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才出现了实际上的阅读群体。当音乐会这种艺术也商品化（入场费取代了赞助费）时，艺术拜托了社交的功能，变成了自由选择的对象。
18世纪典型的文学类型传记真正的文学起源，是书信的汇编（有人认为好的书信就是应该公布）
公民的行为处于相互竞争当中（表现为一种对抗外部敌人的表象形式）——而不是处于自己与政府之间的争执之中。
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不论是谁拥有立法权，都必须遵循已经确定的永久性法律，该法师由人民颁布并为人民所通晓的。
公众舆论试图为社会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性标准。
人性：爱、自由、教育
私有领域独立于私人领域之外，事实上它被深深地卷入市场需求当中。 资产阶级即是财产和人格的所有者，又是众人中的一员。私人领域中这样的矛盾也存在，或者说文学讨论中的作为私人的个人是否就其主体性的经验达成共识；政治讨论中作为物主的私人是否就其私人领域的管理达成共识？
在政治和文学这两种公共领域有可能是不重合的（如妇女），也有可能重合性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 可是公众舆论的自我理解中，公共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私人不仅想作为其主体表达共识，而且想作为物主确立他们共同关心的公共权力，那么文学领域中的人性就会成为政治公共领域发挥影响的中介。
作为物主的公众和作为人的公众的统一过程集中说明了资产阶级私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具有财产和教育双重特征。私人物主的宗趣和合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
第三章：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英国:
18世纪的英国，一些社会权力从批判的公众那里获得建议——等级议会逐渐转变为现代议会。
当时的社会冲突：已经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老一代利益与要为新的工商业开辟市场的新一代利益之间的冲突。较弱的一方把政治冲突引入公共领域。政党冲突甚至以这种方式渗透到无选举权的民众当中。
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新的阶段。报刊成为一种工具。 福迪被称为第一报纸撰稿人。为辉格党人的事业辩护。于是党派精神变成了公众
精神。
法国《绅士杂志》问世，报刊才成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谓第四等级的批判机构。（上升为一种制度）
下院的变化：信奉新教的事工商业市民为了维护资本利益，为1688年革命做出贡献，组成了准议会论坛。部分享有选举权。其中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拥有新闻机构。议会活动彻底公开化。
18世纪1785年，泰晤士报出现。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公众集会和政治结社。1792年，福克斯在众议院的演讲使公众舆论第一次进入议会。
7月革命两年之后，改革法案修改过时的选区名额分配，允许地位已经上升的中产阶级参与政治决策。（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都出自这个阶级）
法国：18世纪中叶，作为官方杂志的《法国信使》订阅量相当少。审查制度非常严格。
法国的资产阶级发展较薄弱。三级议会又长期不召开。新闻事业发展更加缓慢。
贵族推出工商业和银行业，认为追求利润不符合其身份（当时追求利润的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认为贵族享有免税特权和国王特许证，就不应该享有政治特权。（对于平等的诉求）
国王垄断着公共权力。政治批判意识兴起。三级议会被迫召开。
1791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补充了公共领域一条：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宝贵的人权之一。人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要对滥用法律所规定的这种自由承担责任。 １７９３年把集会自由纳入人权保护中。
不过之后封建王朝复辟。
德国：专制太严重。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和经济地位。公众领域一直是私人化的集会。
18—19世纪形成的各类民法典都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反复公开批判而形成的。（但是是官员起草的，他们语批判公民有联系。） 法律的确定使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解放出来。
法律不是意志，是理性。法治从根本上消除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目的是彻底废除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
真正抵制公共性原则的事国家行政机构。
体面的公共性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臣民都是防止下级官员玩忽职守的保障，因
此值得千方百计维护。
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活得了私人自律的资格，公共领域的产生也就有了保障。
建立法律的是理性而不是权威。
总结：意识形态的根源把角色（公众中的私人）和公众舆论中把财产所有者和一般人等同起来；法治国家把政治领域和文学领域等同起来；将统治和纯粹理性等同起来。公众舆论里，阶级利益通过公开批判具有了一种普遍利益的表象！！！公共性反抗统治却建立统治。这才是矛盾！
第四章：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与意识形态 任何善用理性的人都知道如何摆脱。
公众的批判舆论已经不仅仅是舆论了。
裁决民风者裁决声誉，裁决声誉者根据民风推出法则。
尽管真正的统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一种沉重的艺术，然而它与道德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因为只要双方互相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
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启蒙就是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无论如何，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
哲学家独立于国家利益之外，完全听从理性利益的引导。哲学家让政府加强监管，也知道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
理性的私下运用通常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并不会因此对启蒙的进步产生特别的阻碍。
普遍意志是一切法律的源泉，因此它不能损害任何人。只有全体人民的意志才是普遍意志，因为他们共同约束并且自我约束。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道德自我理解努力施展其政治功能。用私心建立起法律，但是却还要看起来像没有私心一样。绝对公正的资产阶级宪法本就是病态的和谐。
道德需要因果。
仅仅想消极迎合其他人的专横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反而应该诉诸暴力去积极影响这些人的专横意志。
政治的真正使命是使公民安于现状。
市民社会的弊端：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反而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是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的不平等。
利益的冲突不得不把公众舆论沦为众人的主观意见。主观性构成的是王权的概念。
沦为教育手段的公共性再也不是什么启蒙原则，也不是一片能够实现理性的领域。
马克思认为私人财产不会转变成个人自律。公共领域的欺骗性要求革命。
由于公民彼此相似，每个人都不倾向于盲目第信仰某个个人或者阶级。他们不是因为直观内容而信服，而是被迫信服。
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保障不再是公众的批判意识免受侵犯，而是防范公众自身对异己的侵犯。（穆勒提出代表阶层的公共领域）
公民是如何被剥夺权利：监督力量意志想把人们维持在一种孩提状态。
在托克维尔看来：税收不再是推动国家机器的手段，而是促进工业的主要手段。国家靠这样一种方法把公民的资本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因此，国家最终成了独一无二的垄断着，这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国家和社会彻底分离，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分开来，但是基本上不能维系持久，批判性的公共性逐渐消失。
第五章：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 国家干预社会领域，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领域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取代。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被破坏。被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取代。私人集合成了公众，管理私人交往的公共事务。
恰恰是民主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下去。斗争使工人的生活可以忍受，同时也保障了销售市场的开放。
国家深入干涉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私人机构具有半公共性质。（再政治化）
契约双方的不平等，即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关系消极了严格的契约关系的基础。
劳动关系改变：人越来越与机构而不是个人连接起来。（工业封建主义）
家庭日趋脱离了社会劳动的功能关系。（私人自律与其说在支配功能中，不如说在消费功能中维持了下来。）
公众的批判意识成了在封建化过程的牺牲品。社交中的讨论让位于共同生活的崇尚。
业余活动之所以没有政治色彩是因为它参与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从而无法建立一个从直接生活需求中解放出来的世界。
私人自律不再立足于私人财产的占有。
关于获取物的公共交往消失。公共阅读消失。目前，讨论进入交易领域。批判变称商品形式。批判成了行动的替代品。
将获得文化商品的条件降低至休闲水平。
易逝之物却已经久之物的外形出现。
社会心理学必然导致了人的多愁善感与对机制相应的玩世不恭，这自然限制了对公共权力的主观批判能力，即便在客观上这种批判仍然是可能的。
私人生活被吸纳到公共领域当中，公开化的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亦得以提升。
经过活跃群体的传播，新的媒体首先从社会上策扩展开来，并经由逐渐向下层社会群体渗透。下层群体需要从文化角度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
革命胜利，宪章运动失败，市民阶层掌握了权力，不再需要批判力量。文化阶层，尤其是文学创造着感到自己不再承担任何社会使命。在没有文化的阶层和不再需要他们的市民阶层之间，文化阶层感觉自己被完全孤立了。“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先前根植于市民阶级文化阶层中诞生出来。 知识分子的共识基础踏踏，受众又被资本分化了。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瓦解的线索：
1、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严格分离（公共领域由汇集成公众的私人构成）
2、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重合（再政治化过程，国家化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化的国家领域相互渗透，无需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作为中介，公众的使命被其他社会机制取代，比如社团组织、政党，这些机制从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和均衡）广大无产者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占领，到这了国家和社会的重叠。 批判的公共性遭受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 公共讨论和立法规则之间消亡了
3、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消解私人领域（批判的、同质的，私人的公众基础消消解；侵入公共领域的是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斗争。（例如：以前的议会大会时相互讨论，现在的议会就是投票） 法律失去了普遍性和真实性：批判中达成的共识让位于非公共的拖鞋或者直接贯彻的妥协。（统治的合法性不能保证）公共性不再担负有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责任。
第六章：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