。胡瓜，即今之黄瓜。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专为城镇居民供应蔬菜的种植专业户，如《夷坚志补》卷7《沈二八主管》载，湖州村民沈二八“在园锄菜畦，以种作为生。”
2、水生作物
湖州种植的水生作物，大多可作蔬菜。湖州东乡平原地势低洼，河网密布，水生资源丰富。其中有菱、藕、芡（鸡头米）、茨菰等。
菱：是水乡泽国的特产，范成大诗说：“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足证当地已有种菱谋生的专业户。太湖菱有不同品种，《嘉泰吴兴志·物产》说当地有果菱、湖趺菱、青菱、野菱、太州菱、馄饨菱，“晚秋采实竹箔，曝干去壳，为米亦为果，有收至数斛者”。菱除鲜食以外，如《吴兴志》记载，晚秋采收以后，“竹箔暴干，去壳为米，亦为果，一家所收，可达十数斛”。当时菱的种类繁多，其时湖州一带的品种：“两角者有果菱，差小；有湖跌菱，色红；又有青菱，色青，角曲而利；四角者野菱，最小角极；有太州菱，实丰而美，土人所重；近又有无角者，谓之馄钝菱，以其形似也。”早在唐代，菱湖因鱼菱业发达、贸易兴旺，已有“水市”之称。宋代“旧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嘉泰《吴兴志》）“春水龙湖（菱湖的旧称）绿满天，家家楼阁柳吹緜，菱秧未插鱼秧小，种出明珠颗颗圆”的诗句。
藕：湖州藕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唐代，古城四郊和长兴吕山、长城一带，已是藕荡星罗棋布。唐诗人韩愈赞湖州雪藕“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到了宋代塘藕生产规模愈加扩大。北宋苏东坡在湖州时曾留下“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的优美诗句。明万历《湖州府志》中载有：藕产桑渎（道场双塘村）最佳，被称为“湖州雪藕”而久负盛名。
茨菰：嘉泰《吴兴志》列“今添”。主要种植在低田水中，又名慈茹，根如蒜，味苦。 凫茨：嘉泰《吴兴志》列“今添”。苗似龙须而细，根似指头，黑色可食，实为今之荸荠。
莼：《嘉泰吴兴志》列“今添”。《统记》云：长兴西湖最佳。“软滑宜羹”。长兴县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