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佐来当节度使。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着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份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着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的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着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藉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而不能恢复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渡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着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份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呢？ 返回首页
第五章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势运，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了转机。宪宗自即位以，于元和“元年，平夏州（在今陜西横山县西）。二年，平蜀斩（刘）辟。三年，平江东斩（李）锜，??五年，擒史宪诚，得泽（今山西晋城县）、潞（今山西长治县）、邢（今河北邢台县）。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德（今山东陵县治）棣（在今山东惠民县南十里），入租税，沧（在今河北沧
县东南四十里）景（在今河北景县东北四十里）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得十二州”（李翱《李文公集》卷10）。总之，自安史乱后专门打击中央政权的藩镇及军人，宪宗都以武力及其它手段来一一征服，使之顺从中央的政令。这样一来，中央政权日趋巩固的结果，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势运遂复振兴，故史家称宪宗为中兴之主。 我们要问：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大唐帝国，为什么到了宪宗时代又复中兴起来？关于此点，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但运河之复能充分发挥连系南北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因素。
宪宗时代运河所以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阻扰的停止。上述贞元年间常常阻扰运河航运的汴州军乱，自贞元十六年韩弘在那里坐镇，大诛乱兵后，即告停止。自此时起，直至元和年间，位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汴州，既然不像过去那样时常发生兵乱，运河自可因畅通无阻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密切连系
起来。
为着要加强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政府除消极的制止汴州兵乱外，又积极的整顿江淮各地的财赋，以便每年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能有大量的增加。负责整理江淮财赋的人是程异。由于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的推荐，他亲到江淮诸道，取得各地方长官的合作，结果搜括到不少的财赋，以应付政府因征讨藩镇而激增的钜额经费的开支。因为要征讨藩镇，收复失地，
宪宗早就蓄积财赋，以应付随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起的钜额军费的支出。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份由淮入颍运往郦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外，其余大部份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着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份；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
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
运河航运既然跟着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
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
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返回首页
第六章 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宪宗元和年间以后，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又渐渐由密切变为松懈，其后更完全失却它的作用。在唐末运河不能把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形势下，大唐帝国遂跟着本身
力量的丧失而整个崩溃下来。
宪宗死，穆宗立。穆宗长庆二年（822-3），久已停止的汴州军乱又再死灰复燃；在过去不像汴州那样常常叛变的除州军队，也在王智兴的领导下，驱逐节度使崔群，往埇桥劫掠由运河向北输送的江淮物资。其后，自文宗大和（827-836）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60），“重臣领（转运）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总之，自长庆至大中年间，初时由于跋扈军人的阻扰，后来由于漕运人员的营私舞弊，运河每年的运输量又复锐减，从
而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
可是，这不过是运河运输能力降低的开始。其后到了懿宗咸通年间（860-874），一方面由于庞勋的切断运路，他方面由于漕舟的脆薄易坏，运河运输的效能更为锐减。在咸通时，因为南诏入侵西南边境，政府派遣徐州军队前往防御。这些军队因长期戍守，六年不得代，在庞勋的领导下，愤而在桂林作乱，自湘水入长江，下掠淮南，而返抵他们的老巢徐州。他们既然据有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便派兵攻陷南北交通要冲的都梁城，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其后庞勋之乱虽告削平，漕运船只又因制造费用的扣减而脆薄易坏，故运河
虽然重新打通，也因缺乏坚固耐用的运输工具而不能把南北密切连系起来。
复次，关于漕运船只的制造，自刘晏以来优给费用的办法，到了咸通年间又复废弃，以致造船者的生活大受影响，从而所造的船脆薄易坏，不堪航运之用。《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七月条云：“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懿宗死，僖宗（874─888）立。僖宗干符二年（875）五月，濮州（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里）人王仙芝聚众作乱。其后，黄巢应之。他们自山东河南间南下，到处焚杀劫掠，直至广州，然后北返，于广明元年（881）十二月攻陷长安。由于这一大群寇贼的侵扰，“江右海（唐大诏令集作淮）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旧唐书》卷19）。其后，再经毕师铎、秦彦、孙儒及杨行密等军阀的混战，以“富庶甲天下”杨州为中心的“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通鉴》卷259）。总之，自僖宗以后，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江淮财富，在寇贼与军阀的兵火交织之下，大部份都陷于毁灭的命运。这样一来，就是运河能够畅通无阻，每年能供它输送的江淮物资，也是有限得很了。何况事实上运
河本身也是同样的多灾多难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寇贼与军阀混战声中运河的景况。王仙芝及黄巢作乱不久，即以兵围攻宋州，以断绝运河的交通线。其后宋州虽告解围，但到了黄巢占有长安的时候，在徐州割据的时溥又南攻运河与淮河交叉点的泗州，以致运河航运又复阻绝。再往后，当黄巢之乱平服，僖宗返长安的时候，藩镇在各地割据之势已成，运河再也不能把南北连系起来了。 唐末在各地割据的藩镇，不独切断运河的运输线，以打击仰给于江淮财赋的中央政权，同时又因互相争夺地盘，以致破坏运河的水路。当日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因为要想取得江淮财赋，便屡次派兵南侵淮南，以打通运河，直达长江。可是，由于杨行密在淮南的防御，他每次用兵都没有什么成绩。昭宗干宁四年（897）十一月清口（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之役，更对淮汴两方的均势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由庞师古葛从周统率的汴军，驻于清口，因地势低下，为淮军自上流决堰纵水来攻，结果汴军大败，“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通鉴》卷261）。淮军在这次战役中既因水攻而获胜利，此后遂让运河溃决，变为污泽，以消弭敌人南下来打通运河的野心。这样一来，在过去二百多年把军事政治
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大动脉，此后便长期丧失它的作用了。
唐末运河交通阻绝，中央政权因此而受到影响。向来专靠江淮财赋来支撑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交通线的切断而得不到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然要大受打击；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开支的经费便无法筹措，甚至连卫国的战士也得不到衣粮的供应了。存在了二百多年的大唐
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
唐亡时，朱温虽然篡夺了帝位。可是，由于他的打通运河计划的失败，运河不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故他所建立的后梁，国势并不强盛。此后的后唐、后晋和后汉，亦复如此。 返回首页 第七章 北宋的立国与运河 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污泽后，淤塞而不宜于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而发荣滋长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大唐帝国崩溃以
后，朱温、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等虽然先后相继建国，可是，运河既因淤塞而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自要跟着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分离而势衰力微，从而规模也远不如过去的大唐帝国那样伟大了。 这种情形，到了五代末后周世宗时代（954-9），开始发生激剧的变化。“世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即瓦桥、益津及高阳关，均在今河北省）”，差不多削平了当日的重要藩镇的大部份，从而奠定了北宋大一统的帝国的基础。不特如此，因为他荡平淮南，在军事上完成了从前朱温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过去被切为两段而分隶于两个政治组织之下的运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达长江。因此，约在平定淮南的同一时间内，周世宗又派人大规模的整个治运河的水道，使它恢复运输效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以便在当日成长中的帝国又再复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机体。故我们与其说周世宗是五季末叶的皇帝，毋宁说他是北宋帝国的创始者。 运河既因疏浚而复通江淮舟楫，当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遂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重新连系起来。北宋立国的政策，与前代有些不同。宋初政府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释兵权，不使军人过问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因为要使这个政策继续有效，政府遂集重兵于中央，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便随时都能够镇压各地的叛乱。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剧增加起来。为着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日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 宋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着满足中央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汴州为首都，而名曰汴京或东京。由此可知，北宋帝国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开国的时候，因为要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政府遂集重兵于首都，以巩固中央。首都驻屯的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增起来。因此，为着要解决当日首都非常重要的粮食问题，北宋政府只好承五代之旧，建都于较便漕运的汴京，而不像唐代那样建都于距离江淮较远的长安和洛阳。
汴京所以能作北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汴京与运河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故淳化二年（991）六月运河溃决的时候，连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
运河与北宋立国政策及建都地点的关系，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运河如何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北宋政府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这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政府对于江淮钜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大，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重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份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当日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今江苏仪征县）、扬、楚（今江苏安淮县）、泗等州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责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般仓的米，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平时用作籴本来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
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此外，因为当日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由于上述的办法，北宋时代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至为可观。就中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国初未有定数。太平兴国六年（981－2），始制汴河岁运杭米三百万石，??至道初（995），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七百万石”（《宋会要．食货》46）。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1046），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不过就大体上说，在北宋时代，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它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当日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北宋中央政权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不独用来养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和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及陜西等路，以满足当日国防上的需要。因为北宋外患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西夏，而上述三路适当其冲，故政府在这些地方都配备了重兵，以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兵多了，军费的开支大为增加，绝非当地赋税收入所能应付，故政府不得不把一部份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上述三路，以供应那里因驻军的增加而起的庞大的需要。在三路中，河北与运河的交通较便，在那里因防御当日最大的外敌（契丹）而驻屯的军队又较多，故由江淮沿运河北运的物资，多输送到那里去。此外，在山东方面，当发生粮食恐慌时，政府也常把由运河北上的江淮米粮转运前往接济。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运河自唐末起曾经长期废弃不用，其中一部份甚至溃决变为污泽；其后到了后周显德年间，世宗平定淮南，打通运河，并加以开浚，才奠定了运河复航的基础；及北宋开国，运河遂重新成为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大动脉。北宋立国的政策，因欲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以中央集权为主。因为实行中央集权政策，政府须集重兵于中央，以提高中央的威望。中央驻兵既然很多，对于粮食的需要自然增大。为着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放弃建都于形势险要而漕运不便的洛阳和长安，而以处于运河旁边，南方米粮较易大量运到的汴京为首都。由此可知，北宋中央政府的驻在地点，实为运河所决定。自此以后，由于转般法的采用，运河每年北运的几百万石的米，和为数甚大的其它物资，构成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柱石。不特如此，运河年年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除用来支付汴京军政各费外，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等地，以满足因防御外患而起的军事上的需要；此外又有一小部份运往山东一带，以作赈饥之用。由此可见，运河与北宋立国的关系所以这样密切，主要由于它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从而发生一种力量，使北宋帝国在当日国际斗争的战场上能够长期站立得住。 返回首页 第八章 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到了北宋末徽（1101─1125）钦（1126─7）二宗时代，由于种种的原因，运河却渐渐丧失它这种连系南北的作用，以致中央政府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大量接济，而北方和西北的国防上的需要也无从满足。
北宋末年运河所以不能充份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自唐代裴耀卿改革漕运以来久已实行的转般法的废弃。崇宁三年（1104─5）政府改行直达法，即不顾沿途所经河道深浅的不同，由东南六路用船一直把米运往汴京去。这时政府所以把转般法改为直达法，主要由于发运司籴本的消失，和食盐专卖法之改为钞盐法。上面曾说，转般法所以能够有效的运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