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用来收买米粮，以便当各路因歉收而不能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真州等地的转般仓，而运河水长通航的时间刚刚来临的时候，仍然有米运往汴京去。及崇宁初蔡京执政的时候，其亲信胡师文为发运使，却把这一大笔原来用作籴本的钱作为羡余来献给政府，以致此后发运司没有钱籴米来代发，复次，当转般法实行的时候，政府在食盐方面又采取专卖政策来与之配合，故由各路运米到真州的船只，把米卸下以后，又可装盐回去销售。及崇宁二年，蔡京却把食盐专卖法改为钞盐法（或曰通商法），规定商人在汴京“榷货务买钞所”用钱买到盐钞后，便可到产盐地换取食盐，而转运往一定的地点来销售（《宋史》卷182）。这样一来，商人既然代替政府来贩运食盐，由各路运米到真州去的漕船，在归途中便只好空船行驶了。这未免太不经济，故转般法有改为直达法的必要。 直达法实行后，漕运的成绩却远不及过去转般法那样优良。东南六路与汴京的距离远较与真州等地的距离为远，而长江运河水道的深浅又各有不同。在这一段绵长的路途上，船只航行所费的时日自要加长，每年往返的次数自要减少，至于政府对于沿途航运的督察管理则非常困难。这样一来，运河的运输量自要因种种流弊的发生而激减。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漕运人员在路上稽留住滞，以盗卖他们船中所运的米，盗卖完了，便把船只凿沉，一走了事。复次，随着直达法的实行，运河沿线因储水而设立的水闸，开闭没有节制，结果运河又常因水浅而阻滞船只的航行。因此，自直达法实行后，运河每年由南方运往汴京的米粮，数量要大为减少。
约在上述直达法实行的期间内，运河又另外发生其它事件，足以影响到运米额的锐减。这时徽宗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艮岳，以供享乐之用。为着要满足他的政治野心，蔡京的亲信朱＃遂在苏州太湖一带大规模的搜集奇花异石，运往汴京，以取得徽宗的恩宠。因为这些花石的运输，政府特设进奉局于苏州，让他主持其事。他运输花石所用的船只。多特势取自原来运米的漕船，故此后供运米用的漕船便要大减。不特如此，当日的花石纲船既然大规模的纵横拥挤于运河上，这些剩下来运米的船只，在那里航行自然要大受阻碍。因此，除直达法的流弊以外，再加上花石纲的骚扰，运河每年的运输量更要激剧减小。 根据上述，我们可知宋末徽宗时代的运河，一方面由于自唐以来久已实行有效的转般法的废弃，他方面由于花石纲的阻扰，每年由南方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要远较以前为少。其后到了钦宗靖康年间，当金人入侵的时候，汴京因被围攻，漕运自然不通。再往后，运河上游的堤岸又因被盗贼破坏而溃决，以致河水干浅，阻滞了漕运船只的航行。因此，自徽宗以来运河每年运输量越来越小的情形，到钦宗时代遂更为严重，从而汴京及其它北方各地遂得不到江淮物资的充份接济。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份由淮入颍运往郦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外，其余大部份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着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份；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 运河航运既然跟着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
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返回首页 第九章 宋金对立与运河 北宋帝国崩溃以后，自隋以来的大一统的帝国遂长期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治组织。这时金国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土地，南宋则只保存着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宋金既然以淮河为界，在政治上互相对立，运河遂被切为两段，不复是连络黄河与长江的水道。这样一来，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间连系南北的作用便完全消失，从而陷于长期废弃的状态了。因此，当宋金对立时，运河在淮河以北的水道，因为水流断绝，完全堙塞，遂变为麦田，车马道路，或给人盖房居住。 不过，黄河与长江间的运河虽然因宋金的对立而不能沟通南北，它在长江以南由镇江到杭州的一大段，即隋炀帝开凿的江南河，在此时却成为南宋行都临安（即杭州）与全国各地连系的重要交通线。南宋政府赖以维持的诸路上供的财赋，大多数都要经过这条水路纔能运抵临安。因此，南宋所以能够偏安一偶，这一段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杭州位于隋修运河的最南端，南宋政府驻在此地时，多半须由运河至镇江入长江，然后纔能与所属各地取得连系。同时大江以下各地上供政府的物资，也要由镇江入运河纔能大量运往。由此可知，当宋金对立时，运河虽因被截为两段而失却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其最南对于南宋的立国仍有很大的贡献。这也许是隋炀帝最初开凿时所不及料吧！ 返回首页 第十章 结论 在唐宋数百年内沟通南北的运河，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客观形势的要求下产生出来的。隋唐大一统帝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虽然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北方生产事业的破坏，南方经济资源的开发，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既然与第一次大一统时有这样的不同，当日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以便因内在的坚强凝结而生出力量？隋炀帝开凿运河，正好满足这个新时代的客观形势的要求。 运河对于第二次大一统帝国的贡献，既然在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以便因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而发生伟大的力量，它与此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自然要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根据以上各章所述，我们可以说：当运河能够充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帝国便要随着构成份子凝结的坚固而势力雄厚，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因受到阻碍而不能充份发挥，或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帝国便随着构成份子的离心力的加强而势力薄弱，国运衰微。举例来说，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及宪宗时代，运河都能够畅通无阻，把经济重心的南方的物资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以支持中央的政权，满足国防的需要。因此，唐在安史乱前武功显赫，国势强盛，而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其后宪宗削平了跋扈已久的藩镇，也创造出中兴的局面。此后到了北宋时代，运河大体上也能充份发挥它的作用，故北宋帝国在当日国际斗争的战场上虽然较为退缩，但仍能长期站立得住。可是，反过来说，在安史乱后，唐末及北宋末年，当运河因被切断而不能把南方物资大量运往北方的时候，唐宋帝国便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力量削减，甚至灭亡了。此外，在宋金对立时，运河水道荒废，不能把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宋金自然也没有力量来对抗漠北新兴的民族，从而分别陷于崩溃的命运。由此可知，运河自隋代开凿后，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着实是非常密切的。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