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会上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时，斯大林再次强调了保留宪法草案第17条关于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万一犹太共和国将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出退出联盟的要求，那么就会对苏联的国家安全造成无法估量的威胁。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对此不能毫无防范。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斯大林最终把“克里木方案”束之高阁。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此事。几年后，他便利用它制造了反对犹委会的案件。
三、“克里木方案”对战后苏联犹太人命运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苏联犹太人的境遇几乎是每况愈下。战争期间通过鼓励民众表达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来支持卫国战争的宽松气氛随着冷战的降临逐渐冷却。反犹运动开始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10月，苏联政府首次将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纲上线为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威胁。1946－1947年，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发起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成了“犹太人”的代名词。1947年底，苏联国内开始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犹太人运动”，党政机关、科研机构和教育部门等国家机构中的犹太人普遍遭到清洗和迫害，与国外犹太界的联系也被迫中止。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苏联国家安全部精心炮制了“犹太人反
法西斯委员会案”(1948年底－1952年)，而“克里木方案”则成了逼迫犹委会成员就范的杀手锏。
“克里木方案”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米霍埃尔斯。作为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自始至终参与了“克里木方案”的酝酿、提出和推动工作。“除了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和几个外交部负责人外，只有米霍埃尔斯知道斯大林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来龙去脉”。从某种程度上说，米霍埃尔斯正好处于这一争论的中心。在争取国外犹太人资本的计划失败后，利用苏联犹太知识分子加强与世界犹太界合作的政策也宣告中止，而米霍埃尔斯成了这种政策转变的第一个牺牲品。要消灭犹委会，首先就要除掉米霍埃尔斯。米霍埃尔斯享有世界声誉，个性强烈，苏联当局无法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于是，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下令国家安全机关通过假造车祸的方式将其秘密杀害。 除掉米霍埃尔斯后，斯大林立即把矛头指向了犹委会。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维?阿巴库莫夫受命策划了新的一轮迫害运动。1948年3月26日，阿巴库莫夫起草了一份《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其中把提出和宣传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共和国列为犹委会领导人“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主要“罪名”之一。正是该报告加速了对犹委会成员的囚禁和审判步伐。1948年11月20日，犹委会被勒令解散。紧接着，洛佐夫斯基、费
费尔、所?布雷格曼、莉?所?什泰恩等15名犹委会领导人和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先后被捕。而“作为控告的主要武器的唯一一份文件，就是那封致维?米?莫洛托夫和约?维?斯大林的关于将犹太人迁居克里木的信件”。斯大林认为在这个建议的背后，有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维埃情报局插手。他宣布犹委会的成员“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木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中夺取克里木，并在我们海岸边建立一个直接威胁苏联安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前哨据点”。在三年多的审判过程中，阿巴库莫夫和国家安全部的侦察员不断使用“非法审讯方法”，通过严刑拷打或恐吓威胁强迫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人供认：他们提出在克立木建立犹太人共和国，目的就是为了把克里木作为登陆场出卖给美国，罗森贝格为此保证他们将得到美国政府的物质援助。于是“克里木方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巨大的怪物”。1952年5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组成军事审判庭对此案开始进行秘密审判。尽管所有被告在法庭上都推翻了此前的口供，并且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人已经澄清了有关“克里木方案”的全部事实，但是，法庭在1952年7月18日的判决书中依然把它看成是犹委会领导人诬蔑苏联的民族政策，同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相勾结，为了美国的利益合谋进行的反苏犯罪行为”。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审判前就已经作出的决定，除莉?所?什泰恩判处劳动改造外，
其余14名被告皆被判处极刑，于。1952年8月12日执行枪决(布雷格曼后来因病死亡)。另外还有110名党务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学者、作家、诗人、记者、演员、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因受此案牵连而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极刑，劳改和流放。 事实上，至今也不清楚是谁想出了这个“克里木方案”的。因为无论是罗森贝格，还是米霍埃尔斯和犹委会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在很长时间里都并不认为犹太人迁往克里木是可行的。据说，犹委会里由中央委员会机关任命的几名编内办事人员积极地推动了这个主意，并有意把莫洛托夫拉了进来。后来才清楚，这几个人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还有人认为这个方案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召见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时提出来的，并授意他们给斯大林写信。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早就知道了“克里木方案”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否则他们不会让其他党政高层领导在这件事上忙碌，而且鼓励犹委会领导人提交正式提议。尽管斯大林最终放弃了“克里木方案”，但是，在那么多苏联最高层领导人都曾给予支持的情况下，该方案绝不可能是叛国行为。如果斯大林把该方案看作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下为美国的入侵提供登陆点，那么他为何不立刻加以拒绝呢?他为什么一直等到8年后才来审理有关的当事人呢?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苏联当局对犹委
会领导人的指控是多么的荒诞。所以，赫鲁晓夫后来在谈到“犹委会案”时说：“我认为这整个事件是一个可耻的勾当。” 1953年3月10日，斯大林死后刚几天，苏联内务部就成立了四个专案组开始重新审查被捏造的“犹委会案”、“医生谋杀案”等4个案件。“复核结果证明，指控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等人的案件纯属虚构，而被告在初审中的供词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1955年11月2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宣布撤销1952年7月18日对因所谓“犹委会案”而被判罪的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人的判决，因缺乏犯罪要素按刑事程序终止诉讼。1988年12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为所谓“犹委会案”被判刑人平反的问题。但是，真正给犹委会成员恢复名誉却一直拖到1995年。直到此时，这一历史冤案才得到最后昭雪。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犹浪潮之后，人们不仅要问：斯大林为什么屡屡向犹太人发难?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斯大林的个人品行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找原因。赫鲁晓夫曾经指出，斯大林品性中有一个不能宽恕的主要缺点――“他对于犹太民族的敌视态度”。作为领袖和理论家，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或演说中没有留下半点反犹太主义之嫌，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对于犹太人的鄙视和敌意却是无法驱除的。赫鲁晓夫、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等人的回忆录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犹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